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券是书契的另一种叫法，早期的书契是木质的。其字形下面的刀指代用刀去刻画，上面的“”在甲骨金文中也独立成字，最初字形为双手捧着一根竖线。“”是以书契为祭品的祭祀仪式，可以释读为“祼祭”之祼。书契的本质在诚信和道义，以书契作为祭品的实质就是与神建立对等的书契关系，人神之间相互以诚信和道义相待。
2、书契之右契代表债权或类债权，具备金融意义上的价值，是有价证券的最早形态，也是货币的最早形态。书契机制是人类文明史中最早的金融体系，是金融之母，是最早的债券即货币发行机制。证券和货币本质是都是书契之右契，其核心内涵并非金融意义上的价值，而是诚信和道义。
3、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诚”和“率性”，“诚”、“率性”、“道义”三者等价，这三者也是“道德”的核心内涵。证券和货币的本质在道德，金融不可以脱离道德而独立存在。金融技术只是金融之“文”，道德才是金融之“质”。
4、单纯强调金融技术，而忽略道德，必然导致金融技术“领先”于道德水平，这是金融危机的本质，也是现代西方社会之常态。
5、真正的财富是“诚”和“率性”，金融只是保障人们更好发挥“诚”和“率性”的手段，一旦金融脱离道德而独立存在，势必成为“诚”和“率性”之障碍。这也是西方现代金融之关键弊病。
6、人类金融史的早期阶段唯有在中国存在，欧美的金融史相对于中国金融史的天空，只是一井之口。欧美人的金融知识只是局限于欧美短浅金融史上的井底之见，无法窥及人类金融史之全貌，无法理解金融之本质，这是现代金融学忽视作为金融之本的道德的关键原因所在。
7、衡量金融发达水平的标准不在作为金融之末梢的金融技术，而在作为金融之根本的道德水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人类文明中最发达的，直至当下。这是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绝对领先全球的关键所在。
8、区块链的发明和跟随着，依然无知于金融的本质，企图在维持道德水平低下情况下，仅仅靠“发达”的金融技术去创造“信用”和“财富”，这无疑将可能制造继2008年次债危机之后的新一场的金融危机。
一
《荀子·君道》说：“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合”是合并，“别”是分别、分开，“信”是信用；“符”、“节”、“契”、“券”四者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名称，都是“书契”。最早的书契是木质的，而且一分为二。在借贷关系中，债务人持左契，债权人持右契。最原始的书契只刻有以契齿文为形式的数字，这些数字指代标的财产的价值，而且完整的契齿文被刻在并排放置的左右契上，每只契只保留完整数字的一半。当信用兑现时，需要将两只契再次合并，当契齿文完全重合时，方能证明这对书契是原先的那一对。
因此，在技术手段上，书契需要先“别”，后“合”。“别”后的契齿文实际上也具备加密功能，契齿文的条数，每两根契齿文之间间隔的大小，都是“密码”。条数不同，间隔不同，都无法相合、相同。“合同”、“合同”就是这么来的。原始的书契不仅是现代“合同”的前身，也是各类证券、票券的前身。
因此，从本质上讲，证券也是合同。只是在现代人看来，合同与证券有着本质不同。合同不具备流动性，不能转让，而证券、票券，尤其是有价证券、票券却具备流动性，可以转让，甚至具备货币的功能。在美联储的货币统计中，股票、国债等资产是被包括再内的。
货币就起源和本质而言，也是证券，其前身也是书契。或者说，货币是一种特殊的证券，一种特殊的书契。代表债权的书契之右契就是有价证券的最早形态，其流动性与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成正比，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越高，右契的流动性就越大，也就越接近货币。
因此，书契机制实质上也是货币发行机制的前身。在秦以前，中国的书契都是私人化的，货币发行也都是纯私人化的。秦统一中后，秦始皇才下令禁止私人发行货币。到秦时，书契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至少5000年，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5000多年的私人发行货币的传统。最早的契齿文出现于早期仰韶文化，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政府的一纸命令在如此强大的传统面前是虚弱的，私人发行货币的传统当然不会随秦始皇的禁令而消失，而是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直至民国时代。即便是现在，民间金融依然在中国保持极强的生命力。
随着更复杂、更有效的信用工具的出现，原始的“符”、“节”、“契”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些词汇也不再用了，仅存于历史典籍之中，但是“券”这个字依然被现代社会所使用，譬如证券、债券、优惠券等等。人民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也是一种特殊证券、债券。因此就有必要弄清“券”字的来龙去脉，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证券、信用及货币的本质，进而可以帮助我们建立面对它们的正确态度和方式。
“券”是上下结构，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刀”。“刀”的含义是很明确的，最早的契券是木质的，上面的契齿文，以及后来更复杂的符号及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券”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上，破解“”，是破解“券”字起源的关键。
“”不仅出现在“券”中，而且是“媵”、“送”、“朕”等字的核心结构，同时，还与“关”字密切相关。请注意，“券”和“关”的现代读音是高度接近的，从字形看，“关”字中的“人”字一出头，就是“”。宋朝时的纸质票据和货币的名称之一就是“关子”，另外两个名称是“交子”、“会子”。“交”、“会”二字也与书契密切相关，但本文只涉及到“关”字，因为它与“券”更相关。
表一：
注意，“相关”与“相干”，“关系”与“干系”是同义词，都是来源于书契，表示是双方是书契关系。前面的文章我们已经证明，“干”的原始意思就是书契，更强调书契的材质和物理形态。“关”也是指书契，但只指书契的右契。右契是代表债权的，是“有价证券”。这是宋代纸质有价证券和货币被称为“关子”的原因所在，下面会详细解释。实际上“券”、“关”、“干”三者的读音也都是高度接近的。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还独立成字，而且有不同的形式，见下表。
表二：
目前古文字学界在字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两方面的成果。
一方面，对各种字的不同形态进行识别，将这些不同的形态字例都归为字，并且归纳出演变规律。最初的形态是双手上面一根竖线，西周时竖线上开始加点，点后来又演变成横，再后来上面又开始加“八”，等等。
第二方面，对于字所有字例形态下面都包含的双手，认为是代表手捧着祭品进行祭祀，字本意是指代一种祭祀动作或祭祀仪式。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将释读为祼；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王辉将殷墟朱书字“八”和双手中间的部分释读为“章”，并且认为字与祭祀有关；社科院的宋镇豪教授进一步认为字的意思是“秉璋以祭”。
表三：
这些释读的关键线索来自安阳殷墟刘家庄所出土的玉璋朱书和墨书材料。这个遗址出土了两批玉璋，一批上面有用红色颜料书写的字，是玉璋朱书；另一批上有用黑色颜料写成的字，是玉璋墨书。但是朱书的字却与墨书的差异很大，见表二最后一行。
朱书字八字和双手之间是一个章字（王辉），而墨书的中间则是一根竖线。学界的共识是，这两者是同一字，墨书的竖线是对朱书中间部分的简化。李学勤教授没有将朱书中间的部分直接释读为章，但是他却看到了其与“祼”的甲骨和金文字形的高度接近，因此将释读为祼。其实，更可能的是，“祼”的核心结构也是“章”字。
二
“祼”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儒家文化中居于枢纽地位，不能准确理解这个字，也就无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思想做到准确把握。遗憾的是，自汉以来，对这个字的解读就是含含混混的。
在中国历史上，在儒家传统中一度存在类似于多神教祭祀的做法，存在祭祀仪式。《左传》甚至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乍一看，中国历史中似乎也存在一个多神教阶段，符合“人类文明的一般规律”。然而究其事实，中国的祭祀与西方的典型的多神教貌合神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在西方典型的多神教祭祀中，其基本原理是巫术的、神学的，但是中国历史中的祭祀，其基本原理却是书契（契约）的、道德道义的。在书契关系中，双方是平等的基于共识的协作关系，维护书契关系的基石是诚信、道义，双方之间要互相诚信和道义。在中国历史上的祭祀理念中，人与神也是书契关系，神是人的书契的另一方，人对神应该象对待其他的书契合作伙伴一样，以诚信和道义相待。于是诚信和道义就成为人献给神最好的祭品。
因此，中国祭祀的核心理念是“鬼神飨德”，即鬼神以德为最好的食品，德就是诚信、道义。在具体落实中，最能体现“鬼神飨德”这一核心祭祀理念的就是“祼”祭。
《周易·观卦》的卦辞是：“盥而不荐，有孚顒若”。《论语·八佾》，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这两句话的意思完全一样。“盥”、“灌”、“祼”三者都是指“祼”祭。这两句话都在强调，祭祀仪式的核心、根本在“祼”，而不在“祼”之外的“荐”，而“祼”的核心则在“孚”，即诚信。
“荐”是向神灵摆放敬献具体的祭品，主要是食物，那么“祼”是什么？“祼”的核心在诚意、敬意，把诚意、敬意作为祭品献给神，这一点传统的解读都提到了，即向神献德。但是，把诚意和敬意作为祭品献给神，还是需要具体的道具和仪式动作的，因为诚意敬意这些德都是抽象的，需要具体的场景、动作来体现和实现。
“祼”和“荐”尽管共存于同一场祭祀之中，但是两者在基本原理上却根本不同，“祼”的祭祀原理是书契的，即诚信道义的，而荐则是巫术的神学的。书契-道义传统是中国所固有的，而巫术-神学文化对中国而言则是后起的、外传的。中国传统的祭祀，儒家的祭祀，是中国固有的书契-道义文化与外来的多神教新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对于这些，传统的解释、考据均无力提及。
“祼”的内核在表达诚意、敬意，这是中国的祭祀成型以来所一直不变的。直至当下，祼祭依然坚实地存在于中国农村的丧礼之中，至少存在于豫东鲁西一带的农村。但是在具体以何种道具来传达诚意和敬意上，可以识别出历经了三次重大变化。
到西汉时期，祼祭所用的道具就只是酒了，“祼”也被解读成“灌”，即以酒灌地，把酒洒在地上，用以敬神，目前豫东农村的丧礼上依然采用这种祼祭方式。在更早的时候，为表达对神的敬意，在进行祼祭前，还有一个洗手的准备，因此“祼”又被叫做“盥”。“祼”、“盥”、“灌”三字同音，显然，“盥”、“灌”源自“祼”。“盥”只是“祼”的清洁动作，而“灌”只是“祼”后来才有的方式，更早的祼，所祼的并不是酒，而是“章”。
李学勤教授将“”释读为“祼”无疑是很有卓识的，但是，他将“祼”解读为“祼玉”，即所祼的不是后来的酒，而是玉器，以玉器作为敬献给神的祭品，这依然没将祼的内涵说透。事实上，祼玉并非祼祭的最初形态，而是祼祭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祼玉之后是祼酒，这是祼祭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
不过，将祼祭追溯至祼玉阶段已经当前文字学、历史学范式的极限。将殷墟玉璋朱书中字核心结构释读为章的王辉教授，认为字是“秉璋以祭”的宋镇豪教授，也是将祼祭，或者说“”祭追溯至祼玉或玉阶段。他们二人也认为“”是一种祭祀仪式，但并未直接将其释读为“祼”。
要明白为何祼玉只是祼祭的第二个阶段，明白祼玉之前祼祭的最初形态是什么，以及所祼者为何物，必须首先理解“章”字的内涵和起源，因为在“章”字不仅是“”字的核心结构，而且也是“祼”字的核心结构，是其字形中的双手所举之物，即献给神的祭品。
王辉、宋镇豪等人，之所以也认为祭中祭品是玉器，就是因为没有明白“章”字的内涵，简单地把“章”等同于“璋”。而事实上，尽管有时“章”可以替代“璋”，当时“章”与“璋”还是存在本质的不同。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对“章”的金文字形进行了解析（章字无甲骨字形）。章字的金文字形是加上“防伪标记”的契齿文。书契的契齿文实质是数字，指代标的财产的价值。在刻写契齿文时，是按从上往下的顺序，即从上往下刻画横线，这也是后来甲骨文以及中国传统文字书写的顺序。当书契签订以后，左右契分开，债务人持左契，债权人持右契。为防止有人在书契下方的空白处继续刻写，以作弊。于是就在最后一根横线上画一个圆圈。“章”字就是已经刻写完成，并且在最后一根横线上已经加刻圆圈的一对书契的契齿文的呈现。
即便是现在，在中国的合同签订中依然保留了加盖骑缝章的习惯。骑缝章最初的形态就是在木质书契中最后一根横线上所加刻的圆圈。章字中间的竖线是并排放置的一对书契的分界线，分开以后，契齿文和圆圈就被平分为两半，每只书契中的契齿文都是完整横线组的一半，所加刻的圆圈也只有一个半圆。日后相合时，契齿文和圆圈都完全重合时，才是真正的“合同”。
因此，章字实质就是书契文，可以指代书契，但是，更强调其加密性。这样以来“章”字的核心含义就是标记。同时，由于“章”字是在契齿文最后一根横线上做标记，表示书契文的完结、终止，所以“章”字也有结束、完结之意，这就是“章节”的“章”，“乐章”的“章”。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书契从材质上看，在中国的上古史几次重大变化。第一次重大变化就是开始用玉石作为书契的材料，这导致玉质书契的出现。玉质书契就是所谓的玉礼器、玉器。那么章因而也有“木章”、“玉璋”之分。“章”的最初形态是木章，即木质书契，“玉章”即“璋”，是随着玉质书契的而出现的。在书契这个本章上看，“璋”字就是玉质书契的统称，所有的玉礼器都可称为“璋”。
因此，“祭”、“祼祭”中的“秉璋以祭 ”,实质就是“秉书契以祭”，把书契当成祭品去献给神。这就是祭祀的书契化，也是祭祀的“礼”化或“理”化。“礼”的本字是“豊”，无论是甲骨文“豊”，还是金文“理”，其字形的关键结构都是双排契齿文，这是书契的另一个符号标志，因此，“礼”和“理”和内核都是书契，在书契意义上，“礼”和“理”是同一的。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为何《礼记》说“礼者，理也”。“礼”和“理”的发音也万全相同，可以认为，两者同源。
以木质书契作为祭品是“祭”、“祼祭”的第一个阶段，以玉质书契作为祭品是“祭”、“祼祭”的第二个阶段，以酒作为祭品是“祭”、“祼祭”第三个阶段。依据“祭”、“祼祭”的有无和形态，中国历史可以分为四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无祭祀时代，这是至少10000年前至5500年前之间的中国，也是纯正的书契时代。第二阶段是以木质书契作为祭品的“祭”、“祼祭”时代，第三个阶段是以玉质书契作为祭品的“祭”、“祼祭”时代，第四个阶段是以酒为祭品的“祭”、“祼祭”时代。
贯穿于整部中国文明史的是书契，在没有祭祀的纯书契时代是如此，在祭祀出现后依然如此。相对于书契，祭祀在中国的出现非常晚，大约是5500年前左右的事，而书契在中国的出现则是伏羲时代的事，时间至少在10000年前。在5500年前的中国，突然出现的多神教祭祀文化，更可能是外传的，其来源则可能是当时的多神教中心古两河-埃及文明。
三
中国是一个同化能力很强的文明已众所周知，当中国同化外来文明的古老性却超越现代知识的理解能力。中国所同化的第一个外来文明就是来自古两河埃及的多神教祭祀文明。现代人对中国文明的最大误解之一是，把5000年前当成中国文明的起点，事实上，这不是中国文明的起点，而是中国文明开始遭遇外来文明冲击和影响的起点，是中国文明开始同化和改造外来文明的起点。传统文献说的很清楚，中国文明起与伏羲时代，至少在10000年前。
中国文明对多神教祭祀文明的同化和改造，不仅在整部中国文明史中具备中轴、中转地位，更是在整部人类文明中具备轴心地位，不理解这一点，不仅无法准确理解中国文明，更无法准确理解中国之外的西方文明，无法准确理解整部人类文明。
中国文明对多神教祭祀文明的同化和改造，就是用中国所固有的书契文化去同化和改造外来的祭祀文化，就是让多神教祭祀文化书契化，其直接与核心体现就是“祭”或“祼祭”的形成。“祭”或“祼祭”实质就是书契祭，即以书契作为祭祀神灵的祭品。支撑书契的并非外在的书契技术和机制，而是人内在的诚信和道义，书契关系的实质是诚信和道义关系。以书契作为祭品，实质是以诚信和道义作为祭品，即以“德”作为祭品。
同时，祭祀的书契化还改变了人神关系，将人神关系书契化，人与神之间是对等协作的书契关系。书契关系的核心在诚信和道义，而且这个诚信和道义是相互的，不仅人对神是诚信和道义的，神对人也是诚信和道义的。这是后来的西方一神教《圣经》上帝与人是合约关系的源头。《圣经》实质就是“约书”是上帝与人所签订的合约，在基督教中，又分《新约》和《旧约》。祭祀的书契化不仅改变了人神关系，也改变了神的本质，从创造和掌管世界和人类的神秘之神，改变成诚信和道义之神，神成了诚信和道义的化身。诚信和道义是绝对抽象的，从数量上看，也只需要一个也就够了，因此，多神教也就转化成一神教。不理解在5000年前的中国所发生的祭祀书契化过程，就无法理解《圣经》契约精神的起源，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圣经》。
就中国而言，祭祀书契化的一个重要伴生物就是玉礼器的出现，即玉质书契的出现。石器、玉器本来是多神教祭祀文化中的重要祭品，在内蒙古辽宁一带的红山文化表现的非常突出。多神教在中国的传播路线表现为明显的从北向南。红山文化是多神教传播至中国的第一站，此时尚没有被中国文明所改造，没有书契化。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尚局限于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核心则在黄淮平原，即现在的豫东鲁西一带。那时内蒙辽宁尚属蛮夷之地，自然无力对成熟且强大的多神教进行改造。红山文化的玉器尚且是单纯的祭器，而非后来的礼器，不是玉质书契。
中国文明对多神教的改造是发生在多神教从红山文化南下，而传播至中原，尤其是黄淮平原地区以后的事。在地里区域上，中国文明对多神教的改造也是发生在中原地区，尤其是黄淮平原地区。
玉器的实质是玉质书契，其证据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在《五经》中，对玉赋予了崇高的诚信和道义内涵，玉就是诚信和道义的同义词，就是道德的同义词。“玉”和“聿”是同音的，两者可能同源。在所谓的“金科玉律”中，“玉”就是“聿”，是律之核心。第二个方面，很多玉器具备书契的功能和形式。玉器的核心功能是信用工具，用意传达诚信。在技术上，总是成对存在，并且雕刻上可以检测相合的密码性标记。第三个方面，“玉”字本身就是自双排契齿文，而这个符号则是书契的象征。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已经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论证。
目前的中国依然属于以酒为祭品的“祭”、“祼祭”时代，但是，由于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祭”、“祼祭”本身已经严重边缘化了。“祭”、“祼祭”主要表现在丧礼中，在春秋战国之后，更是如此。当前中国“祭”、“祼祭”的边缘化，主要就是表现在传统丧礼的边缘化，倡导西式的火葬和礼节，贬低甚至行政和法律禁止中国传统的土葬和礼节。
目前包含有“祭”、“祼祭”的传统丧礼只是在中国的农村存在，尤其是在黄淮平原，豫东和鲁西一带，这个传统还是很有生命力。在传统的丧礼中，对死者的主要祭奠程序就是“祭”、“祼祭”。关于祼祭的具体程序请参考下面两段梁山县农村丧礼的两段视频。
在丧礼中的祼祭中，所奉献的祭品有三种，除了酒之外，还有黄表纸纸扎和香。黄表纸纸扎和所焚烧的代表纸钱是不同的，其所指代的很可能就是书契，而且是最原始的木质书契。纸在中国的出现是东汉以后的事，随后书契也纸质化了。而随着书契的纸质化，用作祭品的书契纸质化也是很自然的事。这意味着，在“祭”、“祼祭”中，以最原始的木质书契做祭品，并没有随着以玉质书契和酒的出现而消失，而是一直存在。
货币、钱本质上也是证券和书契，下面还会对这一点进行进一步说明，其内核也是诚信，即便是用作纸钱的纸，其本质也是书契和诚信。给祖先烧纸，本质上也属于“祭”、“祼祭”，是以书契为祭品而献给他们，即把自己的真诚哀思献给他们。把给给逝去的亲人烧纸简单理解成给他们送钱，是后来的世俗化的理解，并非其本义。
四
为什么章字可以用一根竖线来代替，这就涉及到书契的另一个名称“干”。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也已经证明，“干”字的原始意思是指书契，但是更强调其物理材质和形态。“相干”的原始意思是相互是书契关系，“干系”的原始意思是书契关系。“干亲”的意思是书契意义上的亲戚，以区别于血缘关系上的。
在甲骨和金文中，“干”的字形并不是很固定，但总之，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一根竖线，这个是关键结构，这根竖线实际就是一对并排放置的一对书契的分界线，与章字中的竖线等同。第二个部分是上部V字符或三叉头，这是对甲骨文木字的简省，指代木质属性。第三个部分是竖线上的横线，实际是刻画在书契上数字。
但是，并非所有的“干”字甲骨或金文字例都一定将这三个部分完全包括，数字和简化的木字符都是可以省略的。一旦将数字和简化的木字符完全省略，“干”字就是成为一根竖线。竖线是“干”的简化形态，指代书契，章也可指代书契，因此，竖线也可间接替代章。
竖线是“干”的简化可以在豊、媵、宝的甲骨和金文字形中得到证明。
表四：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专门对豊字的甲骨和金文字形进行解析。该字为上下结构，下面是盛放祭品的豆器，上面是放置于豆器内的祭品，这些祭品可以统称为书契，只是包括原始的木质书契和后起的玉质书契。其中有一个字例中的祭品直接是甲骨文木字，毫无疑问这是指木质书契。同时我们也指出，三叉头符号是甲骨文木字的上半部分，是对木字的简化，V字符则是对三叉头的进一步简化，这两者都是指代木质结构。豊字中凡是木字，或者带V字符或三叉头的，都是指木质书契，可以释读为“干”字。那么在有些字例中所出现的竖线符号，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指代木质书契，或者指代玉质书契。
媵和送字的甲骨或金文字形中，其核心结构是“”，双手所捧的东西，或者是竖线，或者是竖线中加上一个点。北京大学的古文字学家葛英会教授，正确地指出竖线上所加的点是数字，但是，他却把双手所捧的东西解读为刻有财产数量的礼单。其实这不是礼单，而是书契，所指代的并非单纯的财富，而更是内心的真诚。“媵”是古代女方“送”亲礼的称呼，其中“”字中双手所捧之物，指代的是送给婆家的嫁妆。
最能说明竖线就是指代木质书契的是“宝”字的甲骨金文字形。该字形也是上下结构，上面是指代房子的宝盖头，下面是房子内的宝物。而这些宝物又包括两个部分，典型的是“玉”和“贝”，或者玉上贝下，或者贝上玉下。但是还存在一些字例，下面是玉，但是上面却是一个矩形符号。这个矩形符号实际上也可简化成竖线，或者说就是竖线。在玉质书契、贝质书契之外，所剩下的就是木质书契，因此，宝字中的矩形符号唯一的可能是指代木质书契，可以释读为“干”。
贝币出现于玉质书契的同时稍晚，其实质是以贝壳做材质的书契，是贝质书契。因此，宝字中的所宝之物，实质上都是书契，只是材质不同而已，有玉质的，有本质的，也有木质的。但是对以木质书契做宝物的做法，在纸出现之后很快在中国消失了，以致对其历史的记忆也逐渐彻底消失。现代人更是无法理解，从而意识不到其历史的存在。其实，中国传统中的“宝”字所“宝”的并非外在的玉贝金银，玉贝金银只是书契的材质，即承载诚信的材质，真正所宝的是这些材质所承载的诚信。既然所宝的是内在的诚信，那么至于用什么材质来承载诚信则是不重要的，是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可以随历史而“损益”，木头也可，玉贝金银也可，纸张也可，直至当下无物理形态的电子信息也可。
五
下面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字字形为何后来上面加“八”。这个“八”就是“”、“关”现代字形的中上面的两点。
“八”的本初含义是“分”、“别”，即分开、分别。竖线是对“干”或“章”的简省，而“干”和“章”都是指一对完整的书契。既然，后来又特意在“”的字形中加上分的符号，则意味着，所“”之物并非一对完整的书契，而是一对书契分开分别后的一只。一对书契包括左契和右契，或左券和右券，那么可以被用作祭品而奉献于神的应该是那一只？
答案是右契或者右券。
《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郑玄注：“契，券要也。右为尊。”《战国策·韩策三》：“ 安成君东重於魏 ，而西贵於秦 ，操右契而为公责德於秦魏之主。” 鲍彪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责取。”
这两条文献说明，右契是债权凭证，或者类债权凭证，是现代所谓的“有价证券”的最初形态。
《列子·说符》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这个遗契显然是代表债权的右契。一个丢失在路上的右契，对捡到的陌生人直接意味着财富，意味着这种右契在当时流动性已经非常强了，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货币了。
尽管《列子》中的故事发生时间可能仅仅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又契的价值性，可流动性，以及建立在这两者基础之上的货币属性，是在书契自产生之始就具备的。货币与书契之右契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区分，当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越高，其对应（或发行）的右契的流动性也就越高，当高到一定程度时，就成为货币。因此书契机制也是人类历史总货币发生制度的最初形态，而右契也是人类历史中货币的最初形态。其起源理论上与中国文明同时。
因此，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形态并非贝币，而是远在贝币之前的作为书契之右契的“契币”。这是当前局限西欧一井之口的所谓金融史和货币史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把人类货币史说成是从所谓的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的逐渐演化过程，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对中国书契史无知的结果。
货币的出现对中国文明史而言，并无特别意义，也不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它只是处于特殊状态时的一种书契而已，或者是对书契的一种特殊应用。对于货币材质的变化，实质上是书契材质变迁的一个子过程，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更是毛毛雨的事情，无论是从木头变成贝玉金银，还是再从贝玉金银再变成后来出现的纸张，或者从纸张变成当下的电子信息。
右契实质上左契持有人的一种信用承诺，代表左契持有人的诚信的道德，其金融财务意义上的价值是以左契持有人内在的诚信为基础的，即以其道德为基础。把右契奉献给神，或者送于别人，即“”给神和人、“祼”给神和人，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诚信，把自己的道德奉送给神和人。“宝”字中所宝的也正是右契，其实质也在诚信、道德、道义。
《老子》79章说：“和大怨，必有余怨；抱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唯有理解了书契，尤其左右契的实质内涵，才能真正理解老子的意思。“圣人执左契”，就是以右券奉送给别人，而自己则要保持诚信和道义，其实质内涵就是以诚信和道义待人。
“有德司契”就是有德者去维护《周易·系辞》所说的“书契之治”。而书契之治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以诚信和道义为基础，自发、自愿达成相互协作的书契关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司契”就是“书契之治”也是“无为而治”。在书契秩序中，行为主体是书契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无需作为第三方的政府的干预。
“无德司彻”中，“彻”是指税收。“彻”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因为政府需要税收来养活。“彻”的最大危害倒不在于对人们直接的物质剥夺，而是在于，由彻所养活的政府人员会对书契秩序实施干预，从而破坏自然、自发的书契秩序。
《周易·观卦》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顒若”，就是写给帝王、圣人的，与老子的“圣人执左契”相通。“盥”就是将右契献给神和别人。祼礼不仅可以适用于神，也可以适用于人。在典型的祭祀仪式中，祭祀之后就是会餐，在会餐中的敬酒礼中，就有对人的祼。祼祭、祼礼中的主祭者实际是也就相当于左契持有者。
“有孚顒若”中，“孚”是诚，“顒”出示诚意时的庄重状态，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说，祭祀的关键在祼，而祼的关键则在自己的诚。“执左契”者实际是也就是祼者。
值得注意的是，“观”与“祼”、“盥”、“灌”读音是相同的，也与“关”相同，与“券”、“干”高度接近。上文已经指出，“盥”、“灌”都是源于“祼”，“祼”源于“关”，而“关”则是“干”之右契。观也极有可能就是源于“祼”。“观”的本义就是去观看“祼”，或者以“祼”供人去观。观“祼”就是取感受祼者的诚意，自己也学会去诚，而以“祼”供人去观，则是以自己的诚去感化别人，感化天下，让别人让天下也去诚。因此，祼就就有很强的教育意义，这就是观卦《彖传》所讲的“以神道设教”。
在当下依然在黄淮平原的农村所坚实存在的丧礼中“祼祭”所使用的黄表纸纸扎，以及整个中国所依然盛行的烧纸，其原初的和实际的内涵也都是右契、右券。
北宋时期对新出现的纸币的叫法有三种，其中一种就是“关子”，而纸币的本质是右契，藉此可以人为，“关”是对右契早已有之的叫法。“关”是右契，将右契献给神叫“祼”，这两个字是同音的。实际上，“券”、“关”、“祼”、“干”的读音都是高的接近的。在甲骨文之前，这些概念都是只有音，而无字，读音的接近甚至相同意味着他们的同源性和相关性。在这个意义上，李学勤教授将“”释读为“祼”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干”是指一对书契，而“关”则是之书契之右契。“相关”、“相干”、“关系”、“干系”对于现代这些非常常用的词语，人们早已遗忘其真实起源。“相干”、“干系”从其起源来说，是指一般的书契关系，而“相关”、“关系”则是指特殊的书契关系，即自己作为左契持有者（债务人）的书契关系。
因为“关”是代表债权、求偿权的右契，在所求财务、债务时，右契是权力的凭证，左契持有人（债务方、类债务方）在支付、交付财物时，就需要拿右契与自己所持有的左契相比对，检测能够相合。右契（关）与左契相合的过程就是动词的“关”。因此，动词“关”的原初意义是指左右书契的合并，开门关门之“关”是由书契之关所引申。将关门之关理解成关的本义是错误的。这一点从“关”字的早期字形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目前“关”字的最早期字形出现在战国时期，为半包围结构，外边是门，里边则是上边或有或无系绳相系的两只书契，指代两只书契相合并。书契本身或者用加点的竖线表示，或者用甲骨文木字的下半部分表示，或者用加短横线的竖线表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个字例中，丝绳下的两根竖线中，左边的竖线有向左伸出的横线，右边的竖线则有向右伸出的竖线，更准确和形象地刻画了左右契。
与关相对应是开，也关字源自书契一样，开字也是源自书契。早期开字字形也是半包围结构，外边也是门，而门里边则是两个“干”字，指代“干”的分开，“干”就是书契。还有字例是捧着一根或两根横线的两只手，也是指代将一对书契（两只）分开，分别交至两只手中。
因此，在书契时代，一对书契的刻画完成之后，分开并交于左右契持有人的过程就是叫做“开”。现代中文中的“开票”之开，最接近其原意。开门之开则是引申义。
双排契齿文、干、契、关、章都可以指代书契，当然侧重有所不同，这些概念在5500年前多神教传播至中国之前的纯书契时代应该就早已存在了，只是仅存在语音，而没有文字。其中，双排契齿文的读音很可能就是“玉”，后来被“玉”、“聿”二字所继承。
当多神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开始用代表诚信和道义的书契之右契作为供奉给神的祭品，开发出“祼祭”，将祭祀书契化，即诚信和道义化。这是就基于书契，而衍生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祼”。显然，“祼”是直接来自指代右契的关。成为祭品的关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就是“券”。因此，“券”就是“关”，就是“右契”。
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对祭祀的重视程度开始下降，“券”的祭品含义也随之降低，并完全世俗化了，变得与“契”同意，并与其合起来，并称“契券”。汉以后，尤其是自东汉纸被发明以后，券字的祭祀含义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尤其是上层社会、读书人对书契祭祀功能历史记忆完全消失，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书契时代、书契机制的历史记忆也近乎完全消失，仅仅在《周易·系辞》中保留了一句语焉不详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在民间的丧礼中，书契的祭祀功能一直得以延续。纸出现后，又用纸替代了木质书契。但是，在民间传统中，只是机械地继承保留了器物和仪式，对这些仪式和祭品的实质内涵，也早已遗忘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大肆引入西方的金融学、货币学，将西方人以自身历史为基础所写出的金融货币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的金融货币史的全部，认为西欧，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现代金融货币制度的源头。而实质，西欧的金融货币史相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史的天空，只是一井之口。欧美人依据欧美自身的历史去书写金融货币史无异于坐井观天，蚍蜉撼树。
当中国出现纸币时，西欧文明还没有成型，近乎不存在。而且纸币的出现只是书契、货币材质的一个小小变化而已。及至元朝，对慕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而言，用纸当钱的做法简直不可思议。毫无疑问，金融和货币的起源显然不可能在区区的西欧，西欧的金融货币制度显然是学习中国的结果，是中国古老且发达的金融货币制度西传的结果。
现在论述中国证券、信用、货币起源的古老性、先进性并非出于所谓的民族虚荣，不是单纯地文明的发明权以找回所谓的文化自信，而是在于正确地理解证券、信用、货币的本质。依据西欧一井之后的金融货币史，是无法准确窥探证券、信用、货币之历史全貌的，而看不是历史全貌，也就当然无法认清其本质，无法建立对待这些东西的正确态度和方式，其结果就是“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出现。
七
下面总结一下，并顺便评价一下眼下很“火”的区块链。
证券、货币都是书契之右契，本质上都是书契。支撑书契机制的是人内在的诚信和道义，而非外在的书契技术、机制和材质。换句话说，证券、货币的本质是人内在的诚信和道义，外在的书契技术和形式，只是帮助人发挥诚信和道义的工具。
以中国传统的“文-质”分析范式看，诚信和道义是书契之质，书契技术是书契之文。作为诚信和道义的书契之质，是永恒的，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而作为保障诚信和道义发挥的工具，书契技术则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因历史而损益。
诚信的核心并不在对别人诚信，而在对自己诚信。对自己诚信就是要按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和做事，即《中庸》开篇所说的“率性之谓道”。《中庸》还说：“诚者天之道”。“诚”即“率性”，“率性”即“诚”，“诚”即道，“率性”也即道。因此，“诚”、“率性”、“道”三者是等价的，三者都是书契之本质，也是证券和货币的本质，金融的本质。
“诚”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周易》讲“贞”和“孚”。“贞”就是“率性”，“孚”就是“诚”，这两个概念是整部易经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只谈诚，而很少谈金融、货币。但是，谈诚实际上也是谈金融。因为诚乃金融之“质”，金融之大本，所谓的金融技术乃金融之“文”，金融之末梢，谈“诚”就抓住了金融之大本。
金融的文质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义利”问题，金融之质是“义”，金融之文是“利”。“义”和“利”并非两个对等物，而是出于不同的层次，“义”是质的层次，“利”是文的层次。对于，义利层次上的文质之区别，孔孟二人都有经典叙述。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他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梁惠王上》 ：“何必曰利？亦（只）有仁义而已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诚、率性也是道德之核心内涵，因此，金融之内核就是道德，金融绝不可以脱离道德，而成为一本独立的技术，证券、货币绝不可以脱离道德而独立存在，独立具备价值。作为书契之右契，证券、货币的内核就是诚，就是率性，就是道德、道义。证券、货币，都是帮助人们在相互之间，以诚信和道义为基础建立协作关系，从而帮助其更好地去诚，更好地去率性。
诚、率性、道义本身，德本身，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最重要财富，最重要的宝。“宝”字中的所宝之物是书契，现代字形用一个“玉”字来代替。“玉”字的本意是书契，其实质内涵就是诚和道义，而非玉石。
一旦认为，书契，包括证券和货币，可以脱离诚信和道义而独立存在，给证券和货币赋予独立的价值，那么，证券、货币就不仅不会帮助人们去发挥诚信和道义，而且会反过来会阻碍人们去诚和率性。人们就被遮蔽双眼，不再去诚去率性，而是去孜孜于和永无止境地追求和积累证券和货币。这样就颠倒乾坤，把真的看成假的，把假的看成真的，把本来没有价值的当成有价值的，把本来具备无上价值的看成没有价值的。人类就生活于一种虚构、虚幻的金融神学之中，证券、货币成为新的神。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现状，中国当下也正在遭遇西方金融神学的严重影响。
诚信和道义是金融之根本，金融技术是金融之末梢，那么衡量一个文明和国家的金融水平的高低，是看根本，还是看末梢？当然是看根本，看这个文明和国家的诚和率性的程度，即道德水平。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把“诚”和“率性”定为道德之内核，事实上也唯有实现了“诚”和“率性”，唯有以“诚”和“率性”为最高价值标准的道德，才是真道德，才是水平最高的道德。而在西方文明中，以及在当下受西方文明严重影响的中国，却把道德看成一种自我牺牲和对外在道德标准的机械服从。这样的道德是低水平道德，不是真道德。
以诚和率性程度为标准，自古以来，中国文明就是全球道德水平最高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也一直是全球金融最先进的地方。书契是人类最早的金融机制，最早的信用机制，最早的证券发行机制，最早的货币发行机制。即便是当下，中国的金融水平依然领先全球，典型标志就是在移动支付领域绝对领先全球。
金融技术必须与道德水平相匹配，如果金融技术超越道德水平，必然会导致金融神学的出现，导致对金融工具的神话和过渡追求，从而导致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金融技术超越道德水平的结果。金融技术超越道德水平，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现状，因此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就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之常态。
在道德水平低下，而金融技术“发达”的美国，为避免金融危机而依赖政府严厉的监管。一度美国人又建立了监管神话，说凭借严厉的监管，美国足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殊不知，在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低下，而金融技术发达的环境中，绝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监管，因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是由具体的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所实施，同时，更多的道德水平低下的人，以绕开和阻碍和破坏监管为职业和能事。2008年的次债危机击破了美国的金融监管神话，而且如果美国人的道德水平维持现状，若干年之后，金融危机还会继续爆发。
而西方世界中的每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都往往伴随着一种“发达”的新的金融工具的引入。从17世纪30年代荷兰郁金香事件，1719年法国密西西比泡沫，到2008年的美国次债危机，概莫能外。荷兰郁金香事件中的新金融工具就是郁金香，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中的新金融工具是刚刚引入西欧的纸币，而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中的新金融工具则是MBS。
在2008年次债危机结束后的第10年，又一个新的金融工具开始大火，这就是“区块链”。对于区块链的具体技术细节，我是不屑于去仔细研究的，因为搭眼一看，这就是对金融本质无知者所捣鼓的新的金融神话，是西方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的开始。目前的区块链的吹嘘者，和当初密西西比泡沫中约翰劳对纸币的吹嘘，美国次债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家”对MBS的吹嘘并无二致。
再重复一遍，金融的本质在道德，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金融技术“领先”于道德水平的结果。区块链的发明和跟风者，无视道德，企图用新发明的金融技术去创造“信用”和“财富”，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区块链成功的标志将是新一场的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DYH:道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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