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5日，前美國陸軍中國外交官John F. Sullivan發表署名文章《孫子兵法新譯本：我們還能從這塊化石裡榨出什麼東西？》，現由學術plus編譯中文全文僅供參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觀點不代表本機構立場。

作者：John F. Sullivan

編譯：學術plus 譚惠文

原載：https://thestrategybridge.org

《孫子兵法》

Sun Tzu：“ The Art of War”

儘管英語世界很晚才接觸到孫子的《孫子兵法》，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本書一下子流行了起來。目前至少有40個英文翻譯文本，書店的書架常常是堆滿了各種版本的《孫子兵法》，這些年來，《孫子兵法》已經深入西方讀者並指導他們如何利用孫子哲學的力量在戰爭，商業，感情，生活乃至是高爾夫球場上為他們出謀劃策。

儘管有大量的翻譯，但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仍是Lionel Giles在1910年首次出版的開創性作品。在塞繆爾格里菲斯1963年版出版之前，他的書仍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唯一廣泛使用的英文版本。繼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包含古代軍事文本和碎片的墓葬的重大考古發現之後，漢學家們重新對這一主題產生了興趣。來自Roger Ames，Ralph Sawyer，John Minford和Victor Mair等學者翻譯了更新的版本，並大量發行。

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將如何影響世界安全問題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只會更加激起人們對從中國聖人那裡學習的興趣，因為其中很有可能會隱含著北京當代的軍事戰略。從2000年開始，這個簡短的論文的十幾個新翻譯版本進入了現在擁擠的領域。最新的一版譯本是由新西蘭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彼得·哈里斯（Peter Harris）以滿足當下讀者的需求。

但是，如果比較這些不斷更新的版本，儘管在翻譯方面並沒有什麼太大的紕漏，但在充分解釋軍事戰略意圖上，仍存在一些重大缺陷。

與之前的譯本不同，哈里斯提出了一個清晰的文本版本。為了使作品現代化，他的翻譯去除了早期譯本中的中國風。有些翻譯“天”為“heaven”，哈里斯翻譯更接近自然界概念，即為“sky”或“weather”。孫子所稱的“三軍”， “哈里斯簡化為”全軍“（whole army）。在第11章中，孫子通過使用生動的類比來引用一種長期被遺忘的蛇。大多數譯者傾向於保留中文名稱“率然”（《孫子·九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 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但Harris翻譯為更口語化的“Speedy”。總的來說，這兩種翻譯都沒問題，但哈里斯的翻譯更適合現代讀者。

在第6章，哈里斯將“無形”翻譯為invisible，即是使對手看不到自己。但顯然“without discernible form”的譯法更為準確，雖然字面繁複，但當過度簡化文本時，也會把文字中微妙的區別簡化掉。這種微妙的區別可以參考孫臏在公元前342年馬林戰役期間的著名戰略，他命軍營連續三晚點燃越來越少的爐灶。敵軍指揮官龐娟則誤認為這是大規模撤軍行動，並肆無忌憚地率領一支小型先鋒隊襲擊孫斌的軍隊，然而卻遭到了致命的埋伏。由此可以看出，“無形”的意圖本身並不是隱形，而是明顯給人一種“形式”的印象。

正如“孫子兵法”中所設想的那樣......“奇”和“正”的概念完全基於敵人對自己行動的期望，而不是行動本身。

在第5章中，孫子介紹了一種模糊的概念，即將qi（奇）和zheng（正）方法結合使用，以獲得優於敵人的優勢並獲得勝利。譯者找到了多種用英語表達這兩個術語的方法，包括：非正統和正統/unorthodox and orthodox （Sawyer），間接和直接/ indirect and direct（Giles），或驚喜和直截了當/surprise and straightforward（Ames）。哈里斯選擇把“奇”作為“非正規戰爭” “irregular warfare” 而正則理解為“正規”“regular” 。這種譯法顯然是不恰當的，因為在現代使用中，非正規戰爭指的是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之間衝突。正如“孫子兵法”中所設想的那樣（後來又在其中擴展）在孫斌的軍事論文中，“奇”和“正”的概念完全基於敵人對自己行動的期望，而不是行動本身。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非國家如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伊斯蘭國），打非正規戰爭，是一種使用孫子術語的“正”

方法。如果美國突然發現自己正在抵抗來自伊斯蘭國家軍隊的常規聯合武器攻擊，那麼是“奇”，或意外。因此奇和正不應翻譯為正規和非正規。

總的來說，哈里斯的譯本是一個有可讀性很高、非常凝練的版本。比較多種英語版本，文字上的分歧屢見不鮮。比如孫子根據第3章所述的力比評估建議採取的行動。（《孫子兵法·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戰之，敵則能分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雖然大多數譯者都認為應譯成：當我軍十倍於敵軍時用包圍戰術；五倍於敵軍則攻打之；當我軍力量是敵人的兩倍時，他們對孫子意圖的理解就不那麼統一了。比較以下兩個翻譯：

哈里斯的翻譯：If you are double his size, divide yourself up.

Mair 的翻譯：Divide the enemy when one has twice the number of his forces.

看同樣的原始文本，這些譯者都得到了完全矛盾的解釋，但他們的分歧無獨有偶。與兩位歷史評論家杜牧和張裕（分別來自唐宋時期）的兩位歷史評論家相比，賈爾斯和格里菲斯也有著同樣的分歧。

758年戰役繪畫，清朝擊敗了準格爾。（維基）

其實，即使是當下的中國母語譯者有著諸多類似的翻譯分歧，所以這不僅僅是因為翻譯能力有限或西方人無法滲透東方思想的微妙之處。與此相反，這正是反應了中國古漢語模糊性特點。古代漢語寫作很難與當下的語言精準對應，因此某個關鍵點的翻譯不同就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原作者的意圖。

這種文字的模糊性導致哈里斯對《孫子兵法》裡一個重要觀點的理解。這個觀點認為戰略目標是不是通過暴力破壞對方，而是使對方保持其完整性同時戰勝它。孫子評論員馬克·麥克尼利（Mark McNeilly）認為這是《孫子兵法》“最首要的”原則，該原則中的所有其他原則都只是實現它的手段。這個觀點源自第3章的第一節，《孫子兵法·謀攻篇》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In general with the art of war, it is best to keep the enemy’s state intact. The second best is to destroy it.

一般而言，戰爭藝術最好保持敵人的狀態不變。第二好的是摧毀它。

但是在1965年對格里菲斯翻譯的批評中，漢學家DC Lau認為這是對原始中國人的誤解。Lau認為這段文字真正含義應該被解釋為：“最好保持一個人自己的完整狀態。/“It is best to preserve one's own state intact.”

如果正確的話，這將從根本上顛覆我們對此書的認識。

哈里斯認為：因為保護敵國是最高的戰略目標，非暴力方法對於實現這一目標絕對至關重要。
Lau認為：如果條件允許，非暴力手段當然是最佳戰勝方式，但如果敵人頑固強烈地拒絕屈服，那麼也不排除使用暴力的手段取得勝利。正如克勞塞維茨諷刺地指出：“侵略者總是熱愛和平（正如波拿巴總是聲稱的那樣）; 他寧願以和平的方式接管一個國家。”/The aggressor is always peace-loving (as Bonaparte always claimed to be); he would prefer to take over our country unopposed.”

儘管分歧眾多，但翻譯《孫子兵法》仍意義重大。我們也應不斷提醒自己，我們正在處理一份精彩且最終有問題的文件。真理依舊存在於古老的典籍中。一切困難和不完美都不應該阻止我們尋找潛伏在表面之下寶藏。

雖然極盡翻譯所能，但在基於歷史的文本解釋上仍顯得不足。在我們達到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建議以更加懷疑的眼光和更細緻的方式來面對這部經典。

衛彼得雷烏斯將軍（美聯社）

在21世紀的視角下再來看《孫子兵法》，我們很容易被誤導相信我們自己的學說與《孫子兵法》的哲學觀點趨於一致。在他對哈里斯翻譯的前言中，大衛彼得雷烏斯將軍暗示他和孫子有類似的觀點。

翻譯研究中發現，孫子不會讓下屬獲得戰略行動的整體意圖，或是允許他們獨立執行決策。在第11章中，孫子指出“[指揮官]可以矇蔽士卒的耳目，使他們對軍事計劃毫無所知；戰法經常變化，計謀不斷更新，使人們不能識破。“《孫子兵法·九地篇》是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在同一章中，他後來繼續描述指揮官在內心深處理想的領導力量的方式：

他的行為就像牧羊人驅趕著羊群，羊群自然不會知道他們下一步會去哪裡...... 他指揮軍隊，是通過讓士兵承擔任務，但卻沒有告知原因。

彼得雷烏斯將軍宣稱通過遵守《孫子兵法》中所討論的原則，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如果漢尼拔遵循孫子的指示“留下一個被包圍的空白軍隊逃脫，“我們早就忘記了坎尼會戰。如果尤利西斯·S·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注意到他的警告“不要讓對手陷入困境”，我們今天可能只記得他只是眾多內戰指揮官中的一員。如果美國駐伊拉克部隊選擇服從該文本的重複命令，僅依靠掠奪入侵國家來維持自己的部隊，遜尼派覺醒可能永遠不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