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同一時間，眾多西部省份，都將目光聚焦“南下”。
今年6月，四川省委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形成“四向拓展、全域開放”立體全面開放新態勢。其中，“突出南向”居於首位；
隔壁的重慶，中新互聯互通項目南向通道（以下簡稱南向通道）如火如荼， 書記市長都在為此奔走；
而坐擁“西部唯一的一片海”，廣西也喊出“南向、北聯”的口號，希望對接西部省份，共同出海……9月4日，廣西防城港市還專門到訪四川，共謀合作。（相關閱讀：四川的“南下”與廣西的“北聯”）
一座城市與海港的距離，幾乎決定了它的“開放基因”。對中國廣袤的內陸地區而言，對海的渴望，由來已久。要彌補先天不足，西部抱團南下，已是大勢所趨。
書記市長都在忙同一件事
今年3月，彭清華從廣西調任四川省委書記，履新不久，就積極謀劃提升四川“全面開發開放水平”。
6月，四川省委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四向拓展、全域開放”立體全面開放新態勢。而“四向拓展”中，“突出南向”居於首位，即要以西南出海大通道、南方“絲綢之路經濟帶”為紐帶，緊密配合國家各項戰略實施，促進中國改革開放新格局形成和區域協調發展穩步推進。
重慶的主抓工作則是南向通道。上週，重慶市委書記和市長都在為同一件事情奔忙。
8月31日，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在當地調研南向通道建設。同一天，在千里之外的越南，重慶市長唐良智也在力推南向通道。
事實上，從2017年2月首次提出至今，南向通道已成為重慶建設內陸開放高地的一張“主打牌”。
南向通道，是在中國與新加坡第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中新互聯互通項目框架下，以重慶為運營中心，以廣西為出海口，聯合貴州、甘肅等西部省份，與新加坡等東盟國家共同打造的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
2017年8月，渝桂黔隴四地政府在重慶簽署《關於合作共建中新互聯互通項目南向通道的框架協議》。近期，青海、新疆又先後加入。在境外，位於新加坡、越南和中國香港的國際貨物分撥中心，也接連掛牌成立。
今年4月，渝桂黔隴聚首重慶，召開南向通道中方聯席會議，內蒙古、四川、雲南、陝西、青海、新疆等6個省份的代表也受邀列席。會上，十省份共同發出“重慶倡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
歡迎沿線省區共同參與南向通道建設，並實現南向通道與中歐班列有效銜接。
這也是廣西的發展重心——加快構建“南向、北聯、東融、西合”全方位開放格局，廣西期望，與西部地區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將向海經濟做大做強。9月4日，廣西防城港市專門到四川謀求合作，就是一個具體實踐。
事實上，早在去年11月，四川就已開通經廣西欽州的“蓉歐+”東盟班列，現已實現穩定運行。今年6月，四川與重慶簽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行動計劃（2018-2022年）》，南向通道被明確寫入其中。隨著川渝合作釋放出的積極信號，西部“南下”的風，越刮越猛。
“南下”這筆賬怎麼算
為什麼這麼多西部省份都想“南下”？背後，還是一筆經濟賬。
首先，是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必然。
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於西部省份來說，必須化被動為主動，才能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和國際競爭的主動。看看下面這組“扎心”的數據，就更加一目瞭然了。
從2017年全國各省(區、市)進出口數據來看，位於珠三角的廣東是最強外貿大省，2017年進出口總額突破1萬億美元，一枝獨秀。同處長三角的江蘇、上海、浙江，則穩穩佔據“第二集團”。此外，北京、山東及福建表現也較為突出。而除北京外，其餘省份，
無一例外都擁有沿海開放的地利優勢。商務部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4.1萬億美元。其中，廣東進出口總額超1萬億美元，江蘇0.59萬億美元，上海0.48萬億美元，浙江0.38萬億美元，四大“巨頭”佔據全國進出總額“半壁江山”。再看看西部地區，差距不可謂不大。
要奮起直追，如果僅靠一個西部省份單打獨鬥，顯然難成氣候。既然目標一致，何妨抱團取暖？
其次，是物流成本方面的考量。
翻開中國地圖，西部地區最便捷的出海口，就是廣西北部灣。然而，由於北部灣港口與經濟腹地交通集疏運體系不健全、外貿航線密度偏低等原因，一直以來，西部地區主要依賴長江水路或陸路，從東西向通道出海。
但是，這條通道的缺點也很明顯：一方面，運輸路程遙遠，物流、時間成本高昂；另一方面，長江航運通過能力日趨飽和，還受季節性因素等制約……公開數據顯示，內陸地區物流成本佔GDP的16%，遠高於沿海地區8%。
隨著南向通道不斷推進，以重慶為例，經測算，重慶經長江航運出海運距為2400公里，運輸時間超14天；而如果經鐵路到北部灣港口，運距僅1450公里，運輸時間可大幅縮短至2天。
除時間成本大大減少外，在經濟成本方面，據廣西商務廳今年6月公佈的數據，通過鐵路運價下浮和運營企業降價優惠，重慶至北部灣集裝箱班列運價，已與重慶到上海港出海全程運價大體相當，大大低於重慶到廣州港出海的全程運價。廣西方面稱，之後，還將進一步優化運輸價格和綜合服務水平。
“帶動城市合作新契機”
更為重要的是，一旦南下，西部省份將擁抱東盟、中亞以及南亞地區廣闊的市場。
2017年，中國和東盟貿易額達5148.2億美元，中國已連續9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連續7年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
2017年中國對主要國家和地區貨物進出口額及增速
具體到西部地區，以經濟體量及外貿規模均居西部首位的四川為例，東盟是四川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三大進口來源地，四川與南向國家貿易額佔全省1/4左右。
近年來，菲律賓、越南及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經濟表現不俗。預計未來5年，東盟經濟年均增速將達5.4%。隨著“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快速增長的東盟市場，蘊含著巨大商機。對西部地區而言，這個機會不容錯過。
今年7月底，在解讀四川省委十一屆三次全會 “突出南向”戰略時，四川省發改委副主任黃河談到，要主動融入國家中新合作機制，對接南亞、東南亞這個擁有2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拓展四川開放型經濟發展新空間。
對發展的渴求無疑是雙向的。9月6日，尼泊爾駐華大使利拉・馬尼・鮑德爾在接受自貿君採訪時表示，尼泊爾在南亞屬於重要節點，四川南向開放，尼泊爾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除了合作開拓市場，西部抱團南下，或許還將引發區域合作間的“化學反應”。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四川自貿試驗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黃載曦告訴自貿君，調研發現，西南地區許多城市在資金、人才及產業等方面，都有協調發展的潛力。
隨著越來越多的西部省份選擇“南下”，不僅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充分合作，更重要的是，各級政府和各類主體在行政、政策、產業等方面都要深度參與，豐富區域協作內涵。“或許，這將是充分帶動城市合作的契機。”黃載曦說。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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