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鼓子曲演唱范围的扩展，由庭堂到茶馆和农家场院，加之曲友的文化层次、欣赏情趣不同，鼓子曲逐渐分成稚俗两派。雅派多为官绅、文人、富商崇尚，爱唱些文雅曲词和使用大牌子，如〔劈破玉〕、〔满江红〕、〔码头〕、〔倒推船〕等，并常在富家客房庭堂演唱，故称“客房台曲”；俗派以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市民、农民为主，喜爱弹唱《小二姐做梦》、《梁祝姻缘》等通俗曲目，所用曲牌也是小牌子和俗牌杂调，如〔鼓子头〕、〔鼓子尾〕、〔阴阳句〕、〔石榴花〕、〔上小楼〕、〔打枣竿〕、〔落江怨〕等，并多在乡村场院、集市茶馆活动。所以，群众称之为“针线笸箩曲”。雅俗两派无严格师承关系和制约，所以，有时曲目、曲牌亦可互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批文人也积极编演新曲词，如禹县的杜希春、汝南的万道同编演的《烟鬼叹》、《送穷神》、《趄挑袍》、《驱癖验方》、《同胞恨》、《武昌起义》等，尤其《李豁子离婚》脍炙人口，广为传唱。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洛阳、南阳一带的俗派曲友与高跷曲子相结合，开始以代言体演唱故事，先后走上舞台演唱并发展为戏曲，因多用杂牌小调。故叫小调曲子（即河南曲剧的前身）。南阳一带的曲友则把以传统形式演唱的鼓子曲改称为大调曲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小调曲子日盛，太康弦歌社、西平北词日趋冷落，洛阳、禹县的不少鼓子曲友改唱小调曲子。唯南阳、周口、汝南等地的鼓子曲演唱仍较繁盛，而且，常常应邀外出演唱，加强了相互交流，促进了鼓子曲艺术的丰富和提高。如周口的白体斌、王庆岑、黄乃钦、靳伯芳、徐乃慎，经常与南阳的曹东扶、王碧清、叶先里、郑兰亭约会唱曲，切磋技艺。取长补短。淅川的梁香阁、黄廉声在交流演唱中，除对《悲秋》、《哭黛》、《酬韵》、《懒简》等曲目进行整理，除摒弃其拖沓、冗长的词句和一曲多的之弊端外，还对〔阴阳句〕、〔坡儿下〕、〔叠落〕、〔诗篇〕、〔汉江〕等曲牌进行了改造和丰富，使其旋律更为优美。沁阳的王周南不仅创制了新的伴奏乐器“沁胡”，还和别人一起创造了新曲牌〔鼓楼子〕。南阳的汤印侯和张华亭也创造了〔易水寒〕、〔四不象〕、〔花制词〕新曲牌，并在伴奏乐器上增加了软弓京胡、轧筝等特色乐器。邓县曹东扶和赵殿臣等，对经常演唱的曲牌进行加工，使之规范化，并对二十余支片 断的板头曲工尺谱，如〔高山流水〕、〔打雁〕、〔闺中怨〕等进行译谱、补充，使其完菩。民国二十一年（1932)。曾为河南督军府秘书的王铁生，在沁阳羊册乡古城寨佛堂出家，以佛堂为演唱场地，培养了一大批鼓子曲演唱人才。汝南在万道同影响下，鼓子曲曲友发展到四百余众，其得意门生范绍尧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先后赴南阳、唐河出任县长，使汝南和南阳的鼓子曲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省统称大调曲子，只有开封的个别曲友仍以鼓子曲之名自娱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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