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對旅美作家嚴歌苓的名字都不陌生。從早期的《天浴》《少女小漁》到《梅蘭芳》《金陵十三釵》《歸來》《鐵梨花》《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李安、張艾嘉、張藝謀、陳凱歌等多位著名導演紛紛與嚴歌苓合作，將其眾多小說改編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影視佳作。
而嚴歌苓最新出版的小說《你觸摸了我》，日前也被馮小剛導演改編成劇本《芳華》後搬上了銀幕。但我們今天要談論的，是嚴歌苓多年前發表的另一部類似的作品——《無出路咖啡館》。
與《芳華》一樣，《無出路咖啡館》也是作者根據早年經歷創作的一部具有自傳性質的小說。《芳華》注入了作者早期在部隊文工團時的生活經歷，《無出路咖啡館》則記錄了作者不久之後留美求學期間的一系列遭遇。《無》的故事恰巧發生在《芳華》之後，且兩部小說均涉及到一群年輕人在特殊歷史背景下的青春選擇與愛情故事主題，因此，這兩部創作於不同年代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了某種程度的姊妹篇。
遭遇FBI
在《無出路咖啡館》中，作家以一個大齡留美文學女碩士的第一人稱視角，通過主人公與美國外交官安德烈的戀情遭遇FBI調查的故事為主線，寫出了一大波漂泊在異國的移民青年藝術家所面臨的選擇與掙扎、境遇和困惑。
小說中的主人公“我”隻身獨往異國，在芝加哥市的大學中攻讀文學碩士學位。作為一個超齡女留學生，主人公的經濟並不寬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拮据和困頓的窘境。所幸的是，主人公偶然邂逅了精通中文的美國青年外交官——安德烈，並與之發展出一段美滿的戀情。
然而，由於受當時國家間冷戰思維及主人公中共高官家庭背景等原因的影響，主人公與未婚夫安德烈的戀情不幸遭到了FBI的調查。故事便是從主人公接受FBI官員理查·福茨的約談開始的。主人公周旋於探員理查·福茨的盤問與窘迫的生活環境之間，承受著精神與經濟上的巨大雙重壓力。後來主人公偶然結識了境遇相仿的亞裔青年音樂家裡昂，終於將三人間的關係推向了不可挽回的微妙境地。
愛、犧牲、理想與自由
藉由主人公與安德烈、里昂之間的情感糾葛，作者探討了“愛”與“犧牲”的區別，及應該不應該為“愛”犧牲“理想”。為了深入這個主題，作者特別引入主人公母親的愛情故事，構建了另一條平行的敘事線索。
故事中的“母親”，被作者塑造為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新舊時代交替期的一類“女性英雄”。母親在十幾歲的年紀，挎著一個小包袱隻身闖入上海，憑藉“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的信念及自己得天獨厚的女性魅力，捕獲到家世深厚的劉先生和革命新貴李師長這兩個理想的結偶佳選。
母親半個世紀前的愛情故事，與女主人公在現代的選擇形成了註解與對比。與自以為的精明算計不同，母親最終還是無意識地屈從了自己的內心。但主人公作為新時代的獨立女性，面臨的卻是“對愛的接受和給予的能力”的問題。
故事中，安德烈因不願女主人公受到FBI侵擾，甘願放棄外交官的工作；里昂不願放棄自己的音樂理想，而甘願為前女友王阿花賣掉一個腎。里昂的犧牲過於瘋狂，安德烈的犧牲令人沉重，當里昂和安德烈為各自的付出與犧牲爭論誰才具有真正的“雄性”時，母親故事中的劉先生，卻因為沒有為母親冒生命與前途的危險，終生活在痛悔與追憶之中。面對安德烈的付出，當“愛”“犧牲”“自我”“理想”等詞彙混合在一起，當“一個人整個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亂”，作為一個和里昂一樣同病相憐的“藝術癟三”，主人公自然敗壞了“對愛的接受和給予的能力”以及“對愛的胃口”。
作者通過“我”-安德烈-里昂、母親-劉先生-李師長及里昂-王阿花-海清，這三組人物間相互對照的關係，探討了愛情的純粹性。“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當問題遭遇無解，當“純粹”變成一個可疑的詞彙時，相對於劉先生因失去辨別“名詞”的能力所獲得的單純美好，活在真實世界中的人們反倒收穫了更多複雜境遇下的無奈與失落。
除此之外，小說在愛、犧牲與理想等顯性主題之下，還暗藏著一個隱秘的關於自由的主題。小說中劉先生因國內劇烈的政權更迭而放棄愛情，遠避他鄉；諷刺的是，當主人公於四十年後終於踏上大洋彼岸“自由”的國度時，卻由於類似的原因，和具有公民身份的未婚夫雙雙遭遇了荒謬的秘密調查。故事中，個人微小的選擇從來脫離不了大時代背景的影響。如里昂甘願捨棄腎臟也要保持心靈自由，安德烈為了維護人格尊嚴而犧牲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主人公為了逃離特定的環境而迸發出的毅然決然，與半個世紀後劉先生對母親跨越世紀的愛戀一起，共同構築起一幅沉重、蒼涼與傷感的人間圖像。正如小說結尾處那隻讓劉先生心心念念以至於滴下一顆清淚的“小船”，在風燭殘年的一滴清淚與半個世紀前的一葉扁舟之間，不知承載著怎樣的扼腕頓挫與家國感傷。
“世故深沉的美”
嚴歌苓的文字向來被譽為是“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同《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陸犯焉識》等作品一樣，嚴歌苓喜歡在平凡人的嬉笑怒罵間不動聲色地揉進歷史與時代的厚重感。讀嚴歌苓的書，經常會有這種感受：你前一刻還在為書中人物的小機靈與瑣屑幽默樂得開懷，但一轉眼又會為同一個人物命運的沉浮而傷感無限。嚴歌苓的文字有時詼諧濃烈，有時又寶相莊嚴。比如在本書中，嚴歌苓便以剛柔並濟的文字，通過三組人物間關係的相互指射，讓“我”與“母親”的兩個愛情故事在不同時空中漸進交匯，最終於具體微小的個人選擇中牽引出一幅蒼涼傷感、大氣磅礴的整體圖景。
在具體的文字風格上，嚴歌苓文筆細膩，具有極精細的“情感顆粒度”，並於其間充滿了深刻的洞察與敏銳的諧謔。全篇小說語言上的一大特色，便是作家以“我”為第一人稱視角，將主人公表面的見聞與內心反應同時並呈在讀者面前。省去了多餘的敘述及解釋，人物言行與內心所存在的鮮明反差，不僅使故事（尤其是主人公與FBI探員理查·福茨的周旋）充滿了戲劇性，而且將表象與暗潮之下的衝突拉大，更突顯了作品中特定環境下“真”與“假”的主題探討。
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嚴歌苓的文字細膩又不乏諷刺，通透中蘊含傷感，總能給讀者帶來一種充滿驚喜的穿透感。知名編劇、作家柏邦妮曾對本書的文字做出過極高的評價，稱其“華麗而諷刺，激情而充滿理智，有種世故深沉的美感，但同時充滿了煙火氣。”
跨文化視角
不難發現，嚴歌苓的作品總是充滿著跨國度、跨種族與跨文化的視角。與《扶桑》《小姨多鶴》等作品一樣，《無出路咖啡館》中，人物的身份也非常的多元化：主人公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赴美留學生，劉先生及女兒是第一、二代的華人移民，而里昂和安德烈則分別是亞裔和俄裔移民。當這些人物在美國“大熔爐”這樣的背景下相遇，各種不同文化視角和觀點的碰撞總會帶給我們更多的啟迪。
這種跨種族與跨文化視野，與作家本人的經歷密不可分。在現實中，嚴歌苓於1989年留學美國；與第一任丈夫離婚後，1992年，34歲的嚴歌苓與美國人勞倫斯在舊金山結了婚。現實中的勞倫斯也是一名外交官，精通8國語言，同樣為自己的中國戀人而放棄了外交官的工作。與小說中不同的是，勞倫斯與嚴歌苓最終結為了夫婦，且勞倫斯於2004年又被重新委任了駐外大使的工作。
《無出路咖啡館》最初名為《測謊》，記錄的便是作者此段時期的生活。其中主人公接受FBI調查的細節，更是直接來源於作者的親身經歷。書中涉及到一個有趣的問題，有關於一些本土美國人和老移民們對中國留學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見。無論是收養韓國遺孤的FBI探員理查·福茨，還是發起捐款的房東牧師夫婦和批准獎學金的文學系主任，甚至於安德烈，無一不將主人公視為“在搖籃裡飄來的可憐中國孩子”。這個細節其實也是來自於嚴歌苓留美期間的真實感受。嚴歌苓曾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是在民族問題上非常敏感的人，特別是我到美國的這段生活，美國社會對我的反應，還有我的先生、我的美國丈夫對我的反應，使我感覺到，在這樣的一個西方文化裡面，自己的文化是什麼樣的地位，所以很多時候也不是有意地就感覺到一種情緒，對自己的文化的特質，常常會反思”。
不管這些“搖籃裡飄來的孩子” 有一天會不會建起羅馬，也不論曾經遭受過多麼不公的審查，毫無疑問的是，正是這些豐富的生活經歷與現實基礎，才形成了嚴歌苓作品的獨特與豐富。嚴歌苓早期的芭蕾舞文藝兵、戰地記者等軍旅生涯成就了《雌性的草地》《天浴》《少女小漁》等一系列小說，而後來的旅美經歷及隨外交官丈夫勞倫斯遠赴非洲尼日爾上任和生活，又為嚴歌苓的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與靈感。
正如多變與包容的創作視角離不開豐富的現實經歷，人們也總在生活中不斷改變並創造著自我。就像嚴歌苓在小說中所提醒的：“我們每個人都潛伏著異端和非常的細菌，但誘發這些細菌成長為一種實質的誘因不出現，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自己可能是誰，或者自己真正是誰。”所以，願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式，成長出獨特而堅實的自我。
閱讀更多 大視校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