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氣一般留給做好準備的人！”中國籃協主席姚明的一番話，成了中國男籃在雅加達亞運會奪冠的最佳註腳。
“雖然只是亞運會，整個過程還是跌宕起伏，畢竟中國男籃一度落後16分！姚明當時也是皺緊眉頭。但中國男籃最終還是以84∶72，擊敗了老對手伊朗隊。”上個星期六即9月1日的晚上，坐在電視機前的“勝利三人籃球聯盟”創始人易非難以平復自己的心情。
這個冠軍還意味著，中國隊將籃球男女三對三（3V3）與五對五（5V5）在內的全部四枚金牌全都收入袋中，實現了籃球項目的大包大攬——而目前創業中的易非，所做的正是三對三產業鏈上的業務。
此時，距姚明上任籃協主席一職，剛剛過去一年零六個月。
在易非看來，未來中國男籃能不能拿到更高級別賽事的獎牌不好說，但至少這次大滿貫說明一件事：姚明執掌的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即“中職籃”）能夠喚醒籃球產業的活力。
正因如此，面對韓國籃協主席的“你們運氣真好！”的“讚揚”，姚明給出了那句淡定與大氣的回應。
姚明的開局
國務院2014年出臺《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明確提出“2025年中國體育產業總規模要力爭超過5萬億元”。有業界人士分析認為，籃球產業應該會佔據比較重要的份額，一個非官方的預期值是 1萬億元。
再看最負盛名的NBA（美職籃）。到2025年，NBA有望達到近5000億美元（以2007年到2017年平均每傢俱樂部市值翻3.5倍為參照推算）的市值，當然有一定差距，但對擁有3億籃球球迷的中國籃球產業依舊是資本眼中的香餑餑。
第一財經記者根據公開信息梳理發現，從2015年至今，籃球類創業項目有近200家，進入A輪融資的項目佔據了約八成（以300萬~1000萬元的項目居多），尤其是互聯網籃球以及籃球教育兩大領域。單是青少年的籃球教育培訓市場，業界估算高達千億元。
“不可否認，這背後的改變與姚明的上任有一定關聯，但談籃球產業的大發展還為時較早。籃球產業的核心還是賽事，尤其是CBA聯賽，只有俱樂部有盈利、有投入、有青少年的培訓體系建設，產業鏈才是可循環的，才能說是籃球產業有了真正大發展。”著名體育營銷專家朱小明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
姚明同樣深諳其道，其上任後要解決的重點難題之一就是CBA聯賽改革。
每當中國籃球的發展凸顯弊端需要改革時，各方必談管辦分離。比如2013年8月，中國男籃獲得了亞錦賽的第五名，創下中國男籃一隊在亞錦賽38年來最差戰績，從而無緣直接獲得世界盃賽門票。
對於這次“失敗”，中國籃協曾總結了“八項錯誤”與“六項舉措”，其中就包括“積極推進聯賽管辦分離的論證與實施”。
“當時籃協也做了一些為管辦分離鋪墊的工作，如和俱樂部達成一致計劃成立CBA公司、成立由俱樂部投資人組成的裁判管理委員會等等，但CBA管辦分離方案到底行不行，一直‘猶抱琵琶半遮面’。”一直在籃球產業中做平臺工作的朱小明回憶道。
當年的全國兩會上，姚明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也曾向大會提交了《改革管理體制，開放人才選拔，促進中國籃球可持續發展》的提案，其中闡述了中國籃協的實體化改革方案，方案提出了“首先改革中國籃球管理體制，將中國籃球協會實體化，全面協調中國籃球運動的整體發展。定期召開中國籃球代表大會，大會代表由來自專業籃球、高校籃球、社會籃球的各界人士組成，中國籃協領導機構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但這些探索與建議，更多是引起各界的探討與展望。
從2014年開始，籃球改革迎來了體制改革的大環境，首先是國務院《意見》發佈，明確指出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行政社分開、政企分開、管辦分離，加快推進體育行業協會與行政機關脫鉤。與此同時，完善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人治理結構，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
一年之後，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足球開始首輪體制深度改革。當年，《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正式出爐，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正式“脫鉤”，依法獨立運行，“管辦分離”夢想成真。
與足球不同，第二大球——籃球等得相對久了一點。
“中國男籃從2009年到2014年，在大賽上很難守住前八強的位置，甚至像伊朗、韓國國家隊都成為我們的勁敵。聯賽管理也比較混亂。一地雞毛的籃球行業要體制改革並職業化發展，就需要專業的人來做，尤其是競技體育，更需要專業人士。”朱小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2017年2月23日，姚明當選新一屆中國籃協主席時，業界一片叫好聲，但提及聯賽改革，還是有人會很擔心，畢竟，體制改革就是要打破鐵飯碗，“體制內與NBA賽場表現俱佳”的姚明能否有魄力去觸及各方利益成為最大疑問。
就在姚明上任一個月後，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下發《關於籃球改革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宣佈從2017年4月1日起由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中心承擔的業務職責被移交給中國籃協，中國籃協成為中國籃球的業務管理機構。
“協會與管理中心脫鉤，這已是體育行業的大趨勢。對於籃球而言，這個文件起到了關鍵性助推作用。” 朱小明表示，“它會讓人們明白，籃球的事就在中國籃協，在這裡是要靠本事吃飯的。”
事實上，在改革的大環境下，“靠本事吃飯”激發出來的更多是創新。彼時第一財經記者在採訪一些“被改革”人士時，他們的態度大多是比較積極的——畢竟，在新興的體育產業領域能夠有所作為，他們也最具有資源優勢。
2017年7月20日，2016年底成立的新CBA公司召開了股東大會及董事會、監事會會議。通過改選，姚明正式出任CBA公司董事長一職。管辦分離改革之下，中國籃協也將CBA聯賽2017~2027年的辦賽權、商務運營權、推廣權、獲利權和部分監督權等，授權給了CBA公司。
更為重要的是，姚明力排眾議，CBA公司大股東中國籃協將所持有的30%股權轉讓給了CBA的20支球隊。
“CBA聯賽利益鏈條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姚明還是很冷靜的。比如制定的五年計劃，包括裁判職業化、球員工資透明化、俱樂部參與管理聯賽這些曾經擱置了多年的建議逐漸解凍。”易非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CBA聯賽職業化改革進行時，2017~2018聯賽的商業化之路也漸暖。
該賽季招到了17家贊助商，賽事版權也有一定數額的銷售。
“我所知道的是，單是聯賽贊助的談判就很不容易。”朱小明透露，CBA新公司成立後，一些老客戶的條件和價格都發生了變化，都需要重新談。“17家贊助商的合作是在四個月之內完成的，贊助商的信心與CBA改革的變化、姚明個人的信譽還是有一定關係的。”
籃球改革也要“限薪”？
對於姚明而言，改革開局的結果還算不錯。
2017~2018賽季誕生了全新的總冠軍，全國累計收視人次超過10億，創下歷史新高；同時，贊助商數量和經營收入也發生了諸多變化。
CBA公司商務總經理蔣健曾介紹說，2017~2018賽季平均分紅比上賽季提高了70%~80%。
“提高的數字是沒有問題，因為大家齊心，擰成一股繩做籃球。但客觀地說，俱樂部還是虧損的多。”中部一家籃球俱樂部的相關負責人表示。
第一財經記者瞭解到，從2008到2018年，一家籃球俱樂部平均投資從800萬元上升至億元上下，收入包括門票、贊助、CBA公司分紅以及部分體育局補貼，每年要虧幾千萬元左右。在成本投入中，球員薪水成為最大支出，尤其是衝擊聯賽成績的情況下，引進外援的費用比較高。
比如，外援諾里斯·科爾的年薪就高達500萬美元，布拉奇、哈達迪等外援年薪基本上都是兩三百萬美元。
外援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俱樂部取得了好成績，但也使得球員薪水普漲。有俱樂部負責人坦言，一些國內球員身價已比歐洲球員都高，但競技水平就不好評價了。
易非表示，CBA球員的年薪一般分兩種，一種是自由球員，一個是系統內球員。前一種談判價格比較自由，一線球員一年在1000萬到2000萬元左右，系統內一些球員年薪在幾百萬元。
今年7月，有媒體曾報道稱CBA聯賽未來改革中也會有“限薪”。消息稱，2020年CBA開始實行工資帽制度，將會出臺三項具體的工資帽，來對CBA俱樂部實行限薪，規範俱樂部的發展環境。這三項工資帽分別為：球隊投入工資帽，且設有上下限；國內球員的工資帽；外援的工資帽。
一位瞭解姚明工作情況的知情人士並未對此消息做出正面回應，只是向第一財經表示，CBA聯賽的改革還會繼續。
值得注意的是，限薪或建立工資帽制度是很多俱樂部的呼聲。
上述中部一傢俱樂部的負責人認為，並非簡單地從成本角度希望實施“降薪”，但薪水增長過快是存在一定泡沫的。“CBA聯賽要真正往前走，健康的市場和競爭環境需要大家一起去創造，也只有這樣，漲薪才會變成行業的正能量。”
雅加達亞運會上，姚明曾對媒體表示，CBA的定位一個是為社會提供有影響力的生活文化產品，一個則是為中國籃球培養優秀的運動員。他說，目前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管理難度越來越大，CBA公司還需要在頂層設計上進行改革。
“籃球改革目前處在陣痛期。很多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要徹底解決並非易事，需要姚明與團隊一步一個腳印地繼續往前走。”朱小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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