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呂麗委在上海辦了一個現代私塾——孟母堂，5個老師帶不到20個孩子。這裡的老師24小時陪著孩子，教育方法則是背誦各種經典，包括原文的《仲夏夜之夢》，休息時間則是梅蘭芳和尚小云的錄音，要不就是門德爾松。沒有辦學許可證能否辦學？目前孟母堂暫時並沒有關閉，上海市教委正與呂麗委進一步溝通中。
特殊的私塾孩子:心理的、身份的
爾純是最晚來到孟母堂的學生，儘管他來報到的時候，孟母堂已經陷入了和上海教育委員會的爭端，而且這爭端至今尚未解決，有幾個孩子的家長迫於壓力，讓孩子離開了孟母堂，去了正規小學。
可是爾純的家長不管這套，他們是創辦人呂麗委朋友的朋友。呂麗委介紹學生來源:“都是親戚朋友的孩子，要不就是託朋友輾轉介紹來的。”8歲的爾純在正規學校上了一年課，最終還是放棄了——他無法正常說話，儘管在生理上沒有任何問題。
不能正常說話的原因無法知道，爾純的父母親都是溫州商人，在上海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根本沒時間顧及孩子，他們在上海和意大利之間飛的時間要多於照顧爾純的時間，結果就是爾純既沒有在最佳的說話時間學會說話，也沒有在適當的時間學會該學的東西——他像個長不大的孩子一樣，在屋子裡遊蕩，不肯像其他孩子一樣坐到桌前學習。不舒服時候，他就躺在沙發上，指著自己胸口不說話。但是爾純絕對不是弱智，他能辨認100多個英語單詞，也能認識眾多的中文——剛來第一天，呂麗委就把他帶到黑板前，讓他露一手，他用不清晰的語言展現了識字能力，結果下面的十幾個孩子都叫:“哇，天才。”因為創辦人是福建人，不少孩子也是福建人，所以他們的語言中帶了不少福建味道。
這樣的孩子，在正規小學裡完全不能正常學習，孩子們把他當傻瓜，而老師也無法抽出這麼多時間照顧他。爾純第一年的學校教育完全失敗，儘管父母親給他挑選了昂貴的貴族小學，可還是有孩子欺負他，他只會回家就哭，可是智商測試他又不傻，又不能也不忍心讓他進特殊教育的學校。
在孟母堂不同，5個老師帶不到20個孩子，照顧爾純的梁老師是爾純自己挑選的，從東北大慶來這裡的梁老師是個普通中年婦女，“爾純是靠聞氣味把我選中的”。說起這事，她覺得是自己的驕傲。爾純喜歡她的味道，晚上要牽著她的手才能睡覺，這裡的老師都是24小時陪著孩子們的。第一週回家後再來上學，他像個小動物一樣把每個人聞了聞，最後撲進梁老師的懷裡。
更讓呂麗委和梁老師高興的是，由於孩子們喜歡爾純，總是有人主動教他說話，再說私塾裡也有剛3歲的孩子，正是語言學習期——結果來了不到1個月，爾純已經能說出簡單句子了。
爾純的問題顯然是心理問題，除他之外，還有一個15歲1.80米高的孩子，也是簡單的心理問題——厭學，脾氣暴躁，“成績越來越不好，因此喜歡獨處，對家人態度很不好”。孩子的母親是上海本地機關幹部——也是所有家長中身份最不同的人，其他家長大多是商人或外企職員。
孩子的母親是今年8月看見報紙上對孟母堂的報道後送孩子來這裡的，也是見面就很激動地讓老師把孩子收下來。這孩子當時已經惡化到完全不和家裡人說一句話的地步，在正規學校也誰都不愛理。梁老師介紹:“他母親之所以敢於把他帶出正規學校，讓他退學，是因為覺得他在國內的教育環境裡完全不可能變成健康的孩子了，所以一心想讓他出國，可又擔心他太小，所以出國前送到我們這裡過渡。”
原本學校是不接受年紀太大的學生的，因為孟母堂作為讀經教育運動的組成部分，背誦經典是最主要的學習方式，而背誦時間當然是越年幼越好。這孩子個子高，原本很孤獨，但和一群孩子早晚相處，他心理壓力慢慢減少了。“我們都不是心理醫生，也許只是在這裡獲得自信的緣故？”呂麗委有些不自信地解釋。記者見到這高個孩子時，他正告訴一個4歲孩子，讓她少玩一會兒呼啦圈，“因為別的小朋友也愛玩”，儼然一副大哥哥的模樣。他也會主動打電話給他的母親，說自己在這裡的情況，他的母親激動得接到電話就哭了。
特殊的，其實還有這些孩子的身份。呂麗委笑著說:“三分之二是外國籍。”這些中國孩子是隨父母親獲得了境外身份的，很多是呂麗委的親戚。一個3歲的拿著杭州西湖民間故事的孩子是她弟弟的孩子，“意大利籍”。另一個正教他念故事的7歲孩子，則是美國籍。
呂麗委是福建廈門人，丈夫是浙江溫州人，兩地都不乏出國經商並且移民的傳統，因此親戚朋友中有這麼多外國籍的人並不奇怪。2005年初，她跟著愛人來上海，當時只是帶著自己和朋友的一個孩子整天背誦“四書五經”，“1996年，我哥哥的孩子是我第一個試驗品，他生下來，我就每天在他耳朵邊念唐詩，結果他剛幾個月大，洗澡的時候就會說‘紅掌撥清波’了”。她自己的女兒生下來後，不願意去上幼兒園，“我覺得自己完全能教育她”。而教育方法則是背誦各種經典，包括原文的《仲夏夜之夢》，休息時間則是梅蘭芳和尚小云的錄音，要不就是門德爾松，牆上不斷更換書法和名畫的印刷品，這些是呂麗委自己奉為經典的東西，“不要求他們馬上懂，就要求他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
上海有大量的福建、溫州人在做生意。“其中不少是轉彎抹角的親戚。大概大家都覺得我這麼做比較奇怪，就主動傳播我的消息。”結果有親戚和朋友找上門來，讓自己的孩子退學，或者壓根兒就不上學，直接送到這裡來。“我和他們解釋我這裡不是學校，只是一個家，我搞的是家庭教育。”但這些家長們不在乎這裡是否是學校，“家長向我控訴中國的正規學校如何如何不好，說自己的孩子因為成績不好而挨老師罵”。
還因為這些孩子，要不是已經有國外身份，剩下的幾個，則是父母親下了決心要讓他們出國，所以對國內的教育都不是特別在乎，都辦理了退學手續，“他們說要孩子學會做人就好了，不要求他們怎麼樣成績好”。而在呂麗委的理解中，學會做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背誦“四書五經”，“我是完全接受牟宗三先生觀點的，也是讀經運動最早的參加者”。在有了十幾個孩子的時候，索性把孟母堂的牌子掛了出來，成了像模像樣的私塾。
“半專業”的教育和“遠大未來”
呂麗委，皮膚微黑，表情中有一些堅定的東西。她有著閩南女人的外表，可是普通話口音極其純正。“是上師範學校的結果。”她笑著解釋。而她的朋友說，是她這個人比較“厲害”，做什麼都要做成，所以能把福建人說不好的普通話說得這麼純正。
她解釋自己的思想來源，“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祖母”。祖母是廈門舊家出身，一直到年紀很大的時候，心態都特別平和，從不怨天尤人，“我最迷惑的是她用的一些詞，什麼話頭、什麼吃虧好，後來才明白都是禪宗用語”。小時候，祖母總讓她背經典，結果上小學、中學她在任何場合講話，都不會怯場——“現在才完全明白，那就是家教的緣故”。也是因為此，她一直覺得學校教育不理想，但是自己也找不到一條新道路。
1998年，在廈門的呂麗委聽了臺灣王財貴的演講，“當時他是受青基會邀請來廈門演講的，宣講讀經教育”。呂麗委很激動，覺得自己一直在找的教育方法有了答案，可以教孩子背誦中英經典。並且在少年宮參加了讀經教育活動。
之所以加上英文經典，是因為她在四處請教後覺得，西方經典翻譯過來後都不夠準確，“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哲學系都請教過，知道就是馬克思的著作，翻譯過來還有很多爭論呢，那還不如背誦原文”。
在辭職前，呂麗委是廈門一所學校的小學英語老師，但是顯然，她的用心不在學校上，“我當時已經覺得，這樣的教育只能顧及中等程度的孩子，太優秀的孩子和成績不好的孩子，都會被這樣的教育毀掉”。她把很多時間放在課外教育上，找了幾個朋友，讓她們把孩子送到她這裡補課，“我大概是唯一補課還貼錢的老師，不收他們錢，還買東西給他們吃”。當時讀的是英文名篇選讀，按照中文讀經的方法，只要求背誦，不講解，結果幾個孩子英語成績上得非常快，一個女孩，初中時就能看懂英文報刊。
2002年，女兒出生，呂麗委和丈夫提出，要自己教孩子，完全辭職。“當時就覺得完全沒必要上幼兒園，那裡面浪費的東西太多了。”丈夫雖然是學習生化的，但是對讀經教育很喜歡，還曾經和幾個朋友賠本出了不少中文經典，用於推廣讀經。此時當然贊成她的做法，“一點阻礙都沒有”。至於別的孩子都會去上的音樂舞蹈補習班，她也覺得犯不著去和一些不夠專業的老師學習，“我放最經典的東西給她看，電視上總是芭蕾和歌劇，要不就是京劇，她燻也被燻出來了”。儘管這種結果尚不可知，可是她的口氣中有足夠的自信。
2005年，因為丈夫生意的原因來上海，呂麗委在親戚朋友的口口相傳中有了名氣，到了2006年8月，不少暑假中的孩子都被送到這裡，有了近20個人的規模，而孟母堂的大招牌也被掛了出來。當時的地點是自己家中的一幢小別墅，“我是真不想像個學校一樣去運作，只想讓孩子覺得這裡是個家，最多是個‘家館’，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你不做也不行了”。
收費是依照成本核算，每個孩子每月2000元，用於食宿和教師費用，“老師也都是從前在全國推廣讀經教育時的教師朋友，願意辭職來我這裡，其實工資不高，也就2000元”。梁老師原來在大慶工作，來這裡一半是因為丈夫到上海，另一半是因為這裡可以光明正大地“讀經”。
因為有了別人的孩子，呂麗委開始記教學日記，記錄每個孩子的表現和每天讀的課程，在他們這裡，因為主要採用背誦方式，所以這些孩子並不覺得《易經》比《詩經》更難，《論語》、《孟子》也很簡單，因為不拗口，反正都是要花時間背出來的——但是又不能追求為背而背。教學日記主要的價值標準是“中國方式”，“德行”超過了一切，被放在最重要位置。姿態也是很受關注的:手腳不能亂動，不能東張西望，心要靜，這些繁瑣的要求甚至比一般學校還要多。“禮讓”的孩子往往在日記裡受到稱讚，而亂動、不聽話的孩子則還是看起來是“有問題”的孩子，但是在這裡，他們不會因為這個受懲罰，只是會讓他們在孔子像前默想自己犯下的過失。
這裡的數學教育也和外界非常不同，專門請來的70多歲的鄭老師是一直帶奧林匹克數學班的，在上海小有名氣，最不贊成目前的中小學數學教育，“他和我說那是培養賬房先生的”。鄭的主要教學法是教小孩子學習函數和微積分，第一次上課就教小朋友開平方根，一向自信的呂麗委都擔心多數只有五六歲的孩子是否聽得下來，“結果他們很開心，一節課和玩兒似的”。
按照現代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呂麗委的課程設置顯然問題很大，松江教育局基礎教育科的一位工作人員很不滿，“她完全不專業，一個小學教師，憑什麼覺得自己可以教十幾歲的孩子各科課程？很多課程在這裡完全缺失，政治、物理、化學，包括體育都是空白”。
呂麗委喜歡讓孩子在草地上玩耍，她喜歡引用一個禪宗故事來為自己的教育課程辯護：“老和尚說，如果你的身體是舒服的，為什麼要鍛鍊呢？”言下之意是，現代教育中的很多學科完全是多餘的。她堅信按照“正道”，也就是中西經典教育出來的孩子，都會自然學會做人，學習只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儘管未知，但是她總是說這裡的孩子都有著比學校教育出來的孩子更好的前途。“他們會覺得考試很簡單，很沒意思。”一個轉去正規小學讀書的孩子休息日時跑回她這裡，告訴她:“那些課本好惡心啊，都特別簡單。”
當特殊性遭遇法律
2006年8月，松江區教育局在媒體報道上知道了孟母堂的存在，並且立即來檢查，雙方最初對彼此的印象都非常不好。基礎教育科的那位工作人員說:“那裡什麼辦學許可證都沒有，按照《義務教育法》規定，入學年齡的孩子一定要去正規學校就讀，他們的在家教育是完全沒有法律依據的。”而當時負責接待的梁老師印象最不好的是:“他們態度很生硬，跑進來就要檢查證件，不少孩子嚇哭了。”
由於幾個孩子屬於已到入學年齡而沒有進入正規學校的，所以教育局覺得最急迫解決的是這幾個孩子。當時有一位家長和他們吵了起來，這位在外企做到高層的80年代畢業的工科大學生後悔的是自己沒接受中國傳統教育，覺得那是自己精神世界空虛的原因。他的理想就是讓自己的孩子還了自己的心願——正好8歲的孩子不願意上學，在學校老師總是罵他“廢物”，“你讓他怎麼上學？”最後雙方想出了折衷式的辦法，家長和孩子承認“由於身體原因，自願辦理退學手續”。而教育局對辦理了自願退學手續的孩子也不再管理。
有3個家長不願意糾纏於事件中，把孩子送去了學校就讀，呂麗委顯然不是一個目的性很強的人，她覺得這樣的結果也很好，最讓她自豪的是隻在這裡學了兩個月的一個孩子，英語成績要比班上的同學好很多，她說，是“莎士比亞的語感燻出來的”。
但是事情並沒有終結，自從松江區教育局來檢查後，松江區食品衛生所也來檢查孩子的飲食情況，梁老師說:當時我就和他們說，這是我們的家，你們也到別人家裡檢查食品衛生嗎？巧的是，當時在這裡做飯的阿姨從前在餐館工作過，有合格證書，這件事情也就此不了了之。接著，又有警察上門，來調查別墅主人的身份證號碼，當時私塾已經搬到了另一幢郊區別墅，因為孩子多了。“這邊別墅是我一個親戚的，他當時就和警察吵了起來。”8月份是最激烈的一個月，因為正好是開學前的時間，雙方你來我往，既有家長去申訴，也有教育局的人上門宣傳《義務教育法》。呂麗委最憤憤不平的是，當時孩子們不肯正經讀書了，每上門一個人，就覺得這是來破壞學校的，“小孩子都像驚弓之鳥，嚇壞了”。上海市教委宣稱要在9月1日前全面叫停私塾。主要原因有三點:這裡違反辦學許可的有關規定;違反《義務教育法》的第2條、第4條和第35條的有關規定;違反有關教育收費的規定;而呂麗委則向上海市教委提出“行政複議書”，聲明自己的私塾完全和這三點無關。
按照呂麗委的感覺，這些做法全部是由於溝通不夠，“他們既不知道我這裡很多孩子是外籍的，也不覺得我的教育方法是正確的”。而她的做法，是首先把按照義務教育法要上學的孩子都解決掉，讓教育局無話可說，然後就是謝絕一切採訪，“我這裡是家，我是在家教孩子，這樣總行吧？”
9月1日，上海市教委上門，抄了一份孩子的名單，雙方表示將“合情合理”地繼續溝通，學校暫時並沒有關閉。松江區教育局的工作人員說:我們要求符合義務教育法的學生全部要入學，這是我們的工作，除非他們都辦理暫緩入學的退學手續。停了一會兒，他又說:“這幾個女人實在太強勢，完全不理解我們的苦心。我們又不是為自己。”
而呂麗委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喜歡探索新路的好奇的人，她一邊輕輕敲打著石磬代替下課鈴聲，一邊看著十幾個參加她的“實驗”的孩子微笑，為自己辯護道:“即使只為一個爾純這樣的孩子辦這所學校，也是應該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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