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研读经济学上的巨著、经济学科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先生的所著《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我比较了解的有三个著名的版本（另外的版本不多赘述），一个是早期被誉为“清末输入欧洲文化的第一人”的严复所译的《原富》；一个是1930年我国知名学者郭大力、王亚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另一个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杨敬年老教授在90岁高龄翻译的版本。我有幸拜读的是杨敬年教授翻译的《国富论》。
《国富论》开篇第一章讲的便是劳动分工。
我们都知道，社会上有不同的职业，有的人做木匠，有的人做铁匠，有的人教书，有的人演戏，有建筑工人，有文秘律师......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职业？从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因为不同的学历，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那么，如果由此追溯到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大家都是一样的“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他们是否一开始就拥有如此明确的分工呢？是否就已经确定好了谁该干这些，谁该干那些？如若不是，又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他们“进化”出了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换句话说，导致劳动分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和逐渐的结果，它归结于人性中某种倾向，是出于人的自利心，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物物交换的倾向。
我们可以幻想我们便是在几千年前的中华土地上，我们的祖先过着以打猎为生的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的生活便是要不断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求，饿了便自己去打猎，屋子坏了自己建，需要弓箭自己造......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的祖先付出自己的劳动而获取。
起初，大家都外出狩猎获取食物以满足自己的温饱需要，有的人猎取得多，还有剩余，他便想用自己剩余的食物换取别人的弓箭；有的人获得的食物比较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他需要制作比原来更多的弓箭去换取（假设他做弓箭做得很厉害），然后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用制作的弓箭去换取来的食物比他自己去狩猎所获取的食物还要多。同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建造自己的屋子，而外出狩猎者或者制作弓箭者可能“分身乏力”，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需要把自己猎取或制作更多猎物和弓箭，然后用“多余”的部分去交换以满足自己“有地可住”的需求，建造房子的人发现他为别人建房子比自己去打猎或者去制作弓箭获得的更多或者更简单，于是他便开始以建房子为他的主要“工作”。
这样一来，每个人出于对自己最优方面的考虑，自然而然地有的人去打猎，有的人去做弓箭，有的人则去建房子。劳动的分工便在这种人类的“自利”心理和物物交换倾向的“诱导”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劳动分工以后，许多好处涌现出来。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熟练度。当人长期专做某一件事的时候，熟能生巧，不管开始有多么生疏，常年累月的不断操作下，“死的也能变得活了”，熟练程度自不在话下；第二就是当每个人各司其职的时候，无形中节约了很多的时间，其中包括诸如场地转移浪费的时间，重新投入一项工作浪费的时间等等。例如染布厂中，如果仅有一个工人，那么他把原料布处理完之后又要将布拿去染缸，放染料，搅拌等等，又取出，除水，定型，验布，打包，出货.....这过程中工作场地不断变换，去取材料，染料，开关水......来回走动浪费时间。同时研究表明，你自己也可以察觉到，一个人从一项工作切换到另一项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定下心来，真正投入，这过渡的时间也是一种浪费；最后一个是机器的改进。当一个人只专做一项工作时，每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的上。因此，他们总会想办法找出完成这项工作的更为简单便捷的方法，于是，便有了发明。例如，最初的蒸汽机常常要雇用一个男孩，当活塞上升或下降时，就去打开或者关闭汽锅与气缸之间的通道。有一个贪玩的男孩注意到，用绳子把开闭这个通道的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关闭，于是他可以自由地去和同伴玩耍。
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分工的意义尤为重要，尤其对于工厂而言。“在每一种工序中，只要能采用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就能成比例的增长”。
而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和合作挂钩的。一个人完成的工作量远远比不上几个人合伙来完成，并且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需要面面俱到，样样俱会，有有很多事情根本完成不了，而如果是集合众人之力，每个人只需要完成整个目标的一小部分内容，这样分工合作，便能够更快更好的实现目标！
閱讀更多 青春那點事dy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