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4日，中國學界代表不同流派和專業領域的28名學者簽名發表了《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因為文本內容是該年8月在牛津大學威克里夫學院（Wycliffe Hall）的會議現場擬定的，因此又被稱為“牛津共識”。5年之後，2018年8月25日，參與當年文本撰寫和討論的學者在北京再度匯聚一堂，紀念共識發表5週年。
“牛津共識”的誕生初衷，是希望緩解、彌閤中國思想界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多年的撕裂與對峙。國內新左翼、自由派、新儒家、基督教研究幾大領域的代表學者能夠坐下來共同起草、簽署一份關於中國社會的共識——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從2013年到2018年，從牛津到北京，短短5年的時間，人們生活的環境已經發生了不少變化。再次審視文本，是否需要更新對“牛津共識”和當下現實之間關係的看法？應遵循一種怎樣的實現路徑？是否依然認同一種可能性，即存在為思想界所普遍接受的共同理念和價值觀？在當天的會場上，30多位學者、專家對“共識”所涉及的問題進行了細緻探討。
會議現場圖
不論左右：凝聚共識的基礎
在各種紛繁複雜的中國當下社會思潮中，“左”與“右”兩大陣營之間的分歧和爭論聚焦了最多來自公眾、知識界及輿論界的關注。在政治、文化、經濟領域，左右兩派常因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解決方案而彼此爭論不休。但在“牛津共識”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來自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黃紀蘇看來，中國在2008年之後進入一個高速發展和變化的時期，不論是世界時局還是國內社會矛盾都發生了複雜的演變，也顛覆了國內思想界自1990年代起形成的意識形態分野。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用“左中右”的標籤去標榜不同流派，顯然是靠不住的。
黃紀蘇被看作是“牛津共識”陣容中代表國內“新左翼”的學者，但他卻在會上一再表示自己“代表不了什麼”。知識精英的感受和觀察未必能準確反映真實社會面貌或問題，但卻經常帶著偏見陷入相互攻訐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結成“共識”的意願便顯得格外珍貴。“最起碼大家都在追求一個共同表達的機會和平臺，這是正面的、值得嚮往的。”黃紀蘇提到，儘管各派對社會未來的具體藍圖有不同的描畫，但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上不妨團結起來，達成行動上的共識。
另一位主起草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會上提到，思想學界各陣營在具體理念上看似互相排斥，但追溯其歷史根源，卻往往多有交叉重疊之處。如今被認為是“右派”訴求的很多東西，如自由民主等等，在19世紀西方前憲政條件下其實正是左派在拼命追求。當年馬克思、恩格斯都要求歐洲學美國，甚至學美國基本不設常備軍而讓老百姓持槍：“如果每個公民家中都有一支槍和50發子彈，哪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那時左派是比右派更徹底的小政府主義者。後來左派傾向於大政府，反對自由放任，那是在政府完成轉型以後。此前左右首先要求的，都是權力受限、責任可問的政府。在秦暉看來，中國當下社會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群體的訴求紛繁複雜，其中問題和矛盾膠著的狀態大不同於今天的西方，卻和十九世紀的西方頗有相似之處，因此他確信國內的”左中右”具備達成共識的基礎：“我們在做的無非就是捍衛常識和底線。大家通過共識想要爭取的那些東西，是包括左右的所有人都需要的。”
“牛津共識”全文不到900字，是由分別代表自由派、新左翼、儒家、基督教的四位學者——秦暉、黃紀蘇、陳明、何光滬共同定稿的。文本分為上下兩部分。前半部介紹共識出臺的社會背景，即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與外部世界相互之間的關係和認同方面發生的變化，並且出現對應的社會問題。後半部則提出了四點包含治國理念、社會原則、文化氛圍、國際關係方面的共識。據說在擬稿過程中，曾經被細化描述的一系列棘手難題，如發展不平衡、城鄉分裂、環境破壞、食品安全……最終被濃縮為一句“中國的社會問題也變得日益突出”。5年過去，再次審視當下中國，會發現這些問題依然突出地存在著。前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以右翼的角度去觀察左翼人士在社會民生問題上的具體訴求，發現兩者之間存在一致性，如都追求以人為本、法治社會等等，這便決定了無論左右，大家都應拋棄過去十幾年間經常發生的“一地雞毛”式的爭執，坐下來就這些訴求進行溝通，並建立共識。
會議現場圖。
實現路徑：法治社會
不同派別的思想陣營之間固然可以達成做為一種抽象理念的“共識”，但其中包含的價值觀應該如何落實？這關係到政治制度框架和社會體系建構問題。在週六的會議上，很多學者分享了對於規則的制定，尤其是法治社會方面的觀察和思考。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表示，政策對公共利益的維護應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和前提來實現，是更具體而關鍵的問題。他強調“社會契約”對於推動中國多元社會治理，增進人與人之間互信程度的重要性，並提出實現契約社會的五個要素：國家、維護公共利益的最終目標、對多數人負責的立法機構、人民基本的權利和自由、法治。在這樣一個制度框架下，任何派別的思想交鋒將有別於互相打擊和排擠，將形成真正的社會資源和公共空間。
會上的部分學者還表達了對當下社會思潮中“國家主義”（注：在中國語境中應更偏向於一種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國家主義statism的融合）的關注，擔心這樣一種思潮過度盛行將帶來負面影響。
無問西東：大國身份焦慮？
“左右之爭”或許符合大多數公眾和輿論界對近當代中國思想潮流分歧的普遍認知；然而在“牛津共識”發表五週年的會場裡，醒目的“無問西東”四個字卻點出會議方想要提倡的主基調：脫離東方、西方的條框和衝突，暢所欲言。不過這也從側面提醒大家，伴隨著近10年來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崛起的，還有一種在文化和制度上超越（由西方引導的）傳統東-西方敘事的強烈願望。如一位參會者所言，“我們不能想象沒有基督教的美國，同時我們也不能想象沒有儒家的中國”——以蔣慶、陳明、康曉光等人為代表的 “大陸新儒家”在近十年間逐漸形成一套強有力但也極富爭議性的話語範式，或許可以看作是對以上願望或者說身份焦慮的一種回應。
陳明教授也是牛津共識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五週年會議上，他從儒家角度審視“共識”發表5年來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認為這種變化有著某種歷史必然性。“今天中國試圖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帝國政治遺產留給我們的是一個高度異質的社會，從文化到政治。這一點加上救亡圖存的近代處境，決定了中國需要一個治理的中心，也就是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陳明看來，以“階級”為核心概念的左派政治哲學和以“個體”為核心論述的右派政治哲學，某種程度上都被意識形態化了，“本土化才是最終的出路“。儒家以“家國”為核心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的意義在這裡就可以清楚彰顯出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教授韓星進一步指出，恢復儒家自堯舜禹、孔孟以來的“道統”理念（注：簡單概括，即儒家認為的自上古時代形成的一套 以“聖人之治”為核心的社會秩序和思想體系），以儒為主，兼容諸教，是凝聚當下共識，結束民族文化傳統“一盤散沙”現象的關鍵。
大陸新儒家所提倡的“迴歸道統”引發了在座學者們的熱烈討論。尤其是新儒家將傳統儒家“入世”的觀念和當下政治結合起來，要求參與制度設計，這在儒家內部及整個思想界都尚存爭議。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全喜談到，儒家說歷史道統沒問題，但是如何面對“新舊道統”的轉型問題，或者說如何面對一種現代文明中的開放性，在這一點上，儒家可能會缺乏警醒意識。而在場的更多基督教研究領域的學者指出，教條化的儒家主張，會進一步排斥社會思潮的多元化和寬容的心態。北京師範大學哲學院副教授瞿旭彤甚至認為，儒家在講普遍的人文主義時，所關注的往往是水平層面的問題；即使涉及垂直的問題，強調更多的不是差異、而且合一。這樣就使得儒家難以像基督教那樣在“垂直”維度上開啟一種批判和啟蒙的力量。
但也有在座參會者指出，人們過多爭論新儒家的政治訴求，卻忽視了儒家文化傳統中的一種道德擔當。蕭三匝提醒大家注意，孟子所講的“捨我其誰”精神，和基督教的社會關懷、拯救意識其實有相似之處。而所謂“道德擔當”不是某家某派的理論問題，也不是理性能解決的，它可能是一個訴諸情感的問題。在當下中國社會環境中，儒家和基督教的這種道德的、情感的維度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對“共識”的再識：果然是文獻意義大於現實意義嗎？
事實上，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不管是基督教還是儒家的”道統”，各個流派之間枝蔓錯雜的關係、淵源和演變軌跡本來就一言難盡；如今要讓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學者彼此認同，更絕非易事。儘管肯定的話語佔據多數，也有不少與會學者覺得這份共識目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一團和氣。中國人民大學的青年學者周濂在會上直言不諱，說在他看來牛津共識的歷史文獻意義，要遠大於現實政治的效果。學者坐而論道，討論抽象的理念，無助於解決具體的問題。與其談共識，不如增進理解:“共識比真理更重要，理解比共識更重要，自由比理解更重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同於蕭三匝所講的“思想者應該有現實感，應該儘量與實踐者接觸、交流，並試圖與實踐者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周濂認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應始終對新鮮的社會事件和潮流保持距離和審慎態度，而不是立刻去贊同或否決。
同樣對“共識”持批判態度的還有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所研究院祝東力。他的觀點來自於日常的觀察和經驗積累：“真正的社會群體，包括一般知識階層、老百姓、小商小販，甚至出租車司機，你跟他們聊天會覺得，他們對大是大非，對一些最基本的國家和社會的事實判斷，是有共識的。反而理論界或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最缺乏共識。”祝東力因此判斷，思想界有無“共識”這個問題本身可能都不重要。
不過，在“牛津共識”第一稿的起草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何光滬教授看來，5年前”共識”誕生，5年後大家再度友好、文明地對話，這都從事實角度證明這種凝聚團結的努力是成功的，有回報的。不同觀點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坐在一起暢談，僅僅這一點就可以意謂著一種珍貴的共識。為大會陳詞時，何教授強調了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所講的“容納批評”以及習仲勳提出立法保護不同意見的重要性，提出這大概是論壇在座各位不論左右、無問東西都會同意的最起碼的共識。
本次會議的發起人王文鋒也是一名基督徒。他也是5年前促成共識起草、簽署、發表的關鍵人物。王文鋒認為，儘管爭議紛紛，但共識是一定存在的。“就牛津共識的四派來說，自由主義強調的自由、新左派強調的公平、新儒家和基督教所注重的道德倫理，我想至少從這些詞彙上來說，大家不應該反對吧”。至於牛津共識是否具備對當下現實的積極意義？王文鋒表示，他所設想的五週年論壇，其實更接近一次對文本的回顧和對話。“畢竟想再以另一種理由組織思想界各派的交流和互動實在太難了，從主客觀環境來說都不現實”。長遠地來看，他希望將牛津共識論壇運作成一箇中國思想界的固定論壇，不論是偏向思想交流或現實關懷，抑或是二者結合運作，最終都可以成為各派“師出有名”的定期相聚。
會後，黃紀蘇在微信群裡發了一段“左邊的朋友”的參會感想：“說到尋求共識，各派都要有所進退：左翼要警惕權力，反思國家主義；自由派要節制資本，反對新自由主義；新儒家不能一昧強調卑尊有序，而要重視平等，關注弱勢群體（向左翼靠攏），同時要重視個人權利，寬容多元和異端（向自由派汲取）”。儘管參與人數最少（本次座談只有2人），發言次數也很有限，左翼人士依然積極表達出對寬容、融合的肯定態度——這不僅令人遐想：或許中國不同思想陣營之間撕裂和隔閡的局面，真的已經在發生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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