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书展请来了2001年诺奖得主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1932年出生的奈保尔，此时已经显得老态龙钟，长期的旅行，让他显得疲惫不堪，再加上不断地赶场，密集的活动和对谈，参加《大河湾》中文版的首发式，他只能由他的夫人推着轮椅，一并行进。那大概就是我对奈保尔的最初印象，说句不好听的，那次书展之后，就觉得接下来的几年，大概我们再也见不到奈保尔了。在书展期间，还听到过一个段子，在活动结束，即将回国的时候，奈保尔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他可能以后再也没机会来中国了，他想在回国之前游历一下上海。邀请方立刻安排了车辆，让奈保尔来了一趟上海一日游。
获悉奈保尔去世的消息后，我的脑中总是反复出现这个段子。对游历的激情，大概是奈保尔在写作之外最大的爱好。他十一岁的时候就梦想成为一个作家。这种对写作的激情是由他的父亲赋予的，他的父亲，西萨帕德·奈保尔自学成才，是特立尼达殖民地的一个记者，也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但终生对文学的痴迷不改，他向年轻的奈保尔灌输了对文学的抱负。十八岁，奈保尔靠政府的全额奖学金去了牛津大学读书，学习英语。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走出去，他知道外面有个更遥远的世界，而他生活的殖民地世界只是它的一个阴影。在英国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是一个异乡人，生在英国的殖民地，来到了宗主国求学，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在后来的集结出版的《奈保尔家书》中，他反复提及的都是一种如影随形的空虚感，“我觉得我正在一条两头都被封死的隧道中挣扎。我的过去——特立尼达，还有我父母的命运，被我抛在脑后，我没有能力帮助任何人。我的未来——尽管不怎么样——是整整四年之后的事”。
四年之后，他去了伦敦，怀揣着作家梦，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BBC加勒比频道找了一份兼职，开始给《新共和》杂志写书评，维持生计。奈保尔的第一本书《通灵的按摩师》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但是因为没有出版的机会，他只能继续写自己的第二本书《全民选举》。对一个年轻作家来说，大多数尝试性的写作都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奈保尔当然也不例外，他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他对写作有着某种模糊不清地认知，但依旧困惑。比如小说就是虚构和编造的东西，但同时又应该是真实的，要取材于生活，如何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他后来逐渐琢磨出了小说的某种写法，按照他的定义，小说就是对虚构的部分扬弃，或者说，我们要透过一部虚构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实，这才是好小说。正是在《米格尔街》，他的第三部书的时候，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取材，回忆家乡的人物和故事，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和想象力的加工，最终完成了十七篇家乡的人物肖像。这本书1959年出版之后，助他获得了第一个文学奖，1962年的毛姆奖。
但是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缺乏经验是必然的事情。我们的人生阅历不足以支撑足够多的自传性的写作，所以写上几本书之后，素材就觉得用空了。当然，对很作家来说，重复利用同一种素材，进行各种变形的书写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他的文学野心自负到无法在同一种素材中重复寻找写作的灵感。这就是奈保尔转向了游记写作的一个动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成年生活几乎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在那些地方，我是个异乡人。作为作家，我无法超越那种经历。为了忠于经历，我不得不写一写处在那个环境下的人。我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式，但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个约束。如果仅仅依靠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我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写作了，尽管我自学了叙事性散文，对世界和人充满了好奇心。”
1960年9月，奈保尔回到家乡特立尼达进行三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受当地政府委托和建议，让他写一部关于加勒比地区的非虚构作品，这就是奈保尔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游记《重访加勒比》。当然，重新开启一种写作形式也并不顺利，他说他开始搞不定这些形式，他不知道如何为了写作而旅行，旅行，就好像自己在度假，然后挣扎着寻找故事。但是，逐渐地，他发现自己在写作游记上的天赋。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他写了无数游记：《幽暗国度》《黄金国的没落》《印度:受伤的文明》《信徒的国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我们的普世文明》等等。他会在游记中运用学会的写作技巧，透过多种印象了解人类的核心故事。这些游记，在我看来，高于大多数奈保尔的虚构作品，这些游记所留下的关于多种文明，尤其是殖民地文明的记录，大概是许多固守书斋的作家难以企及的。
奈保尔之前有许多作家也都写过游记，比如赫胥黎、劳伦斯、伊夫林·沃等等，但是奈保尔自觉地将自己与他们区分开来，他说他们都是来自宗主国的作家，而他是来自一个殖民地的居民，他在殖民地游历的时候，就相当于回到了家乡，他的眼中没有新奇和陌生之物，他的触目所及，就如同从远处打量自己社区形象。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浸入式的观察，让他的写作对身边的那些腐败、落后、人民，都带有一种责之深，痛之切的深恶痛绝。还是借用另外一位作家，也是《纽约书评》新任主编伊恩·布鲁玛的话说得更好，奈保尔写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亚洲的书，不属于旅行文学的另一大类型——自我表现型。奈保尔笔下的世界，全靠他的双眼和双耳。他嫌弃大而化之的概括，他听人们说话，不光是他们的观点，还有他们的语调，他们对词汇的精确选择，甚至他们的闪烁其辞。他的双眼同时记录下一切，服装、姿态、表情、那些能让他进行精准白描的物理细节，就像一个鳞翅目学专家研究蝴蝶。然后他那警觉、从不感伤、对浪漫主义矫情充满怀疑的大脑会对这些细节观察进行过滤。
布鲁玛发表的这番评论，主要针对的是奈保尔的传记《世事如斯》。这本传记2008年出版之前就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奈保尔此时已经功成名就，他是英国文坛的“移民三雄”之一，他拿过毛姆奖、布克奖，还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2008年，随着他的这本传记出版，人们发现了他的另一面，他公开承认招妓、他承认自己有过情人，他不但家庭暴力，还虐待妻子，奴役情人，他对自己的私生活毫不讳言，授权传记记者帕特里克·弗伦奇调取自己的任何文件来完成传记，而且丝毫没有改动。他的私生活变成了文坛的一大丑闻。但是对奈保尔来说，坦白自己的污点并不是为了获得原谅，他只是觉得应该如此，这是属于他自己创造的一种神话。也许这就是他想表达的，一个作家归根结底并不是他写下的书，而是他创造的神话，而神话存在于保存者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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