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首轮船从英国出发前往中国，船上有一位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晚年的戴乃迭曾幽默地对朋友们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这是一句戏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戴乃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戴乃迭，原名Gladys B. Tayler，1919年戴乃迭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于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也许是童年留下的中国情缘，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
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
就是在牛津大学念书期间，戴乃迭认识了来此求学的杨宪益。
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从此，戴乃迭回绝了英籍追求者，认定了杨宪益，两人的感情日深。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一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
1940年，戴乃迭与杨宪益先生在重庆举办婚礼。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夫妻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达百余种，他们合作译出了屈原的名篇《离骚》。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晚年的杨宪益先生很快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时因“英国间谍”案被捕入狱。后又被无罪释放。
这起因于一个原英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司机熊某，因为解放前曾为英国使馆服务而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关押，在受尽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他说“如果我是反革命，杨宪益也是反革命。杨宪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凭他这一句话，杨宪益成了“嫌疑犯”，被“内控”多年，进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关于她的狱中生活，戴乃迭很少提起，只是从她姐姐那里露出了一些消息。
戴乃迭刚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风灌进来，又冷又饿，过了几个月，伙食才开始好转。
在狱中，当提审员问她：“你没有什么说的吗？”戴乃迭这个“特务”却答非所问的说“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提审员说“他们有人照顾”。这个回答虽然是谎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这一句话，着实安慰了戴乃迭，使她得以安心渡过四年的铁窗生涯。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戴乃迭在身边，酒和烟也都失去了过去的滋味和意义。
她叫戴乃迭，和英国皇室贵族同窗共读，却偏偏因为童年时的中国缘而爱上了他。他叫杨宪益，是一名牛津大学的自费留学生。她发现他非常有趣，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便爱上了他。因为爱他，她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
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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