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阿让背着人事不省的马吕斯穿过巴黎的肠子，头顶的街道上不断有人死去，而藏污纳垢之所拯救生命。
罗兰巴特说，一旦写出来，连大粪都没有了臭味。能指和所指并不相互依存，而是隔着深渊，透过语词，我们收获的是一个映射，失去物本身的光环。对于污秽之物，我们的文明从来没有真正把它纳入接受体系，而是用语词囚禁它，压抑它，对它进行精致或者至少是中性的表述，使它脱离本身，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垃圾”这个词要比它所指称的事物要高贵得多，与闻到和见到它相比，人们更愿意听到它。
但是最好也不要听到它。没有人喜欢排泄物、废塑料和旧玩具，它们是一切快乐的反面。我们可以将它们统称为垃圾，因为它们之间本来就是一种东西，都脱离了本来的面貌成为纯粹的剩余，只不过垃圾箱收纳的是商品的剩余，而厕所里是身体的剩余，在以消费和生产为驱动力的现代社会出现之前，身体是最大的垃圾制造者，以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身体也像一台机器，它生产欲望和剩余。这个剩余似乎很难定义，它不是富足，不是我们的一部分，也不是存在的反面，我们只好叫它剩余，它只是刺目而顽固地在那里。
一 身体和粪便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垃圾，它和水、食物一样总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想一想这不免令人沮丧。赵王派人考察廉颇，想再起用他为大将，老年廉颇硬撑着披甲上马，《史记》上说他“一饭斗米，肉十斤”，这是个会吃得胃穿孔的数字。然而使者说他“一饭三遗矢”，立刻打消了赵王的念头。这意味着廉颇衰老得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人是不能获得他人的尊敬的，排泄物消解了他作为人的能力和尊严。
在中世纪欧洲以宗教为主的意识形态里，粪便是被遗留在无意义的失重状态中的谜一样的事物，圣经只讲吃苹果和领圣餐，不太愿意讲这些东西最后变成了什么。《爱尔兰编年史》里有一个故事，埃德国王在一条河流边洗脸，他的手下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因为教士的厕所在河流附近，结果国王说：“我不仅要用这水洗我的脸，而且我要用它来洗嘴，而且我要喝它；因为他解手的地方的水，对于我来说，抵得上领圣体。”如果基督的肉身和血液在面包和红酒中成为实体，那么当这些实体被领圣体者吃下之后，血肉应当和这些普通的食物经历同样的变化——逆推过来也是如此。教士侍奉上帝的职务行为也给他的肠子赋予意义，生物性的器官与灵魂性的神就这样发生了联系。而凡人的原罪也会经肠道排出。
16世纪，欧洲的农艺学重新意识到了粪便作为肥料的卓越功效，但有一段时间人们坚持认为粪便要放置一年后才可以用作肥料，它必须澄清自己，散去臭气，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臭气的存在，但它必须不能和将要成为食物的蔬菜并列出现。（阿拉伯人认为把干燥的粪便泡水后再次干燥，对于种植葡萄有奇效。）这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粪便和臭味是可以分离的。粪便作为肉身的垃圾还带有肉身的痕迹，部分地属于肉体，而这种痕迹会随着时间消失，这也说明它和肉体有相似的地方：易逝。他们相信没有经过闲置的粪便会引来蛇和老鼠，如果不是因为罪恶的原因散发出臭气，那么至少也有部分的魔鬼进入了其中，而魔鬼正是以蛇为化身的。肉体摆脱不了剩余，正如同粪便总是因为重力被排泄出来，它也以它在意义上的重量拖累着精神的飞升，这种俗世的剩余物让人感到沮丧，无论如何虔诚，如何绝欲，一个人都不得不在厕所意识到，肉身毕竟是荡涤不净的。苦修者拒绝食物只饮清水，是以大脑对抗肠胃，以上半身对抗下半身，在他们的观念里，作为机器的身体应当完全屈服于灵魂与意志的统治，这是灵肉二元论最典型的反映。（卡夫卡在日记里写：“我的胃和我整个人一样，这几天来一直不对劲，我试图通过挨饿来对付它。”）在传统中国尤其是道家的观念里，天地灵气是理想的食物，只需用上半身吞吐，告别排泄物。辟谷之术起于先秦，认为人食五谷杂粮，久而久之自然郁结成秽气，《庄子·逍遥游》里写的仙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从先秦古人到前几年被揭出的李一道长，中间跨了几千年，辟谷的形式和内容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可见这种想象的生命力之顽强。
粪便和国家处于一条尊卑链的两端，一端极其污秽，另一端则极其崇高，拥有来自神或者是上天的不可置疑的权威，但它们却会在许多时候甚至是没有中介地连接在一起。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所有人在巴黎城内及郊区的街道广场倾倒垃圾，所有的排泄物都不许在室内保留，统一倒入沟渠用清水冲走。没有茅厕沟渠的人必须立刻修建，违背者轻则罚款，重则没收房屋为皇家所有。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今天用抽水马桶和下水道武装的城市肠道雏形。颁布这条法令的缘故是当时的巴黎实在太脏了，城市充满污泥、粪便、渣土和其他垃圾，已经给居住的人造成极大的不便。而这种不便又恰恰是因为城市作为居民定居点这个特性所带来的，当一个地区人口密集又疏于管理，则必然会产生失控现象，垃圾的泛滥只是最表层的体现，但它又暗示着最深层的恐惧，即人类最终会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可能在最低贱的层次上，意味着制造垃圾并把周围环境搞得一团糟。这是神圣的国家所不能忍受的，因为再神圣的国家也是由一个个肉体组成的。它在获得了权威之后不得不来训练自己的人民，让他们管好自己，管好社会的括约肌。必须把污水用水冲走，冲到肉眼无法抵达之处，沟渠最终汇流到河里和海里，污水经过逐渐的稀释已经不再是它自身，而对于固体垃圾，居民家中则必须备有篮筐，当大车经过的时候把它们带出城市，至于带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关心，法令里也没有说，总之要离开城市，离开人，它们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肉体的污秽，让我们在生理上感到不快。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流通的重要性，必须有这样一种流通的机制，使垃圾处于抵达的过程中。它最终在这种过渡状态中获得了“合适”的位置，先是在家里的垃圾桶和马桶，接着抵达某个不知名的河流或者远离人群的垃圾场，至于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的垃圾处理和回收技术，也符合这种逻辑的延伸：它在抵达后会获得使命，最终盖头换面回到我们的世界。
不过人们很容易忘记括约肌的重要性，就连国王也不例外。1694年，也就是上面这条法令颁布之后100多年，枫丹白露的行宫里还没有厕所。奥尔良公爵夫人发自寄给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我们这里可不一样，我不得不憋着屎到晚上；森林里的房屋里没有茅坑，我不幸就住着这么一座，所以不幸要到外面去……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如果人不用屙屎，那么在枫丹白露我将会如鱼得水般自在。”
现代社会里，除了旧城区的很老的房子，几乎每一个公寓都带有卫生间，在每一个家庭里，它的重要性都仅次于卧室。许多人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它的存在对于家庭感情的作用不那么明显，客厅是秩序的、整洁的，父母的卧室是禁忌的、温馨的，而厕所的意义恰恰是它遮住的那些——私密性。排泄行为和排泄物是绝对的隐私，在这种对污物的私有化条件下，厕所是无法分享的。而历史上的家庭本来并不是现在我们都熟悉的这个样子，且不说中国旧式的宗亲大家庭，在工业化最早进行的英国，19世纪的家庭关系和隐私观念也和现在不一样。《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当年的插图里，大卫的母亲在起居室里当着大卫在给他的异父弟弟喂奶。在许多空间逼仄的小公寓里，独自如厕这一件事使很多孩子获得了人生第一次的自信，他摆脱了父母的控制，处于一个与面对自己的空间。当排便成为一种和快感有关的技术时，他发现在这方面原来是可以依靠自己的。一直以来，用于排泄的空间都是内心独白的绝佳场所，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如此多地提到厕所，以至于同时代的小说家威尔斯嘲笑他写了一本迷恋厕所的小说。
和有些生活垃圾能够通过回收和处理重新进入社会一样，身体的排泄物也具有生产性。人们一直想象着它能够在别处转换成自己的反面。罗马的第九个皇帝苇斯巴芗收拾尼禄留下的烂摊子，决定对臣民的尿课税，他的儿子，后来的提图斯大帝指责他，他便把第一笔税款放在儿子的鼻子下面，问他是否闻得到臭味。普林尼在《博物志》里写，阉人的尿能够治愈女人的不孕症，而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孩童的尿是对付蝰蛇毒液的特效药。1270年，法国炼金术士吕律（1235～1315，著有《炼金术指南》、《无上妙术》）从尿里提取出碳酸铵，这是一种自然界不存在、在室温下会渐渐分解的物质，无色，有氨臭，在58摄氏度的时候会变成氨和二氧化碳。当然，炼金术的最高梦想在于从废物中制造出黄金，垃圾与价值倘若可能存在超越自然规律的浪漫的飞跃，岂不是超级美妙。
英王爱德华一世就曾聘请吕律进入铸币厂制造点金石。屎尿能变成金子，听起来十分荒诞，但和中世纪农民的想法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即通过某种手段去除掉其有害部分，使它摆脱纯粹的无意义，获得一个在象征秩序中的位置。排泄物一旦进入语言秩序，就不再是它本身，人们想发明出和它有关的知识，给它正确的位置，甚至在内部划定等级。在意义的世界里，纯粹的“无”是不存在的，人们无法接受真空状态。从纯生理的角度看，排泄物和分泌物一样，都是身体在产出异于它本质的东西，但两者的地位天差地别。分泌麝香的腺体离生殖器很近，它在制作过程中也要经历和作为肥料的粪便一样的干燥过程，可人们不会把它的制品和前者联系起来。如果粪便的味道不是那么难闻，可能也会获得一些类似麝香的地位，在18世纪的科学话语中也依然能找到这种炼金术思路的东西。世界上最昂贵的粪便来自印尼，这里的猫屎咖啡每年产量极其稀少，一杯顶级的成品猫屎咖啡的价格超过人民币一千元。麝香猫吃下咖啡豆无法完全消化，但会在排泄中使咖啡豆染上独特的味道，这是排泄物被反向加冕的最好例子，一方面，被提炼的粪便最后再次进入消化系统，喝咖啡的人获得口腔的享受；另一方面，因为稀少，它从纯无意义的动物粪便进入了世博会和华尔街，变成了全球化的象征之一。
重要的不是污物本身，而是污物的政治，主体与它的关系和态度构成了它真正的意义。路易十四（1638-1715）经常坐在马桶上同围观的大臣商讨朝政。当年英国大使波特兰勋爵回忆说，在皇帝的“私人时间”里被召见，意味着无上的荣耀。能在马桶上商议国事，也是展示权威的一种方式，能够这么做的人只有皇帝，他自称太阳王，对于自己权力的神圣性有绝对的把握，即使它以肉身的形态暴露在别人面前，依然与他面对的别人的肉体有所区别。这也是极其傲慢的表现，对于别人战战兢兢地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用上厕所来消解这种重要性——因为这些事情对于皇帝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马克斯·韦伯在谈论现代国家转型的时候提出了“祛魅”的说法，即君权神授的绝对国家最后演变成一个职能体，国家的合法性在于人民与之签署的契约。来自神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怀疑的，而基于契约的权力是可以替代和修改的。作为国家权力代言人的元首们不敢拿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开玩笑，他们的形象都必须被严格控制在一个相对定型的框架结构内，少数人只敢在家里过过瘾。亚努科维奇被赶下总统位置后，人们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个做成王座形状的抽水马桶，两边有扶手，装饰有金色狮子头像。权力远离污秽，洗白污秽，也利用污秽。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和掏粪工人时传祥握手，其乐融融，有关权力和粪便的两种职业当然不存在私下见面的握手，这种新闻传达了一种和幼教出于同源的信息：像严苛的父母通过让孩子闻自己的粪便然后产生厌恶，从而学会控制括约肌一样，国家也在提醒他的人民这一事实，如果不是这些类似圣徒一样的人在为国家工作，你们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幸福。在这里污秽不让人们产生厌恶感，反而让他们庆幸，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
二 乡村与城市
D.H．劳伦斯（1885-1930）在自传中写道：“即使在我亲眼看到的时候，我也知道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满是肮脏红砖的采煤小镇。即使在很小的时候，我离开穆尔格林回家，抬头看见公司建给矿工居住的街区立在小山顶上，在下午阳光的照耀下就像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我曾希望那是一座金色之城……”他接着幻想这片矿区，“柔软金黄，就像一个城市金色的肉体。”
劳伦斯生活的年代是英国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城镇不断地用现代技术武装自己，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怀有浪漫主义情感的文人未免感到失落，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诸多作品中有许多绽放的自然生命，然而其背景却是晦暗的工业城镇——后者象征了“英国人被扭曲、被背叛的一面”。他说：“在我看来，英格兰的真正悲剧是丑陋的悲剧，乡村是如此可爱，人造的英格兰是如此丑陋。”
有一种二元论长期被劳伦斯这样的知识分子挂在嘴边：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意识形态的，乡村代表了自然、淳朴，安于贫穷；而城市代表人工、狡诈和贪婪。在乡村爱好者的眼里，垃圾可能是城市负面形象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很长的时间里，农村不生产除了粪便之外的垃圾，在城市里需要及时清扫的落叶根本不是问题，采完棉花的棉花杆还能用来生炉子做饭，而粪便不被看成垃圾，它以肥料的身份进入农业整体的再生产，自然界仿佛通过人的身体进行循环，这也使得很多持有理想化乡村的想法的文人感觉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个自洽的整体，外化于人类存在，而垃圾是人类的附属品，不但因为人类生产垃圾，而且定义何为垃圾这个价值判断，是人类出现尤其是工业化之后才有的活动，因此垃圾是异质的，是侵入的外来物种。农村可以没有城市，而城市却绝不能不依赖农村，许多城市是在农产品交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城市还能够强行定义农村的身份，一方面它通过政治权威定义农村的范围，另一方面它通过贸易和法律保证农村的产出能够换回足够的金钱和其他生活产品，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它还能够以城市化的名义侵入农村，把它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从词源来看，“城市”这两个字似乎指的是一个交易的地点。而英语中country一词来源于contra，最初指土地铺展状，city一词来源于civis（意指公民），而contra具备的“相反”这一含义似乎也指向了语言中的一种等级秩序，即农村是城市的反面，先有城市，才有农村。定义农村的是城市。城市永远是话语秩序的中心。正是城市把乡村的生活方式浪漫化，把它作为风景和伊甸园。风景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距离，即观察者处于一个挑选好的立场，将它与自身割裂开，他们的立场都在城市这一边。劳伦斯幻想他居住的小镇在夕阳呈现出“金色的肉体”，那么这片矿区出产的资源是什么呢？是金色肉体的分泌物，还是被殴打的妖精掉下的红宝石眼泪？它们即将被运到城市里当作能源来供养罪恶的怪兽，后者不停地把财富和有害的垃圾同时分泌出来，让人又爱又恨。
在中世纪的时候，城市的街道没有铺路石，人们随便倾倒生活垃圾，只要喊一声“小心水”就可以从窗口往楼下倒脏水。丢弃的生活垃圾一部分被拾荒者捡走，一部分被流浪的动物吃了，剩下的逐渐堆在墙根，与未经铺砌的路面结合，最终高出街道，老房子就显得地势变低了，这是垃圾和岁月一起给它留下的印记，而新盖的房子则在垃圾的基础上变得更高。垃圾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人们要么忍受，要么离开。1662年，伦敦开始向西发展，浓烟、蒸汽和臭味把人们驱赶到西边生活。在巴斯德发现细菌之前，人们从未意识到垃圾可能是疾病的来源。巴黎的生活垃圾长期通过沟渠流出城外，而疏通沟渠只能依靠暴雨，但暴雨也会造成沟渠堵塞。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道，1805年，内政大臣向拿破仑称重新设计巴黎地下水道的勃吕纳梭为最勇敢的人，因为他视察了极其肮脏、炼狱般的下水道。如果没有现代的垃圾技术，城市将会面临它自己造成的末日，它成了日常生活里的恶之花。和乡村相比，城市的另一个罪恶之处在于在垃圾问题上长期缺乏公义，在伦敦、伯尔尼、巴黎、布拉格等城市的历史上，清扫垃圾都曾经是乞丐、罪犯和老人的工作，法国大革命前城里有约60万人，垃圾大多靠拾荒者清理，但主流话语完全不承认这些人的功绩，因为这些穷人大多在夜间工作，在市民的眼中他们极其可疑，是隐藏的犯罪因素。1920年巴黎出现鼠疫的时候，人们把拾荒者看作是老鼠，指责他们是传播病毒的元凶。但当极端情况发生时，人们又会忘记对拾荒者的鄙夷，自己捡起垃圾。1870年9月至1871年1月，巴黎遭到围攻，没有人从农村运来蔬菜，也没有人带走垃圾，巴黎人吃光了动物园里的动物，最后开始吃葱叶、烂菜叶这种他们以前眼中的垃圾。
人们是在罪恶之城的隐喻下想起田园牧歌的，垃圾是城市的罪证，城市垃圾不可避免的溢出提醒人们，现代的生产和消费是如何的不加节制，而乡村的生态是如何平衡、如何在生产——消费——再生产之间平滑地循环和过渡。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人的肌体，那么垃圾就如同粪便一般，是城市的负面分泌物。而那些刻意安排的城市绿化带，那些整洁的街道与人文景观，就是城市给自己喷上的香水。不像农村的土地，它们有着明确的界限，拒绝与周围环境融合，这是城市的特征。在许多小说里，一个人物走进沉睡的城市，他想到这个城市当中隐藏了那么多生命、与他如此接近——就被这个念头所慑服。但这些生命常常隐藏在现代城市坚硬的皮肤后面，一方面，水泥和柏油拒绝与垃圾融合，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垃圾本身也拒绝与任何形式的土地融合，即使它们在乡村，也是格格不入的。塑料、玻璃和电子垃圾取代了作物的茎秆和剩饭剩菜，陈旧的汽车轮胎、废弃的购物袋本身由化学方法制成，却要指望自然界用自己的办法去分解它，这是不可能的。长期掩埋后的报纸，字迹都不会消褪。单向排泄取代了循环，乡村也不可避免地在垃圾面前溃败，被带有重金属的垃圾污染过土地长出的蔬果会带有毒素，不再能够食用。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谈论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说的已经不是行政区划的问题，而是垃圾的今昔问题。华兹华斯、雪莱或者梭罗式的浪漫主义情怀在今天的垃圾面前已经失去力量，不再有乌托邦了。托洛茨基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城市战胜乡村的历史。垃圾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自主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天津和北京周围有32个贫困县，272万左右贫困人口，而Google earth的照片显示，正是在这两个大城市的外环，聚集着大量垃圾场，仅北京六环附近就有超过400个。这些垃圾是城市的排泄物，就像身体的粪便一样，被秩序所抛弃和厌恶，而乡村不得不为此买单。 如果有人不嫌酸臭，去对这些垃圾场一一调研，会在里面发现北京这座城市的大量蛛丝马迹。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不是说优秀的城市必须有畅通的下水道，而是说淤积垃圾的下水道从不撒谎。“在这个死灰色的地方，有着它的黑暗处，但秘密已不存在。每件东西都显出了原形，或至少显出它最终的形状。垃圾堆的优点就是不撒谎……文明社会的一切卑鄙丑物，一旦无用，就都掉入这真相的陰渠中……污秽脱下了衬衫，赤裸裸一丝不挂，它击溃了空想和幻景，以致原形毕露，显示出命终时的邪恶相……阴沟是一个厚颜无耻者，它吐露一切。”一个拾荒者就是一个侦探，他们能在垃圾场里发现报纸上没有的真相。拉康说文明即污物，这些酸臭之物在现代文明秩序里，有着和高楼大厦、华服美食一样的地位，它们是我们社会里的暗物质，组合在一起也能够构成另一个形态的消费社会，让我们在其中看到可怕的倒影。
有一些艺术家用颇为轻巧的方式表现了这个现实。一个单独的自行车轮可能毫无用处，垃圾场里有好多这样的车轮，但杜尚拿起其中的一个安装到一个凳子上，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后来谈论这个叫《自行车轮》的作品的时候说：“我只是喜欢看它而已，就像我喜欢看壁炉内跳动的火焰一样。”一旦被拽出交通工具的日用维度，自行车轮就获得了另外的意义，它的纯粹圆形和可转动性产生了某些抽象美感，同时还打破了边界，以一个工业品的身份嵌入了由手工主导的艺术传统。垃圾是商品的尸体，垃圾场是焚尸炉，毫无尊严地处置它们，而尸体——这种身体的废弃状态，一旦与别的尸体为邻，就处于垃圾状态，是发臭的废物，只有把它个体化，用聚光照耀，它才能获得作为遗骸所具备的尊严。我们实在不应该轻视垃圾，它才呈现了商品脱下了价格之后的物之本质，成了纯粹的“自在之物”，一个断了一只脚的酒杯，在古代是垃圾，但被挖掘出来之后，它就成了珍贵的文物。我们今天制造的这些商品残余，会在什么时候苏醒吗？
雷蒙德·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里批评了诅咒城市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特有的城市和工业既诅咒，又美化；对权力统治——力量、收益、生产、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假思索的赞美，就好象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能够和随之而来的对人的剥削割裂开来似的。”在短片《爱·垃圾》中，齐泽克批判了浪漫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的小清新式想法，在另一个角度回应了他。齐泽克的看法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和谐的、有机的、平衡的自然，垃圾才是世界的本质表现。人们营造出这样一个远在天边的理想状态，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宽慰，即这个充满垃圾的世界依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一种意义在纠正着它。所谓人类被垃圾所打扰，发展走在出轨的路上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不过是亚当夏娃受诱惑吃禁果故事的环保主义版本。现代社会的基础——石油——就是尸体的残余物，而人们根本不可能摆脱它。人类从来没有疏离过自然界，甚至从来没有存在过所谓的完美的自然界，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沉迷在伊甸园的幻想中，而应该坚决地与所谓“自然”决裂，以垃圾为起点重新发现和真正认识世界。他在积极的意义上用了“异化”这个词，人们应该认清现实的大荒漠，把垃圾当成世界的基础。他甚至用了一个温情的比喻，“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理想化他/她，你会接受对方一切的失败和丑陋。”那么我们甚至应该爱垃圾，这才是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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