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落實新修訂的個稅法的配套措施，為廣大群眾減負；會議還又提出，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在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的前提下，如何才能確保社保可持續發展呢？
社保的主要項目，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其中，養老保險是社保的核心和最重要部分。養老保險制度的本質，是以工作者交納的養老保費來支付老年人福利。該項制度能否順利運作，與整個國家的老年撫養比密切相關。所謂老年撫養比，是指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如果老年人數量增加，而年輕人數量減少，那麼老年撫養比就會上升，整個社會的養老負擔也就會加重。
在2017年末，我國60週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4億，佔總人口的17.3%， 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25%。如果在可預見的將來無法顯著提升生育率，隨著出生人口的急劇萎縮，我國的老齡化程度會不斷加劇，最終很可能超過日本成為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儘管中國的預期壽命要低於日本。
在這種人口趨勢下，我國老年撫養比將在今後幾十年內直線上升，並將長期維持在高位，有可能成為全球養老負擔最沉重的國家。面對這種養老壓力，要維持養老金體系的運轉，要麼延遲退休，要麼減少老人福利，要麼提高工作人口繳納額度。這些不得已的方法無一例外都是痛苦的選擇，因此要真正緩解老齡化困境，最終出路是大幅提升生育率，維持年輕人口數量的基本穩定。
況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群體最終一定是走向消亡。因此，要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維持民族正常繁衍的基本前提。中國的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已經超過25年，而且生育意願是越來越低；全面放開生育也遠遠不能逆轉年輕人不斷減少的趨勢。從2015年開始，22-31歲生育旺盛期女性在十年內將減少約40%。這意味著，即使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把每對夫妻生育孩子數提升到現在的150%，但由於育齡婦女總數下降已經成為未來幾年內不可改變的結果，因此還是無法阻止出生人口的顯著萎縮，這勢必導致未來年輕人的數量進一步大幅減少。
要顯著提升生育率，需要大幅減輕養育多孩家庭的負擔，這在育兒成本越來越高的中國社會尤為重要。根據我們的比較研究，對家庭的減免和補貼可能需要達到GDP的5%，也就是每年4萬億的規模才能扭轉年輕人口下降的趨勢。詳見我們曾寫過的文章《中國應該實行哪些鼓勵生育的政策》。（見下文【延伸閱讀】）
具體的財稅措施，可以減免二孩和多孩家庭的社保費，無論是個人部分還是單位繳納部分，都由國家財政代為繳納。這種措施可以顯著減輕二孩和多孩家庭的養育負擔，提升人們生育的意願。
有人會問：多孩家庭減免社保費，退休之後仍然可以領同樣的養老金，這樣公平嗎？其實還是公平的，因為多生小孩的家庭實際上是為未來的社保做貢獻，雖然他們現在少交了，但是他們的小孩未來將承擔更多的社會養老責任。
減免社保的個人部分可以讓家庭直接增加收入，減免社保的企業部分則可以減少企業對職業女性的歧視。現在有一些企業不願意招聘女性員工，很重要一個原因是這些企業認為女性結婚以後要生孩子、休產假，不如招聘男性以節約人力資源成本。補償企業由於女性員工生二孩所產生的生育成本，也有利於減少企業對職業女性的歧視。
總之，二孩家庭減免社保費，不僅僅是減輕個人和企業的負擔，更是緩解人口危機和增強人力資源的長期投資，是一種對未來中國經濟的投資。對於當下面臨各種“產能過剩”的中國經濟來說，投資於人力資源恰恰是回報最高的一種選擇。建議現在實施二孩家庭減免社會養老保險費，將來全面放開生育後，還可以對三孩家庭再額外獎勵。
在傳統社會，撫養老人在家庭內部進行，所以養兒防老是生育的經濟動因之一。但在現代社會化養老體系下，撫養老人在全社會範圍進行，這本質上依然是“養兒防老”，只是大家的孩子撫養大家的父母。相對家庭養老，社會化養老的優點是降低了不確定性風險；即使某些父母失去孩子，也不至於無法善終。但社會化養老的缺陷是大大弱化了生育和養育激勵機制，因為多孩家庭用自己的辛勞養育的孩子，最終是貢獻於整個養老體系。
長遠來看，將工作人口所繳納的養老金中的一定比例，通過社保體系定向支付給其父母，是可以考慮的改革方向之一。這種部分定向的繳納方式實際上是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的折中，既可以維持社會化養老的基本保障特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在經濟上激勵生育的效果。 按照這種方案，養育更多孩子（尤其是未來收入更高的孩子），父母在經濟上也能得到更高的回報。而定向繳納的比例，也可以視低生育率的嚴重程度進行調整，以起到所需的激勵效果。
此外，由於年輕人定向繳納的這一部分金額，雖然經過養老體系的賬戶，但實際上是在家庭內部轉移。如果年輕人面臨經濟壓力，在與父母協商的前提下，也可以部分或全部返還給年輕人，這樣也會在必要的時候間接減輕年輕人的負擔。當然，這種內含激勵機制的養老金繳納方案是通過獎勵過去多生多育的父母，來對現在的年輕父母起示範作用。這種效果是間接的，而且遠水解不了近渴。當務之急還是減免二孩和多孩家庭的稅負。
【延伸閱讀】梁建章：中國應該實行哪些鼓勵生育的政策
中國從2016年元旦起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該措施並未改變出生人口數下滑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不僅比2016年減少63萬，更是比衛計委之前的最低估算還要少300萬，甚至低於衛計委之前對政策不改變情況下預測的出生人口。
在2017年出生人口中，一孩人數724萬，佔42.02%；二孩人數883萬，佔51.25%；三孩及以上人數為116萬，佔6.73%。由於任何一個女性一定是先生育一孩才會生育二孩，而部分生育一孩的女性不會生育二孩，所以在育齡女性年齡結構大致穩定的情況下，二孩數量會顯著少於一孩。因此，目前二孩多於一孩只是因為全面二孩政策釋放了生育意願的堆積勢能，以及生育二孩的育齡女性較多。
但隨著堆積勢能的釋放，生育二孩的主力將逐漸由目前生育一孩的女性來承擔，而目前願意生育二孩的夫妻又不足50%，再考慮到未來幾年中國育齡婦女數量每年減少500萬左右，一孩出生人數也會相應的逐年減少。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如果沒有鼓勵生育的政策，年出生人口在未來幾年大概率會降到1400萬以下，並在十年左右時間降到1000萬以下。
目前，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的國家和地區，鼓勵生育的措施極為普遍。對生育家庭的經濟獎勵，往往是累進制，特別是獎勵第三個及以上的孩子，獎勵金額一般足以讓新生兒父母維持足夠體面的生活。但生育率處於極低水平的國家，即使大力鼓勵生育也無法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相較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中國的限制生育政策執行最為嚴厲和長久，鼓勵生育則最為遲滯。可以預見，中國提升生育率也比其它國家更為艱難。因此，中國需要儘快推出全面放開生育並鼓勵生育的政策。其宏觀目標是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附近，促進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均衡與可持續發展，造福全體國民。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為此，我們提出以下鼓勵生育的建議，具體分為七個方面。
1）取消任何生育的限制。
鼓勵生育的前提是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開生育，不需要辦理生育審批，取消徵收社會撫養費，取消“超生開除”等處罰措施。例如，《廣州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服務和管理規定》第二十七條規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鄉鎮集體企業對其超生職工應當給予開除處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類似這樣的規定應予廢除。
2）給予每個家庭的第二個孩子6歲之前，每年10萬元的抵稅額度。
隨著中國變得富裕，特別是少子化促使養育奢侈化，中國社會養育孩子的費用節節攀升，讓許多家庭對生育二孩望而卻步。目前大城市撫養孩子的每年平均花費可能超過兩萬元，這還不包括父母的機會成本以及時間和精力投入。要切實減輕育齡夫婦撫養孩子的負擔，政府有必要對養育家庭進行財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頭抵稅，也可以直接補貼。
由於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現金補貼的方式並重，對高收入家庭通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為了提升生育率並整體降低財政壓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實施的當下僅對第二個孩子實行抵稅，等到全面放開之後再對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實行，而孩子抵稅所減免的金額以每個孩子每年累計到10萬元封頂。
此外，還可以借鑑韓國的做法，對多孩家庭購買汽車減免使用稅。韓國政府在2010年審議的《地方稅法修正案》規定，養育3名及3名以上未滿18歲子女的家庭及養育者，在購買汽車時將享受減免使用稅及登記稅的優惠政策。
3）給予每個家庭的第二個孩子6歲之前，每年1萬元的現金補貼。
由於收入較低者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所以減免稅收不適用於低收入家庭，對於這些家庭，可直接發放現金補貼。對六歲以前的孩子，我們建議政府以這些方式轉移給這些家庭的支付大約以每個孩子每年平均1萬元左右為標準。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2011年至2016年這6年間，我國平均每年出生1668萬人，二孩佔比不超過50%，由此可以計算得目前6歲以下的二孩兒童不到6000萬人，因此每年政府用於輔助養育二孩的支出總共不超過6000億元，不到GDP的1%。相比之下，北歐和西歐的國家對養育家庭的補貼一般相當於GDP的3%—4%。可見，本文建議的財政補貼的力度比起北歐和西歐等低生育率國家的補貼力度還是偏低的，但是可以作為一個開始，以後逐步加大補貼力度。
4）全國建設十萬個幼托中心，把0-3歲入托率提高到50%。
大量年輕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尤其是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衛計委的數據顯示，0-3歲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 我們建議把0-3歲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這點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約十萬個幼托中心。
5）把0-3歲的幼兒教育列入義務教育。
研究顯示，對社會來說，學前教育具有極高的回報價值。為此，我們建議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託兒所和幼兒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
另外，目前我國的幼教師資缺口比較嚴重，需要提高幼師待遇，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從事幼教行業。按照2013年教育部印發的《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全日制幼兒園的教職工與幼兒的比例需達1：5至1：7。然而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幼兒園教職工為381.8萬人，師生比約為1：12，若要達到1：7的目標，需新增幼教職工248.8萬人，中國幼兒園的教職工配備標準離要求仍相差甚遠。
6）取消各地非戶籍人口的入學限制。
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戶籍就業者已經佔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卻是根據戶籍人口規模來規劃配置教育資源，導致了非戶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學的困難。重物輕人的城市化，更讓許多農村孩子成為留守兒童。雖然很多外地戶籍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繳稅，但他們的孩子卻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其後果是，不少到了結婚生子年齡的年輕人，面臨著要麼離開城市、要麼讓孩子回鄉成為留守兒童的兩難選擇。不少人也被迫推遲生育計劃，甚至放棄養育小孩。
我們建議取消各地非戶籍人口的入學限制，只要是中國公民就可以在任何城市獲得義務教育，讓外來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並讓他們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園、入學，不僅是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措施。
7）保障非婚生育小孩的平等權利。
隨著女性教育水平和職業發展的提升，很多職業女性不願或者未能婚配，導致各國的結婚率在逐年降低。儘管北歐國家的結婚率低於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但由於大約有40%-60%的孩子來自婚姻以外，所以北歐國家仍能維持比東亞國家更高的生育率。
毫無疑問，我們並不鼓勵非婚生育，但認為那些有能力和意願去獨立撫養小孩的女性，也應該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權利和福利。因此，我們建議在法律和法規上去除任何對非婚生育的歧視，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權益。
過去30多年來，中國年出生人口整體大幅萎縮。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80後、90後、00後的人口分別是2.19億、1.88億、1.47億。從80後到00後不到一代人時間，出生人口萎縮了約33%。儘管全面二孩政策會帶來出生人口短暫而有限的堆積反彈，但在此之後，由於處於22至30歲的生育高峰年齡的女性在未來10年將萎縮40%以上，並且年輕一代的生育意願已經大大降低，如果不盡快出臺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中國未來出生人口將不可避免出現斷崖式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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