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文学史，遗漏了不少优秀作家，上海的张静庐应该是其中之一。
张静庐素描像
上海最早创建的新文学社团，叫做新潮社（非傅斯年和俞平伯办的那个）。该社成立于1920年3月，张静庐就是新潮社社刊《新的小说》的创办者和首任主编。他的小说《我和她》就发表在这上面。写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人前举案齐眉，私下相对无言。
新潮社成立两年后，因为停刊，张静庐就转到了《商报》工作。1924年出版以小说为主的《单恋集》，反响不俗。次年又出《薄幸集》，以简练委婉的笔致描写女主人公英英的早恋经历，充满苦涩哀凉的情绪。张静庐的小说揭示了当时年轻女性的爱情婚姻的悲剧，也反映了那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
民国时期的江西南昌
日本人拍的江西萍乡
张静庐在《商报》工作时，陈布雷是该本主笔。潘公展是该报电讯编辑。张静庐和沈松泉去南昌，陈布雷、潘公展也应蒋介石之邀来南昌，与张、沈两人同住江西大旅社。他们在南昌期间，看到了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工人、农民和妇女，都在开会，群众们都发动起来了。张静庐和沈松泉两人当时还去拜会了时任“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戎装版的郭沫若
张静庐于1927年4月返回上海。先出版了他在南昌编著的《革命后的江西财政》。10月，完成了中篇小说《革命外史》的创作。
1928年，《革命外史》在上海出版，作者翁仲，很显然这是化名。因为张静庐在后来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及一些回忆文章中，均未提及《革命外史》及翁仲笔名，所以多年以来，外界一直没能破解《革命外史》作者之谜。直到沈松泉写《怀念张静庐先生》，人们这才知道，这部以深邃的目光、犀利的笔触最早揭露国民党腐败的小说作者，就是当时毫不显山露水的张静庐。
《革命外史》共有十二章，叙述1927年北伐革命期间，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国民党政权内部的人和事。作者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坚持非此即彼的立场，人物尚不丰满。但是小说一直将笔触深入到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中，对准每个人物，透过其表象，洞穿和揭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请看这段：
吴局长说：“本来吃烟也不是什么大坏事，我在军队上混了这些年，见过的上级军官也不少，大部分是喜欢的；惟黄埔出来的，新军官，才不吃这个的。”沈院长笑道：“人总是有嗜好的，不吃烟，就爱色；他们年青的，都喜欢玩女人。听说从前在江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军官，总有一个女人。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上，每天说这个皮带恋爱的事情，听说据他们略略调查一下，南昌一城，在革命军占领的三个月内，皮带结婚已有四五百起，那不结婚的还不算呢！”
国民革命军
吃烟是个人嗜好，无可厚非。但是《革命外史》写革命军人玩女人，搞“皮带恋爱”，看似闲聊说来，轻描淡写，但却说明了在革命队伍中弥漫着醉生梦死的糜烂风气。还有些段落是表现革命政权内部以革命的名义，任人唯亲、假公济私、拉帮结派的腐败现象。请看这段：
说起谋事，这里从老总驻节以后，余伏虎又任了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总部和全省财政机关，阿拉同乡已挤了满坑满谷，而来者又多自田间，不懂政治，所以常常闹出笑话。大旅社住的候差人员，比那里更多，满屋乡音，简直变做宁波同乡会了；还有不知好歹的，在旅客名牌，特地标出“奉化”二字，以示阔绰，真是贻笑大方……
社会精英女性慰劳国民革命军
事实上，《革命外史》这部小说，是张静庐将自己在江西的所见所闻，在恪守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故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如果说《革命外史》别有价值，那就是它传达出了一个严酷的真实，记录了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政党和政权，其机体和精神已经开始腐烂的悲剧。
作为小说文本，《革命外史》也具有特色，它像文学性小品，又像新闻采访化的二人转，还有点像情景喜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背景下，为免遭“党国”和其控制的舆论加害，又要使《革命外史》顺利出版，张静庐不得已而为之地赋予小说含蓄幽默的特质。他在《自序》中所说，“在革命的狂潮中，拾些有趣的故事，把它演成这样几卷通俗的小说，给人们做些茶余饭后的消闲品。这其间没含有诋毁吾党同志的恶意”云云。这是张静庐的一种斗争智慧，也因此意外地构成了小说的独特魅力和思想价值。
网上可查，可能不是同一本
小说出版后，1929年6月，日本推出了日本版《支那革命外史》，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为翁仲，译者的署名就有点搞笑了，叫“东洋鬼”。总而言之，张静庐与《革命外史》，都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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