編導語：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中醫文化理論的確是以春秋至秦漢時代為理論奠基和成熟時代，中醫四大名著有兩個版本，一是《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難經》，另一是《黃帝內經》《傷寒論》《神農本草經》《金匱要略》，總之我們老師是推薦我們看這一時期的中醫書籍，明清的基本就不用看了。藏象學說是中醫的關鍵，其涵蓋五臟藏神尤以心藏神明統領一切臟腑為人體內外部達到陰陽平衡而協調工作。所以說，以腎為主，是以偏概全的，五臟是相互關聯聯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對疾病，中醫看法是陰陽失調導致的不平衡狀態，因此辨證論治，是哪裡陰陽失衡，又該如何以五行相生相剋來治療達到陰陽平衡，是古代中醫的樸素唯物思想。
“腎的研究”這一課題（包括腎虛、腎陽虛、腎陰虛等），始於20世紀50年代末。該課題首先從腎陽虛入手，提出中醫的腎陽虛患者在西醫臨床上有“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現象”。以後，該課題還圍繞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甲狀腺，性腺三軸內分泌系統，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在此以後的數十年裡，它作為中西醫結合研究中醫的思路與方法的樣板，至今仍然主導著中醫科學研究的方向。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醫界開始有人對“腎的研究”所代表的科研思路及方法提出了質疑。陸廣莘教授曾經說過：要中醫研究，不要研究中醫。他的意思是，從中醫自身的實踐和理論出發，為豐富和完善中醫的科學研究，叫中醫研究。而研究中醫則是無視中醫既有的理論和實踐，把中醫學術體系作為被研究的對象，用西醫的觀念和方法加以扭曲的做法。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顧問楊維益教授針對“腎的研究”先聲奪人地指出：“中西醫結合在理論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們應當要重新考慮”，“幾十年的光陰，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錢……如果仍舊堅持既往的做法，不斷向無底洞交學費，中醫科研還會有光明的未來嗎”。
從讀楊教授新作那一天起，就深刻地感覺到對中醫科研進行反思、走出誤區，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容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為此，本文依據1981年1月出版的《腎的研究》和1990年5月出版的《腎的研究（續集）》，從自設跳板、閹割在先、棄中就西、欲西非西、實驗不實、假設更假、殃及池魚、大道不孤8個方面，對“腎的研究”進行剖析。文中的剖析在當代中醫科研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稿後亦未在內地發表，今刊於此（編輯按：此指該文來源《中華中醫藥報》），以求正學術界同仁。
自設跳板
《腎的研究》一書是圍繞該課題的文獻彙編，該書一開頭便收錄了他們自己所寫的“祖國醫學有關‘腎’的歷代文獻綜述”（以下簡稱“綜述”）一文。這是一篇曲解“腎”藏象含義的綜述，是為自己預定的實驗研究自設的一塊跳板。
綜述在其引言中說，“在藏象學說心、肝、脾、肺、腎五臟中，尤以腎為人體最重要的器官，稱為‘先天之本’。由於腎的作用特殊，通過臨床實踐，‘腎’與‘命門’的理論逐漸發展，至‘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它藏府（附註，中醫文獻中之藏府，不應寫為臟腑，下同），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似乎在“遠遠超出其它藏府，而有主宰生命”意義的這一個“腎”上，只要“研究”出“結果”來，甚至就可以“主宰”中醫的一切了。
1、“腎”藏象含義的曲解
為了表明該研究的繼承性，綜述對秦漢時代、隋唐時代、北宋時代、金元時代、明代關於腎的論述做了闡述。
毋庸諱言，春秋至秦漢時代是中醫理論的奠基和成熟時代。《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難經》等經典醫著，都成書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的理論架構，至今仍然是中醫理論最基本的內容。從藏象的角度，綜述根據《黃帝內經》的論述，把腎的作用概括為9個方面：出伎巧，藏精，藏志，主生長髮育及衰老過程，主骨生髓通於腦，其華在發，主耳，開竅於二陰，合於三焦和膀胱。綜述對腎的疾病，概括為11個方面：為恐，勞力、入房傷腎，盛怒傷志、恐懼傷精，聚水為病，為欠、為嚏，腰脊病，腹大、腹脹，色黑齒槁，厥冷，發無澤，經脈之證。應當說，這些概括與《黃帝內經》的精神大體相近，與當代通用的高等中醫院校教材第一版至第五版的《內經講義》《中醫學基礎》《中醫基礎理論》關於腎的表述也基本相同。
然而對於“腎的研究”的研究者來說，綜述的真正目的並不在這裡。研究者為了說明歷代“對‘腎’的認識看法不一，直至明代才基本達到統一”這樣一種觀點，在“金元時代”和“明代”的兩節中，斷章取義地把當時一部分學者對於“腎”與“命門”的爭論，歪曲為“腎”理論“直至明代才基本達到統一”。這個說法當然不對了。
第一，金元時代到明代，註釋《黃帝內經》的專著近70種，對“腎”的闡釋沒有異議，應當視為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第二，清代註釋《黃帝內經》的專著170餘種，對腎的認識也是一致的，並不是“直到明代才基本達到統一”之說。
第三，明代關於“腎”與“命門”之爭，主要是對藏象的“有形”還是“無形”方面的爭論。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是人們在粗淺的解剖觀察影響下，對藏象概念的一種困惑，或者是走出困惑的一段插曲。澄清“腎主真陰”“命門主真陽”的實質之後，這段插曲也就終結了。還是《黃帝內經》原來的腎主真（元）陰、真（元）陽的“腎”。明代之前不存在看法不一的問題，明代的爭論也沒有達到研究者所說的“統一”。
第四，從明代到1956年以後的全國高等中醫院校各版教材中關於腎的表述，也可以說明綜述關於“腎的認識……直至明代才基本達到統一”說法，並沒有改變中醫在“腎”的認識上始終如一這一歷史事實。
第五，研究者所推崇的腎主“真陰真陽”之說，在《黃帝內經》關於“腎”的藏象功能所主裡早有明示。腎主藏精、主水、生髓主腦，即所謂真陰；腎出伎巧、藏志、主生殖發育、司二便，即所謂真陽。這原本是以腎的藏象含義為基礎，對自身的功能所主在屬性意義上的劃分。況且，中醫所講的五藏，每一藏的功能所主皆有陰陽之分，不只是腎才如此。在中醫藏象學說中，每一藏的功能所主和所主功能的陰陽屬性，是藏象內容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古今無別，各藏皆然。而且，陰陽之說，無處不在。諸如人身之陰陽、各藏之陰陽、藏府之陰陽、氣血之陰陽，其含義各不相同。必須在功能所主的前提下講陰陽，陰陽才有其特定的含義。
第六，離開了腎的9個方面具體的功能所主來講陰陽，那就將腎本來豐富、具體的含義簡單化、抽象化了。抽象化的腎陰、腎陽，作為腎的功能所主的具體含義被沖淡了；沖淡了功能所主以後再談腎陰、腎陽，也就將腎的本來含義簡單化了。所以，綜述中“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它臟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正是把腎的含義簡單化、抽象化以後，研究者自己產生的一種錯覺。試想，心為全身的“君主之官”，脾為人身“後天之本”，肺為“相傅之官”“氣之本”“主一身之治節”，肝為“將軍之官”主全身氣血之通調。如果拘泥於字面上看，五臟中的每一藏似乎都是“主宰生命的概念”。因此按照研究者的邏輯，人身豈不變成五個生命的主宰了嗎？這當然也不是中醫藏象學說的原意。
2.關於腎的“病證”
研究者為了給以後的“症候群診斷模式”找到跳板，在綜述中特意列入了“歷代腎的病證”一項。稍一留意，便可以看出其中矛盾重重。
第一，中醫病名確定的原則與西醫不同。總括起來，大體有兩個方面：一是以綜合性的病機命名，二是以典型的臨床表現命名。這裡的“病證”二字，分不清是病機的含義，還是臨床表現的含義。
第二，中醫的臨床診斷是對疾病在各個階段上具體病機的判斷。在中醫診斷的全過程裡，病名只是醫者對疾病做病機診斷之初，所提示的一個題目而已。因為證候是疾病的臨床表現，病機是疾病發生、發展、變化的根據或本質，故病機判斷才是中醫臨床診斷的核心與最終目的。也就是說，證候是疾病的表象，不是疾病的本質；儘管表象反映著本質，但表象絕不等於本質；只有通過對錶象取精去粗、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地進行分析，當認識到病機之後才算抓住了疾病的本質。張仲景在其《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所有各節的篇名都採用的是“辨××病脈證並治”這一種形式，其用意就是要突出“辨證求機”裡這一個“辨”字。以示人通過辨的求索，認識病機，抓住本質。所以，腎病的病機也有陰、陽，寒、熱，虛、實，表、裡之異。這是對腎病進行臨床診斷時的關鍵。而綜述淡化了關於腎的病機診斷意義，突出了臨床表現的診斷地位，這無疑是對中醫臨床上辨證求機、由證到機過程的本末顛倒。
第三，研究者在其後的診斷裡，把腎病分為腎虛、腎陽虛、腎陰虛3種。但是綜述在“歷代腎的病證”表格中，卻不以上述3項病機為綱來分類，而是不加分辨地將所有“病證”混在一起。這裡除了表明研究者“重證輕機”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呢？
基於上述，這一“綜述”存在著3個問題。其一，它離開了《黃帝內經》以來中醫關於腎的一貫論述，丟掉了中醫理論中腎的全面性、真實性。其二，綜述結尾部分的“歷代腎的病證”表，充分證明了作者以含混的“病證”形式來代替腎的藏象、病機的主觀傾向性。這一點，研究者在其後已有證明。其三，文獻綜述的基本要求是，綜述者必須忠實於既定時間跨度之內的全部文獻。但是，綜述帶著有色眼鏡或個人的既定想法，假文獻綜述之名而達到說明自己既定想法之實。這就背離了文獻綜述的科學使命了。
按照文獻綜述的基本要求，該綜述確實不能稱之為文獻綜述。這一點，研究者自己肯定更明白。因此不難看出，研究者是要藉著這一篇綜述，對文獻進行擬意中的剪裁、曲解，以便把自己的既定的想法，提升為科學模樣的預設。如此以來才可能借著這種預設，冠冕堂皇地把中醫的病機診斷，扭曲為“症候群診斷模式”。上述的種種曲解，是有目的的鋪墊，是為下一步對中醫病機診斷的閹割或者偷樑換柱而自設的一塊跳板。
閹割在先
邁過了自設的跳板，“腎的研究”就開始對中醫腎病的診斷，大肆閹割或者偷樑換柱。
繼綜述之後，研究者通過該書中的“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腎虛”一文，推出了一個“症候群診斷模式”為基礎的“腎虛診斷標準”。這裡症候的“症”，相當於西醫學裡所至的症狀，與中醫的證候並不相同。儘管這個標準在其後“腎陰腎陽中西醫結合辨證論治原則的初步探討”和“祖國醫學腎的研究總結”兩篇專論中有所修改，但是“症候群診斷模式”這一基礎，並沒有改變。
所謂“症候群診斷模式”，就是以一組臨床表現為指標，當見到相應的那些臨床表現時，便可以對疾病做出診斷的那麼一種形式。
經過幾次修訂的“1978新試行腎虛辨證標準”中，首先這樣規定：只要具備腰脊痠痛，脛酸、膝軟、跟痛，耳鳴耳聾，發脫枯悴，齒搖稀疏，溺有餘瀝或失禁，性機能失常（夢遺、陽痿、滑精）這七項中的三項，就可以將其診斷為腎虛。然後，再見到主要標準中畏寒肢冷，面目虛浮，舌淡胖嫩、苔潤三項中的二項，和次要標準中夜尿頻多，便溏溺清，脈微弱遲三項中的一項，就可以進一步將其診斷為腎陽虛。這個標準貌似簡單明瞭，實則是對中醫疾病診斷過程的肆意閹割。
1、閹割了中醫的病因病機學說
如前所述，中醫的辨證是針對疾病過程中表現的證候，依據病因病機的理論，通過綜合性辨析，以認識疾病病機的思維過程。所以說中醫基礎理論中的病因病機理論，是中醫臨床辨證的根本依據。照研究者的診斷模式，見到幾項主要臨床表現和幾個次要臨床表現所組成的“症候群”，便可以給這一“症候群”直接貼上具有中醫病機含意的腎虛標籤。這就意味著中醫的辨證以求機，從此就被改變為“見症知機”了。由“辨”到“見”，表面上僅一字之差，但是它不僅違背了“透過現象認識本質”的基本哲學原則，更重要的是把中醫的病因病機學說從臨床診斷中徹底閹割了。
就是說，見到一組“症候群”，便可以對疾病做出診斷，那麼辨證以求機就是多餘的了。由此，辨證所依據的病因病機理論也同樣是多餘的了。可見由“辨”到“見”這一字之變，便輕而易舉地使中醫學的發展史倒退了兩千五百多年，一步退回到《黃帝內經》之前對證治療的時代。這樣以來，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論原則和以其為指導的中醫臨床思維統統被閹割，只剩下盯著一組“症候群”的所謂診斷了。
2、閹割了中醫的藏象經絡學說
病機學說是以藏象學說為基礎的。病機學說被閹割以後，五藏六府，精、氣、神，十四經、十五絡，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繫的一系列學說，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中醫學理論，是對人的生命過程和防病治病的規律性的總結。這些規律性的總結，更是臨床診斷治療的根本依據。像“症候群診斷模式”那樣，如果看見一組“症候群”就可以對複雜的疾病做出最終診斷，臨床看病不就是香港賽馬會的中“六合彩”——手持著彩票，眼望著屏幕，對上了六個數字，就去拿獎券一樣簡單了嗎？如此一來，豈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對號入座地當中醫大夫了嗎？汗牛充棟的中醫典籍，讀書萬卷的中醫學家，還有什麼用處呢？作為中醫生理學的藏象和作為中醫病理學的病機被閹割之後，中醫也就壽終正寢了。
另外，聯繫到綜述一文關於“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它臟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的說法，腎主宰生命，則同樣主宰五藏六府；腎有真陰、真陽，則腎陰、腎陽也是人的生命主宰。如此，整個中醫的全部理論，就剩下了一個腎，一個腎陰腎陽。當研究者的這個大目標實現的時候，也就是全部的中醫理論只剩下一個腎的時候。那時候的藏象經絡、病因病機學說統統變為多餘、化為烏有。中醫學豈不徹底退回到太初的混沌之中去了嗎？“辨證理為本，論治法為先”，歷經數千年實踐檢驗的中醫基礎理論閹割掉了，那還會有中醫學嗎？
3、閹割了證候的完整性和非特異性
第一，關於證候的完整性、真實性問題。證候來自於四診，也需要中醫基礎理論啟示下的理性再現。臨床中要想把握完整真實的證候，必須從以下6個方面著眼：
其一，因為證候與人的生理特點、心理特點、生活習性以及土地方宜、四時氣候、社會環境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不可忽視同一病機在不同人、不同情況下的證候差異性。
其二，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深刻地感覺它。所以，不要忽視證候在理論中完整再現的問題。換言之，當臨床中對一個疾病的病機作出初步判斷時，基於這一初步病機，還可以新發現許多一開始被忽視或與初步病機不相當的臨床證候。而這些新的證候認識更有助於把病機診斷推向極致。所以中醫基礎理論丟掉之後，臨床所見的證候將不會完整、不會真實。
其三，證候的真實體現，有時也存在於醫者“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直覺頓悟之中。這一點很難在“症候群診斷模式”顯示出來，而望診和切診中卻常常如此。
其四，中醫臨床中“異證同機”“同證異機”的情況十分普遍。故證候的真實性，常常體現在辨證論治的理性思維中。
其五，證候的真假問題。比如，臨床中“內真寒外假熱、內真熱外假寒”，“大實有羸狀、至虛有盛候”等情況亦不少見。只有通曉中醫基礎理論，特別是病因病機學說，才可以能動地分辨該證候的真假及其臨床意義。
其六，證候在疾病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透過病程而查知證候演變中的相互因果聯繫和異時連續關係，是證候的動態特性辨識時不容忽視的又一關鍵。
以上六個方面，在“症候群診斷模式”中，是無法規範到“診斷標準”之中的。質言之，完整、真實的中醫臨床證候，在“症候群診斷模式”的標準中，被肢解、被閹割了。
第二，證候的非特異性問題。
中醫臨床上的證候，對於病機來說，都是非特異的。這一點，在西醫的症狀與病理診斷之間也是這樣。就是說，同一個證候往往會出現在不同的病機之中，不同的證候也常常出現在同一類病機之中。前文所講的同證異機、異證同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把非特異性的證候視為特異性的指標，並以其為制訂診斷標準的依據，這就明顯違背了證候的本質特性。這不僅在中醫的理論與臨床中行不通，而且西醫的《症狀鑑別診斷學》也不會認同的。怎麼能將這種脫離中西醫理論的診斷標準，作為中醫科研成果加以肯定呢。
比如：診斷腎虛的7項標準中的腰背痠痛、脛酸跟痛，常見於風寒溼痺、飲邪內盛、風寒感冒、脾虛溼困、正氣不足、勞倦太過等；耳鳴、耳聾，多見於肝火偏旺、陰虛火旺、痰溼阻滯等，腎陰虛時多見而腎陽虛時不常有；發脫枯悴，多見於血虛以及大病之後的氣血兩傷之人，而腎虛之人並不典型；齒搖稀疏，多由於胃火、風火、陰虛血熱等，作為腎虛標準也不典型，至於平日保護失當或老年之人則另當別論；性機能失常，有因於肝、因於溼等情況，並非皆屬於腎虛；尺脈弱，多出現在下焦有關諸病，或寒、溼、痰、飲、瘀等多種邪氣所致之病。如果按照研究者的標準和規定，將7項中的腰背痠痛、脛軟跟痛、脈沉弱這三項同時告訴你，你能斷定此人必屬腎虛，而不屬於脾虛溼困、寒溼凝滯、風邪鬱表、邪盛正虛、飲邪氾濫等病嗎？
再如：診斷腎陽虛的主要標準（三項）和次要標準（三項），也是脾、肺不足，氣虛，寒溼為病時的常見證候，並非腎虛所獨有。
由此可見，由“症候群診斷模式”的編排而形成的中醫辨證標準，同時閹割和篡改了中醫臨床證候的非特異性。
上述剖析和論證已經說明，在研究者的實驗研究還沒有動手之前，中醫的理論核心便在幾個回合的文字遊戲之中，被抽去了靈魂，拋在了一邊。
其實，研究者一開始的觀點就是這樣。《腎的研究》一書所載的“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腎虛”一文，一開頭便開宗明義地說，他們在研究中醫的時候，不是“侷限於從某一個病上找尋和探討治療的法則和機制”，而是“用現代科學方法從許多疾病中找尋共同規律”。這就是說，研究者的頭腦裡並不認同中醫既有的共同規律，所以才在自己認同的西醫規律中為中醫尋找出路。然而中醫與西醫的規律本不相通，於是就對中醫既有的規律（理論）大加閹割。這難道是推動中醫學發展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嗎？
然而，研究者把中醫的核心理論閹割之後，表面上看似乎可以通行無阻了。不過研究者沒有想到，當中醫的核心理論閹割後，研究者接下來的實驗研究，已經沒有任何必要了。被研究者閹割了的那個腎，也已經失去了中醫的理論意義了，再去研究中醫的腎，豈不是自我浪費？其實這時候，擺在研究者面前更大的自嘲式的難題是，中醫的腎被閹割之後，研究者所聲稱的中西醫結合的根基，也就完全垮掉了。這些問題，研究者當初不應該想不到吧。
棄中就西
當中醫的藏象經絡、病因病機、證候特性和辨證論治被閹割、被篡改之後，接下來進行的，只能是用西醫的方法，把這一項所謂的“研究”加以包裝，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種非中非西的怪物。
1、關於“證候群診斷模式”
這裡引用梁茂新教授關於腎研究的總結，“腎本質的研究（包結腎虛證、腎陽虛證、腎陰虛證）始於50年代末。從腎陽虛證本質入手，首先發現腎陽虛證患者24h尿17-羥皮質類固醇（17-OHCS）降低，提示腎陽虛證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經過6個階段對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下丘腦-垂體-甲狀腺，下丘腦-垂體-性腺三軸內分泌系統進行了長達10餘年的研究，先後涉及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內分泌系統、神經系統等多個系統，支氣管哮喘、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神經衰弱、紅斑狼瘡、妊娠毒血症、功能性子宮出血、潰瘍病、結腸炎、風溼病等多種疾病。採用了尿24h17OHCS、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2日靜脈滴注試驗、ACTH測值、SU-4885試驗、血11-羥皮質醇（11-OHCS）晝夜節律試驗、總三碘甲狀腺原氨酸、總甲狀腺素、促甲狀腺素、促甲狀腺素釋放激素興奮試驗、睪丸酮、雌二醇、促黃體激素與絨毛膜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交叉反應以及促黃體生成素釋放素興奮試驗等多種試驗方法和指標，並對具體證通過補腎藥治療進行佐證。還進行了相應的動物實驗研究”。
研究者如此這般的研究，當然是想給“症候群診斷模式”下的腎陽虛，找到西醫病理意義上的“金指標”。所以上述研究，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西醫病理診斷的觀念、內容和方法。其實研究者應該知道，這裡所進行的，正是用自己設計的實驗研究，來徹底廢掉自己在前邊設定的“症候群診斷模式”。
第一，當腎陽虛的西醫病理“金指標”真的找到之後，“症候群”就像症狀在西醫診斷中的意義一樣，只能成為西醫臨床診斷的入門線索或嚮導而已。到了這一步，研究者作為診斷標準的一組“症候群”，還有什麼規範、標準的價值呢？
第二，腎陽虛的西醫病理“金指標”找到之後，腎陽虛三個字則完全蛻變為失去中醫本來含義的，從屬於西醫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一種不倫不類的異名詞。這時候，你可以對中醫說，腎陽虛的現代化客觀指標是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而面對西醫，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就是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既沒有對西醫減少什麼，也沒有對西醫增加或結合進來什麼。這樣的結果，顯然是棄中而無益於西的自我表白。
第三，問題真正的癥結在於，在這些“金指標”面前，研究者的腎陽虛和為腎陽虛設定的“症候群診斷模式”就變得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了。中醫的理論，甚至包括當作標籤使用腎陽虛、腎陰虛等名詞術語，也統統蕩然無存了。
2、關於藥性歸屬
研究者認為，“補腎是作用在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上”的；“補腎藥能保護腎上腺免受抑制”；“補腎藥通過腎上腺（或腎上腺以上的系統）發揮其考地松樣作用”；“補腎藥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根據這些結論，中醫的補腎藥，可以視為通過腎上腺發揮其考地松樣作用的藥物，或者其本身就是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的西藥。那麼，中藥的四氣、五味、升降浮沉、歸經、功效等理論，在這裡也就完全化為烏有了。
3、診斷指標棄中就西
《腎的研究》一書幾處提到，“哮喘患者不論有無腎虛症狀，都至少有潛在的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的情況，都適合於補腎”；只要在“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情況中，雖然腎陽虛症狀並不顯著，也可以採用溫補腎陽而顯著提高療效”。這就更露骨地說明，只要從西醫診斷上證明有“潛在的”或者明確的西醫病理上的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不論有無中醫腎陽虛的病機，不論有無中醫腎陽虛的證候，都可以按照西醫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指標，放心採用補腎助陽藥。顯而易見，“腎的研究”到這一步，研究者在綜述裡苦心定下來的腎陽虛“症候群診斷模式”及其標準，也真正、完全變成了標籤，或者過河之後再由自己親手拆掉的一道破橋。
談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思考另外一個問題。這種自設跳板又自廢跳板，自己搭橋再親手拆橋，閹割中醫後再自我捨棄的研究，已經向人們做了再清楚不過的自我證明——原來研究者苦心求索的，就是要“棄中就西”。
欲西非西
作為中西醫結合的科研，如果最終走向棄中就西，就應當對西醫發展有所益處。但是現在看來，“腎的研究”可謂兩邊不靠。在理論上棄中之後，研究所認識的藥，至今40年過去卻沒有為西藥所認同。
1、補腎藥與西藥不同軌的問題
研究者認為“補腎藥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那麼，研究者還應當從以下的任何一方做進一步研究。第一，把補腎藥進一步提純為藥物化學意義上的西藥，並以西醫的藥物化學為標準，說明補腎中藥之提取物與腎上腺皮質激素相同，或者進一步比較其優劣。第二，以中醫中藥的理論為標準，說明腎上腺皮質激素與補腎中藥的相同或者優劣。
從中藥西藥化的角度來看，研究者必須在藥物化學的框架內，揭示出補腎藥的化學成分、化學結構以及藥效學原理，才可以與腎上腺皮質激素在“同軌”的前提下，進行比較和評價。但是，由於研究者沒有接著進行中醫補腎藥與西藥同軌的研究，因此這項研究並沒有達到“欲西”的目標，等於半途而終。
2、邏輯和臨床驗證的問題
如果“補腎藥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那麼作為可以站得住的假設，它至少應與中西醫的相關理論與實踐相融合。
在西醫臨床中，對於急性細菌性、病毒性感染引起的高熱不退，西醫常常同時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或促腎上腺皮質激素，以達到控制感染和發熱症狀的效果。這些急性感染性發熱症狀，在中醫臨床看來多屬於正盛邪實的實證、熱證。而面對實證、熱證，中醫不會用附子、肉桂、巴戟天、鹿茸、仙靈脾之類的溫陽補腎中藥。從邏輯上講，如果認為“補腎藥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用大量腎上腺皮質激素必然會“表現為相火過旺”“陽盛耗陰”等，那麼在中醫臨床中的實證、熱證，或者在西醫急性感染性高燒不退時，便不應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或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反之，則說明中醫臨床中的實證、熱證，患者肯定不是腎陽虛，但同樣也會出現“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功能低下”。這便無可掩蓋地曝露出“腎的研究”一個重大的不能自圓其說的缺陷。
研究者作為腎虛佐證觀察的無排卵性功能性子宮出血、支氣管哮喘、妊娠中毒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症、紅斑性狼瘡、神經衰弱等疾病，在使用補腎藥的同時，是否有設一腎上腺皮質激素的對照組，以證明激素也有相似效果呢？
西醫在腎病綜合徵中，當出現有中醫認為的濁溼阻滯、痰壅血瘀時，也常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那麼回過頭來，讓中醫對濁溼阻滯、痰壅血瘀證也使用補腎助陽中藥，這在中醫上能講通嗎？與此類似的一連串的病、證、藥、效關係，“腎的研究”都應沒有相關的對照研究，並做出令人信服的佐證來。
可見，關於“補腎藥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的說法，中醫中藥不能認同，西醫西藥也不能認同。而且，它與從中藥材中提取有效化學成分的其它西藥，如青蒿素、麻黃素、聯苯雙脂、黃連素等相比，其中的差距還很大。如果說“腎的研究”對西醫發展有所益處，看來也是一句遙遠的空話。
實驗不實
實驗不實，即實驗研究做假的問題。這裡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1、前提不實
“腎的研究”與其它學科的基礎研究有兩個根本性的不同。它是以西醫的實驗研究方法，把中醫的腎作為研究對象的所謂“研究中醫”的課題；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醫研究”，即以中醫自有的哲學方法、系統方法來研究中醫自身的學術問題。它在開始做實驗研究之前，先對中醫的腎連續進行了自設跳板、閹割在先兩次虛假的假設，此時所研究的腎，已非中醫腎的原貌。因此前提不實這一點，是實驗不實的最主要的問題。
這裡再討論實驗不實，有兩點還需要說明。這類的實驗，是還原性方法為前提的實驗，而不是哲學方法、系統方法為基礎的實驗。中醫屬於系統性科學，它所選擇的是系統性研究方法為基礎的實驗。用還原性方法研究系統性科學的問題，這在人類科學史上還不曾有過先例。該實驗的目的很明確，即要以近代實證科學的還原性方法、標準來說明中醫的腎、腎虛及其治療，與西醫有關生理、病理、藥效之間的同一性。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各不相同的兩個學科之間，提出這種研究的本身，就是科學常識所不能容許的做法。所以往後的問題，自然是研究者無法避免的苦果了。
2、指標特異性不足
梁茂新教授在書中分析：17-OHCS指標作為探討腎陽虛證本質的特異性指標，以及作為提示腎陽虛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中下丘腦功能紊亂的結論，有待進一步考察和進行重複實驗重新加以認定，並且多項指標亦說明該指標已不具備特異性，其作為診斷腎陽虛證的特異性指標的地位已經動搖。在以往的腎虛證本質研究中，雖也採取了科學研究中的對照原則，但設立的對照組大都不夠完善。其研究結果，只能說明採用的指標與無證型及相對應證型組間的差別。由於未設其它各髒虛證對照組，因而不能確立這些指標在五臟虛證中的特異性地位。
梁茂新教授的有關分析均說明研究者所謂的“金指標”其實含金量極低。
3、結論表述不嚴密
比如，“腎的研究”進入第五階段，在該書“腎陽虛病人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的全面觀察”一文的小結中說，“腎陽虛病人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上，具有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亂”。顯而易見，這裡沒有說明確定的部位、程度以及紊亂的具體特性。作為科學研究的結論，不應當這樣講。
再比如，“腎的研究”到最後的第六階段，在“腎本質研究的國內綜述”一文的最後才說：“腎虛的辨證標準有待統一，這樣有利於以共同的尺度來驗證科研成果”。可見，“腎的研究”在自己研究的第二階段使用的“腎虛診斷標準”不規範、不統一，其研究成果也是無法“以共同的尺度來驗證”的。那麼，研究者對自己在第二階段至第六階段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成果評價，則完全靠不住。把這種靠不住的東西一次一次寫入《腎的研究》一書去介紹、推廣，並一次一次受到評獎表彰，不知研究者有何想法，作何解釋。
4、自相矛盾
研究者在該書“中醫補腎法治療支氣管哮喘的研究”一文中強調，“腎陽虛者表現尿17羥值低下，但是尿17羥值低下者不一定表現為腎陽虛”。然而又說哮喘患者“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情況中，雖然腎陽虛症狀並不顯著，也可以採用溫補腎陽”。這種自我對立的說法，研究者當作何解釋？
從《腎的研究》一書的書名，無疑指該課題研究的內容包含整個中醫的腎。而同名的書一改再改，一版再版，到1990年出版續集時，其實只是就中醫的腎陽虛這一個方面做的一些有限的工作。腎陰虛很少研究，中醫的腎所包含的更廣的內容，至今還遠遠沒有涉及。如此，多次出版的《腎的研究》，顯然有自相矛盾、自我誇大的不實之嫌。
5.解鈴、系鈴
基於上述，“腎的研究”在“棄中就西”這一環節上所進行的實驗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第一，該課題持續20多年，而各類觀察的樣本數量少，設計不嚴謹，所立的指標特異性不強。這些基本問題，研究者理應抓緊解決。
第二，這一問題出現於該課題研究的早期階段，更需要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課題進行如實評估，以填平自己給自己挖下的陷阱，免得讓後人重蹈覆轍。
第三，人類醫學模式的變化，當代系統科學的發展，文化多元時代的腳步，都在催促著中國的中醫科研工作應當做全面的反思。長期處於樣板、導向地位的“腎的研究”，更需要主動帶頭，儘早反思。
解鈴還須繫鈴人，歷來如此。如果研究者通過認真反思，早一天向學術界直陳究竟，終止誤導，也是對中醫科研的一種貢獻。科學研究本來就是崎嶇小路上的艱苦攀登，或者叫一種苦澀的嘗試。重要的是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對自己、對社會負責任的精神，當然也包括公開承認該項研究失敗的勇氣。所以系鈴與解鈴，意義同樣重要。
假設更假
假設缺乏科學性，是“腎的研究”最大的前提性錯誤。下面從3個方面加以說明。
1、科學假設的若干原則
第一，關於提出假設的兩個前提。假設亦稱假說，它是對事物存在的原因或者規律性，而作出的有根據的假定或說明。假設絕不是猜想和主觀、唯心的思辯。假設是科學發展的形式，是科學理論形成的重要階段。在科學活動中，假設的提出有兩個最根本的前提。
假設的建立首先離不開實踐。即必須在大量觀察、實驗的基礎上，掌握大量有重要意義的、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材料。中醫學是以哲學、系統性方法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而機體反應狀態則是通過四診所獲取的有重要意義的反映生命活動本質的事實、材料。如果我們要對中醫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理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則必須在已有的理論基礎上提出新的假設。按照假設構成的條件、假設的修正、假設的驗證等邏輯原則，新的假設不能與已有的科學理論相矛盾；新的假設應當很好地解釋已有的事實，並能推出可在實踐中檢驗的判斷；新的假設決不意味著原有假設所獲得的事實材料和檢驗結果完全作廢。所以，對於中醫理論進行補充、修改的科學研究，應該切實把握好兩條原則，一方面，不能背離中醫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這一實踐內容。另一方面，不能漠視中醫經歷了數千年醫療實踐檢驗的成功事實，更不能抱著輕視、懷疑的態度，而把中醫藥學（而不是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作為研究或藉以提出假設的對象。
提出假設的另外一個前提是，假設離不開各種邏輯方法。即假設的提出和對假設的驗證，需要運用各種邏輯方法和推理形式。假設建立的過程也是各種推理形式綜合運用的過程，不得有任何主觀想象和臆測的成分。
第二，假設和科學的關係。假設和科學，是理論思維發展的兩種主要形式。兩者既有密切的聯繫，又有嚴格的區別。任何科學理論的建立，最初都必須經過假說階段。科學永遠是人類認識真理長河中所得到的相對真理，它的發展過程，也是在不斷掌握更多事實材料中，不斷提出新假說、不斷驗證和修改已有的理論，以使科學日臻完善的過程。
假設與科學的區別在於，假設是科學的前奏，它是和科學活動聯繫著的，具有推測性的有待檢驗的一種解釋。它可能有一定的客觀真理性，但並不等於說它的基本內容都是真實可靠的。而科學則不然，科學的主要原理及其核心，一定是在實踐中重複檢驗的真實可靠的理論。而且，在科學理論的發展、完善過程中，它的基本原理依然是不會動搖的。所以在一個具體學科的發展中，假設也不能與已有的科學理論相矛盾。
明確假設的邏輯原則以及假設和科學的關係之後，以此來看“腎的研究”的問題，大體可歸結為兩個方面，概括起來即“連續三假設，貫穿一條線”。
連續三假設
“腎的研究”中第一個假設，即“自設跳板”。研究者無視從《黃帝內經》到當今大學教材中中醫有關腎的一致性的表述，這是不對的。
“腎的研究”中第二個假設，即“閹割在先”。研究者把中醫在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假設為“症候群診斷模式”。在研究者的診斷模式裡，診斷腎陰虛、腎陽虛所依據的主證、次證，與中醫八綱辨證體系裡辨別總體性的陰虛、陽虛時，其證候表現基本雷同。換言之，研究者的腎陰虛、腎陽虛，與人在總體上的陰虛、陽虛相互混淆了起來。中醫的“腎”在研究者的“症候群診斷模式”裡，被簡化得面目全非。
“腎的研究”中第三個“假設”，是中醫的腎，“可能”“類似”西醫的腎上腺，或者與內分泌相關的垂體、下丘腦、性腺。應該說，數十年中西醫結合名義下的中醫基礎研究中，用可能、類似、近似、大體等含糊不清的詞彙，在中西醫兩個醫學理論體系之間互相偷換概念和命題的邏輯錯誤，司空見慣，俯拾皆是。從“腎的研究”著手實驗的第一步，便把該實驗定位在西醫的腎上腺，從這一點來看，就足以說明研究者早已把中醫藏象的腎，和西醫臟器的腎看成類似、近似的東西了。
前面講過，科學的假設離不開實踐和邏輯方法。如果假設不是在實踐中，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望文生義、主觀猜想中，那麼這種連讀性的假設，便連續性的失去中醫理論的本來面目。古往今來的科學研究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連續性假設這種做法。它是當代的中醫“科研”的獨家“專利”，是主觀隨意性無限放縱的結果。
貫穿一條線
既然連續性假設不會構成科學的假設，研究者又為什麼執著地這樣做呢？因為“腎的研究”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中醫西化”這樣一條主線。正是因為頭腦中中醫西化的思維定勢在先，研究者又沒有真正搞清楚中醫與西醫在基礎理論層面上的本質區別，於是便陷於盲目的主觀想象和臆測。因此，實驗不實、指標作假，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結局了。
這裡所謂的實驗，對於中醫西化思維定勢在先的研究者來說，其實只不過是擺給外行人看的一種虛假模樣或者一種表面玩術而已。這樣做，在實證科學的現代潮流中，既容易使外行人相信中醫西化的合理性，又能堵住中醫界多數人的批評。然而在科學上，一旦出發點錯了，往後的一切都將是站不住的。
正如《腎的研究》一書在“祖國醫學‘腎’的研究總結”一章中多處所講的，“不論有無腎虛症狀”，只要“垂體-腎上腺系統興奮性低下”，“都適合於補腎”，“可以採用溫補腎陽”。這類說法，就是研究者對“腎的研究”中，貫穿著西化中醫一條主線所做的自我證明。
綜上所述，依靠西醫診斷指標來用中藥，是貫穿於“腎的研究”的終極目標。透過研究者自己對自己終極目標所做出的自我回答，對於長期為“微觀辨病與宏觀辨證相結合”和“四診客觀化”而陶醉的人來說，應該看到這條道路盡頭的結局了吧！
殃及池魚
“腎的研究”在中醫科研上造成的長期、嚴重的誤導，誠可謂影響廣泛、殃及池魚。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忽視了對科研的檢驗問題。
1、對科學研究的檢驗
“連續三假設，貫穿一條線”的“腎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學原則，有兩個檢驗標準，第一是實踐，第二是邏輯。
人是理性的動物，是天地萬物之靈，世界上最複雜的生物莫過於人。因為崇拜近代實證科學的實驗，企圖把人類生命的一切現象都歸結為物理學、化學的方法來解釋，這在西方叫做“近代科學主義”。這一點，西方的西醫學家經過漫長的實踐，比中國人顯然明白了許多。於是20世紀70年代，西方社會首先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的綜合性醫學模式。與此同時，西方的西醫學家重新重視傳統醫學，提出了“迴歸自然”的時代呼聲。在醫學發展的這種新形勢面前，中醫研究者卻頑固地沿著西醫的老路，固執地用西醫生物醫學的模式，對中醫進行改造。腎的研究者以及所有堅持中醫西化立場的人，應當看到人類醫學發展的大趨勢，應當對中醫西化的做法認真檢驗一下才是。
檢驗一種假設或者一種研究是否合乎科學邏輯，最簡單的辦法，即習慣所講的“出得來、回得去”。所謂“出得來”，是指這一假設與研究來源於實踐，並與已有的科學理論在總體上相一致。所謂“回得去”，是指新提出的假設，應當能夠更好地解釋已有的理論和事實，並能在實踐中經受檢驗。然而當研究者把腎陽虛之“毛”，貼在了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這塊西醫之“皮”上的時候，即使研究者想回去，卻已經沒有可回之路了。面對實踐和邏輯的檢驗，對於這種與自己高喊的政治口號完全相背的“回不去”的研究，研究者不應該再沉默下去了。由錯誤的出發點選擇了錯誤的研究方法，必然導致出錯誤的結果。在科學研究上，從來不怕犯錯誤，可怕的是不知反思，知錯不改。
要說研究者沒有想到科學的檢驗，恐怕也不是事實。“腎的研究”至今侷限於腎陽虛一隅，為什麼研究者提到的腎陰虛、腎陰陽兩虛很少觸及，中醫腎的其它大量內容更沒有涉及呢？從後來“腎的研究”按兵不動的事實來看，研究者一定心有所思。其實，明智的選擇應該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開誠佈公地從實踐和邏輯上進行自我剖析。因為實事求是既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態度，也是科學區別於偽科學、假科學的重要標準。
2、誤導的危害
今天討論“腎的研究”，是因為40多年來它給中醫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太大，而且至今還在繼續。這裡隨手舉一些例子，以供參考。
有的先把生於心、藏於肝、統攝於脾的中醫之血，假設為西醫的血液；再把中醫的氣血理論假設為西醫的血液流變學，這樣，“高黏狀態”的西醫有關指標也就成為假設中的中醫“血瘀證”的診斷標準了。
有的先說中醫的“脾”“大體就是現代生理學中消化道的生理功能”，中醫的“脾虛”自然就是西醫的“消化功能不足”，再用“症候群診斷模式”把一組證候命名為脾虛，然後再對這一組“症候群”以生物化學酶、免疫學的變化來解釋。
有的先把中醫的“脾主肌肉”假設為西醫的“肌肉”，再把中醫的“四肢乏力”假設為西醫的“肌無力”，這樣，中醫治療脾虛的“補中益氣湯”便可以假設為西醫治療“重症肌無力”的有效方藥。
有的先把中醫的“心”假設為西醫的“心臟”，再以“症候群診斷模式”把中醫的“心氣虛”，假設為“冠心病”的某一種情況，然後經過“實驗”以作出“心氣虛”是“左心室功功能不全”的結論。
有的先把中醫的“肺”等同於西醫的“肺臟”，再以症候群診斷模式把中醫的“肺氣虛”，假設為“慢性支氣管炎”“肺心病”“肺氣腫”的一種表現，然後把肺氣虛解釋為西醫X線檢查、肺功能、血液流變學、細胞能量代謝、植物神經功能、微量元素、免疫學等方面的改變。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針對“腎的研究”，楊維益教授有一段十分感人的話：“首先，我要責備自己為什麼在做學問方面不多下些功夫，以致在中醫研究方面走了這麼長時間的彎路。
其次，如果研究者在當時能夠認真些、嚴謹些，不要下太早的結論，全國也許不會將這種研究途徑作為中醫研究的榜樣而進行全面且長時期的跟隨”。中醫科學研究隊伍裡，需要多一些楊維益這樣的教授。如果“腎”的研究者能夠有楊教授這樣的境界和胸懷，全國中醫科研的狀況，肯定不會陷入今天這般窘境。
大道不孤
“腎的研究”的問題，在中醫的科研上具有普遍性。通過“腎的研究”的剖析，我們應當在全局性的角度做兩點思考。
1、產生中醫西化研究的原因
產生中醫西化研究的原因之一，其實是一個哲學的問題。這就是當代在近代科學主義氾濫的思潮影響下，人們把物質的特殊屬性、結構形態的學說絕對化了。
當代哲學中所講的物質，其實就是傳統哲學中習稱的事物，亦即萬事萬物。當代哲學關於物質的定義是：通過感官感知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實在。這一定義的核心項，即客觀實在。而傳統哲學中事物的本質特點，也是客觀實在。據此，中醫學面對的生命過程中整體層次上的運動狀態（證候）是客觀實在，西醫學面對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的結構和形態也是客觀實在。兩者不存在哪一個對，哪一個錯的問題，而是中、西醫兩者所面對的關於人的客觀實在互不相同而已。
當代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根本性的偏見是：其一，把複雜的、整體性的、生命過程中的人，與自然科學中關於物質的特殊屬性、結構和形態學說相混淆。其二，企圖把複雜的生命過程，歸結為簡單的物理學、化學現象來解釋。其三，把以上兩種誤解，至今奉為生命科學與醫學的絕對信條和唯一標準。
“腎的研究”就是從找尋中醫“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而起步的。顯而易見，研究者心中的物質，是扭曲、狹隘的物質觀，是貼著物理學、化學信條和標準的物質觀。而人類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事物（即萬事萬物）展現的“萬有”或“存在”亦即自然、社會、思維領域的一切客觀實在。這才是大科學觀所面對的以客觀實在為依據的事物觀。然而在被扭曲的、狹隘的物質觀面前，中醫面對的人在生命過程中的運動變化狀態，就變得與之格格不入了。於是就必須對中醫加以改造不可，而且這種愚昧的改造至今仍然美其名曰“科研”。
產生中醫西化研究的原因之二，是以行政管理與學術口號取代了中醫的自身規律。這一點，也就是習慣上常說的學術問題行政化、口號化，或者以行政管理包辦學術發展。
用西醫的觀念、原理、方法來發掘中醫，是20世紀50年代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確定下來的。因此以“腎的研究”為代表的中醫科研工作，始終運行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管理習慣模式之下。而且這一“研究”還是在“中西醫結合是發展中醫的唯一途徑”的口號聲中，被推為中醫科研“樣板”的。
行政管理與學術口號相互交織在一起，至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在這期間，政治的、經濟的、學術的、功利的、官僚的、慣性的、極左的、墮性的、人事的、體制的、部門機構的等，亂麻般地糾纏為一團，由此釀成了至今斬不斷、理還亂的中醫西化。這也是導致中醫西化半個多世紀的“腎的研究”，至今仍然供奉在中醫科研“神壇”上的主要原因。
2、應當共同站在敬畏生命的至高點上
要不要繼續堅持中醫西化，這是中西醫兩種醫學體系並存並重前提下必須認真討論、籌劃的重大原則問題。不應當因為“中西醫結合”這一提法出自某一權威者之口，於是就成為擺在科學麵前的不可動搖的教條，並以此成為庇護違背大科學觀、大醫學觀的中醫西化的藉口或理由。從楊維益教授前言所講的情況來看，中醫西化這一致命錯誤不僅是研究思路方法的錯誤，更是醫學科學研究者情懷與境界的問題。
什麼是醫學科學研究者情懷與境界呢？在天地萬物之中，人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黃帝內經》中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每一位從事醫學工作的人，不僅要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救死扶傷的道德修養，還要有敬畏生命那麼一種宗教情懷。
一方面，醫學是直接維護人類生命的科學，而自然科學以及經濟、法學、農學、藝術等，當屬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的科學。生命與生活相比，醫學無疑是更嚴肅的科學，是全社會上更應當高度重視的科學。自覺地站在敬畏生命的置高點上，是養成嚴謹治學態度，提升一個人道德情操的內在動力。筆者在教學中常常對學生們講：人乃生靈醫因貴，道出岐黃德為基。因為人是生靈，醫生才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所以醫生既要有高超的醫術，更要有高尚的醫德。在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懷之下，個人的名利得失、辛苦勞累當然不應該成為羈絆一個醫學工作者的精神枷鎖。
另一方面，中醫是世界上理論體系最完整，臨床療效最可靠，實踐經驗與治療方法最豐富的傳統醫學，也是可以與西醫媲美的唯一的傳統醫學。一個人站在敬畏生命的至高點上，就會對自己從事的文化、科學、醫學產生一種自然而然的敬畏感。這種敬畏，與學術上的墨守成規、固步自封完全不同。一個站在前人肩膀上前進的學者，不會忘記作為人梯的前輩。深受數千年積澱的中醫學知識薰陶的中醫學子，對數千年來創造中醫學的歷代前輩，應當油然而生敬畏之情。而這種敬畏，自然會化生為提升文化精神、科學態度、醫學責任的自覺行動，並理性地逾越個人的名利得失。
科學研究是走在學術發展前沿的勞動，是學術進步的連續不斷的過程。在這種勞動和過程中，出現錯誤和失敗是極其正常的現象。將錯誤、失敗儘快地轉化為動力，錯誤、失敗也就由此轉化為貢獻。倘若不知轉化之理，那就是錯誤的錯誤，失敗的失敗了。這裡講的是遇到臨床錯誤或失敗時的態度與方法，其實也隱含著值得人們深思的拯救生命的哲理、大道。
由此可見，敬畏生命、敬畏醫學科學的這種情懷與境界，既是醫學研究自身內在的大道，也是醫學研究人員應當具體的精神修養。人類醫學的未來需要中醫與西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更需堅守中醫藥學的科學基因。聯繫到前文討論的大科學觀、大醫學觀，我們堅信中醫藥學，大道不孤，先須復興，才有未來的發展。
本文摘自《中華中醫藥雜誌》，2016年11月第31卷第11期，由作者授權發表。作者/李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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