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久居達城的老人的心中，達城的記憶可謂千姿百態。但總有些共同的話題，躲不了的記憶。其中之一，那就是文華街的鐘聲。
該聲來自文華街天堂的鐘樓，於1901年開始修建，歷時11年竣工。這樓共有八層，登臨頂層，可將全城景物盡收眼底。
鐘樓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頂樓架設的五金合鑄大鐘。系從瑞士購進，鐘上刻有拉、法兩種文字，並有多幅精緻圖像。
此鍾架子滑車上，用人力拉繩使鐘擺動則鳴，離城40華里的鐵山上都可聽到鐘聲。一部分是三樓上裝設的自鳴鐘。
此鍾按照座鐘的結構製造，以機械條、分針、時針構成，鐘面約9平方米米人們能從遠處看到時針、分針所指的時間。
這兩部分共同發出報時鐘聲，使全城人都準確地掌提了其體時間，有鍾無鐘的家庭都感到方便多了。現就我所知道的鐘聲報時情況作如下回憶。
自鐘樓建成後，鐘聲就開始向人們打點報刻了。當人們每天聽到鐘樓上發出“叮噹”聲，便使知這是報刻聲音。“叮噹”聲幾次，表示此時是幾刻。凡報刻聲音響過四次後，使會隨之聽見“當”的的報時鐘。“當”的聲音響幾兒下，就表明是幾點鐘。
每日清晨，三樓的小鐘間斷響過四次“叮噹”聲後，接著便響起六聲“當”的鐘聲，然後就會聽到用人力拉動的頂樓大鐘“當、當、當”的的響聲，前後大約持續兩分鐘。
這報刻報時的大小鐘聲渾然體，響徹雲霄，人們聽此鐘聲後就起床各行其是了。
時至中午，小鐘響過12下後，大鐘的“當、當、當”聲不絕於耳，這是人們上午下班和吃午飯的時間。下午，小鐘響過6下“當”的聲音後，同樣會聽到大鐘發出“當、當、當”的響亮聲音，人們有的收工，有的關鋪門，有的生火做晚飯。
人們器的鐘聲，年年如此，天天如此，一直響到1933年底。
1933年底，紅軍撤離達城後，由四川軍閥劉湘的二十一軍所屬第四師範紹增的軍隊進生達城。該軍閥部隊為了防範紅軍，佈告全城實行宵禁，強行規定每日從晚上9點開始，到次日6點解除。
於是，每天除了照往常習慣按時打鐘外，一個新的改變就是晚上9點加打大鐘一次。以示宵禁開始。
晚上的禁鐘聲一直響了一年多時間。到了1935年1月，袁濟安任達縣專員兼縣長時。才宣佈取消了禁，這時小鐘又恢復了正常報時方式，每日早、午、晚三次按時間人們送出了
鐘聲。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免敵機空襲，成立了防空指揮部，修了簡易防空洞。特別設置了防空監視哨，並決定將天主堂的鐘聲改為防空警報，報警方法是：
空襲警報。若有敵機往達縣方向飛來，大鐘便發出“噹噹一一當當一一”兩響一歇的警報聲，人們聽此鐘聲後，便迅速向郊區疏散。
緊急警報。若敵機己臨城空，大鐘即發出“當，當、當、當”的急促報警聲，聽此鐘聲，人們自覺就近隱蔽，戶外基本不見行人，使敵機不易發現人員密集的目標。
解除警報。若敵機離開城空飛向遠方，大鐘便以“當——、當——”聲一歇通知大家，聽此鐘聲後，人們各自回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天主堂的鐘樓又恢復了一日三次的報時辦法，按時傳出了鐘聲。
1946年夏季，小鐘出了毛病，不能按時打點報刻，大鐘也因此而停打了。說也怪，人們聽了幾十年的鐘聲已成習慣，一日停止，總覺得像缺點什麼。
1946年11月，省府派當時任省保安處副處長的王元暉任達縣專署專員，王到任後召集部下前來開會，發覺遲到者不少，便下令縣長陳伯良儘快找人修好小鐘。
無奈此鍾系法國人專門設計製造，難以修配已磨損了的零件，修了幾次卻愈走愈慢，很不準時。
解放後仍是如此直到1954年再度修理，還是走時不準，索性不修了，將就使用採用隔幾天又將分針投前幾刻的辦法來調時間。
即使後來時間走不準了，大鐘仍按小鐘時間每日三次按時打鐘。就這樣，時鐘分針走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停止報時了。
本文摘於《達城記憶·老街老巷》圖摘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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