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一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期，在這個時期裡湧現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他們學貫中西，渴望用筆桿子喚醒一代人，救世於苦難。他們單純，他們學做學問，他們也學做人，他們渴望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改變不了歷史長河既定的方向，他們只求為當下的青年學子帶來精神上的振奮，使他們不至於被國仇家恨壓彎了腰。
細數民國翻譯那代人，且聽鄙人慢慢道來。
近現代史上還活躍著一名女性翻譯家。她不僅翻譯外文著作，還自己寫小說、散文，創作話劇，堪稱“翻譯與創作並舉”。並且，這種創作特點還深入到了她的翻譯風格中，以更風格化的語言翻譯作品。她就是著名學者錢鍾書的夫人，楊絳。
20世紀40年代末期，楊絳的興趣轉向了翻譯。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楊絳翻譯的《1939年以來英國的散文作品》，成為楊絳最早期的翻譯作品。
1957年，楊絳接到翻譯《唐吉訶德》任務，被告知可用任何譯本。精通英語法語的她找來五種英法譯本，仔細對比後，覺得譯本代替不了原著。於是，近六旬的楊絳開始學習西班牙文。1961年才著手翻譯，這是中國直接從西班牙語翻譯的第一個譯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這個譯本被鄧小平作為國禮送給西班牙國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萬套。
由於自己有大量的創作經驗，楊絳的譯文非常注意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度，逐漸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譯風格。而且，她還認為，讀者對譯本的要求，不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他們也不希望譯文與本國語言差別太大。因此，楊絳的譯文幽默詼諧，十分注重描摹細節。
如果說錢鍾書的“化境”論是從理論上為翻譯開創了一種理想境界的話，那麼楊絳的“點煩”論則是從實踐上為翻譯開闢了一條可行之道。
《堂吉訶德》的譯文，起初譯出八十多萬字，後經楊絳認真的‘點煩’，才減到七十多萬字，這樣文字“明淨”多了，但原義一點沒有“點掉”。楊絳認為搞翻譯，既要為原作者服務好，又要為讀者服務好，“點煩”掉十多萬字，就是想使讀者讀得明白省力些。
“點煩”二字是學識淵博的楊絳從唐代史學家劉知幾那裡借來的，“點煩”主張對文章要刪繁就簡，點掉多餘煩瑣的文字。後來著名史論家章學誠在所著的《文史通義》的《內篇》中，又重申了劉知幾“點煩”的觀點，強調在史學編纂中應予重視。原來楊絳把史學編纂中的“點煩”要求，擴展應用到譯文的處理上了。只有楊絳這樣中外文兼優的“兩棲”學者才知道並主動加以應用。
“點煩”的目的是使譯文明快流暢、洗練淨潔，但卻是一道艱鉅而細緻的工序，運作起來必須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為點煩而“走失原文的語氣”；其次，不能因為點煩而“忽略原文的風格”。換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處，正所謂：點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厭其多。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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