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现场@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多功能厅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已邀请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李公明前来举办关于“佛国山水Ⅲ——世界”的系列大型讲座，演讲主题为《激进与改良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讲座全文共计18208字，因篇幅较长故分为（上）（中）（下）三篇推送，以下为李公明讲座实录《激进与改良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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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下面看到的这些图像资料是当年一些村治的记载文献、刊物等。
这是翟城村最早的村治执行委员会下面所拥有不同的机构，管辖的内容相当全面，可以发现早期的村治运动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农业生产、教育，还涉及到社会的禁妓、禁烟、禁赌等问题。这是梁漱溟在1937年出版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集中体现了他的乡村建设思想。
1937年3月，集中体现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乡村建设理论》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书名的旁边写着“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意思是另外一个书名应该叫做《中国民族之前途》，可见我们刚才所讲的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农村问题，而是关于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问题，这在梁漱溟的思想里是非常明确的。
他的这一段话也是非常重要，他说：“外力的破坏对于农村是有限的。自动的也就是所谓内部的，我们自己内部的破坏是十倍都不止。”“一部中国百年史，就是一部乡村的破坏史。”“乡村建设，并不是跟着乡村，而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甚至提升为一个建国运动。”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我们从1933年四川灌县征收粮税的收据可以看到。居然在1933年就提前征收1974年的税，可以见到对于农村经济的破坏程度。
《农民》（旬刊）第100期封面，1927年12月1日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教育部出版，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这是1927年《农民》刊物，晏阳初平教会出版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录和整个的编排都很清晰，是比较成熟的关于农村的刊物。
《民间》刊物中关于大学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关系，也是有专门的文章去讨论。
1929年创刊的《村治月刊》，1934年的文集《乡村建设实验》，收集了各种乡建实验的报告。
《村治月刊》1929年创刊号封面-北平村治月刊社编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02.
下面谈谈革命派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
乡村建设运动当然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在整体性政治条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乡村建设所面临的政治瓶颈不仅阻碍它继续前行，也是导致它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是，乡建运动的失败（刚才讲过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战争）难以成为论证激进主义的暴力斗争方式的依据，因为在成败之上还必须讨论各种道路的性质、目的和方式的价值判断。
1936年，新知书店出版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集中了千家驹和李紫翔等中共地下知识分子对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批判。
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年）
《拾穗者》，油画，1857年
千家驹认为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是有问题的，愚、穷、弱、私只是表面的现象，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他还认为梁漱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组织农民”的新招牌，也不过是为了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而已。
因此在他看来，这两种实验都会把中国带入历史的歧路。他想论证的就是必须以阶级斗争动员农民、颠覆现存制度。这正是共产党当时动员革命的理论依据。在激进压倒改良、革命叙事压倒现代性叙事的历史脉络中，中国乡村建设的唯一结局：多元化的、渐进改良的道路被强制纳入到一元化的、体制化的和越来越激进的模式之中。
无论是乡绅、知识分子、开明官员或是西方传教士及学者，无论是社会团体、政府机构还是西方合作化组织，所有那些在20世纪中曾经关注和处理过中国农村问题的力量最后不得不在中共领导的激进的、暴力的革命面前承认他们的失败。
现在继续谈谈从国共合作到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土改运动的革命之途。可以看到在乡村建设运动与以暴力革命为核心的农民运动、土改运动之间，存在着目的、性质、方法和结果巨大差异。
古元《减租会》，木刻版画，1943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中共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青年与农村》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作宣传和开发工作，他的出发点是对农民境况的深切同情，他的理想目的是要在农村培育民主、宪政的精神，最后改善农民的生活。更值得思考的是李大钊在1926年一篇文章中对农民武装的认识，认为农民自卫的武装组织应该自治的，守望相助的，而不是供军阀、土豪所驱使的。
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对于中国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和论述。但是，在国共两党不断推进对农民运动的认识的同时，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发动了声势颇大的农民运动。
1921年沈定一在浙江萧山地区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1923年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总农会，也是开展减租斗争；这些早期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却为日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农民问题上争得了主要的话语权。
同样是有来自外国的影响——本来中共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并非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独立发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认识和指示。
彦涵《浮财登记》，木刻版画，1948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包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1922年列宁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组织农民。于是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中，指出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提出了工人和农民要联手进行革命的重大问题。
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产生的巨大变化：由对农民状况的同情和思考而产生了到农村去开展改造运动的使命感（这几乎是所有关心农村问题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的认知和行动的出发点）变为在农民身上发现了所蕴藏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和几乎是无穷的人力资源，对于国民革命的成功、继而是对中共领导武装斗争的成功的考量迅速成为发动农民运动的主导思想。
从这种“变化论”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支持论”，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这当然是对一种历史事实的表述，但是应该思考的是，“支持论”即便只是对一种历史结果的概括表述，也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容易遮盖了其中更为复杂的问题。
《争取更大的丰收 献给社会主义》，宣传画，钱大昕作，1958年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不妨以中共在抗战结束后在解放区迅速掀起的土改运动及其做法为例，可以对“支持论”多做一点思考。
1946年中共的解放区土地政策突然从减租减息转向全面的、要求迅速完成土地改革，人为地把原来经过减租减息运动而形成的土地占有和财富分化的对立已经并不严重、阶级关系和农村生产气氛比较平和的局面变为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无情杀戮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剧的政策转变和农村社会因此而造成的急剧动荡？无论是中共领导人的自述都认为这是为了动员农民参军、取得战争的人力与物质资源的目的。
这就是在“支持论”背后的真实历史语境，也是与乡村建设运动完全不同的目的、性质和结果。改良主义是试图通过对乡村进行改造从而达到改造中国的目标；激进主义是以农村、农民作为革命的人力和资源来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最终标志就是夺取政权。这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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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下面进入图像的脉络来看看中国乡村问题在艺术创作中的表现。
这是从摄影的角度反映中原地区的饥民状况，是中国农村真实状况的缩影。
农村经济凋敝，破产农民流落街头， 1934年的中原饥民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这是农村老人逃荒的木刻画，是胡其藻创作的作品《老农》。
胡其藻《老农》，木刻画，1935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王悦之创作的油画《弃民图》，其准确背景是东北流民进到城里，但仍然明显是农民的形象。
王悦之《弃民图》，油画，1930～34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这是蒋兆和最有名的作品《流民图》，1943年抗战后期创作的，当然这个作品本身创作的动机和具体的历史背景、语境都有很多问题是有争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画面来讲他的确是描绘了农村灾民在流亡中的悲惨情景。
蒋兆和 《流民图》（局部），水墨设色， 1943年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这是国共合作期间的农民问题宣传品，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宣传单张漫画，包括一些农民周刊之类的画报。这些漫画里可以看到对于农民悲惨状态的描绘，以一种阶级斗争、阶级怨恨的角度去进行描述。
这些都是广州的农民协会当时艺术宣传的单张，《中国农民》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办的，其实也是共产党人在办，这是刊物封面。
宣传漫画，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黄新波是杰出的左翼美术家，这组作品很有意义。1933年黄新波到上海，当时上海新闻时有关于农村问题的报道，其中一份报纸就报道了江苏、浙江地区连续发生很多的佃农抗租而被政府镇压的事件。
黄新波先生显然是依据这类新闻报道创作了这一组《平凡的故事》版画。其内容就是农民交不出租，政府派兵把农民抓起来，农民通过卖儿卖女拿到钱之后去还了租钱，但是人放出来之后没多久又重新被抓进去，这是政治黑暗、农民痛苦的过程。
这组作品说明基层政权对于农村、对于农民的压迫是非常严重的。这不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为某种阶级斗争叙事理论而创作出来的，而是有其真实的历史情境。黄新波创作了不少关于农民的怨恨、反抗的版画，都是有他的真实历史依据和生活体验。
黄新波 1933年《平凡的故事》 之6、之11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胡适先生比较少谈到农村问题，但是1933年他在这篇文章里居然用这么些激进的语言去描述农村的痛苦。
刚才我们讲过董时进成立中国农民党，《农民党宣言》里面谈到农民所受到的剥削主要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军阀、官僚利用他们的权威来掠夺人民，所以乡民贫穷。
李桦是著名的左翼美术家，1947年他创作的这幅作品非常形象地传达了农民的痛苦。
李桦《怒潮》（木刻组画之一），1947年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符罗飞是海南出生的广东画家，早期加入了中共，抗战时期在国统区采访、描写了灾民，这幅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
符罗飞《在死亡线上的一家子》，纸本墨笔，40年代作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在左翼美术中，除了斗争与怨恨的主题以外，还有表现农村生活中的农民图像，传达的是劳动者的美学，这与乡建运动的审美精神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李桦的这幅《晚归》非常朴实而抒情，歌颂劳动者在大地上的丰收之情。李桦还有一些这样的反映田间劳作的水墨画，也很有抒情的意味。
李桦《晚归》，木刻画，1938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赵望云是著名的长安画派代表画家，1933年他给《大公报》画了一个农村写生专栏，他回河北农村家乡去写生，这批作品也是反映当时的农村状况，与乡村建设运动更有联系。
冯玉祥看到了他的这个《专栏》非常感兴趣，为他的画配诗。在冯玉祥题的诗中就可以看到关于农村生产的很多问题，比如这里谈到外国人种地用机器，我们用气力。这些都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农村问题，所以我说在美术图像的脉络中同样呈现出中国乡建运动的一些基本情况。
赵望云《清河农人播种棉花》，水墨写生，1933年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这张画的是老人，冯玉祥的题诗也特别讲到农村的问题就是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农村破产。这些都说明来自政治上的黑暗是导致中国农村问题最大的源头。
广东画家余本《晚归》也表现出非常朴素的情感，甚至带有宗教般的情感。
余本《晚归》，油画，1935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庞薰琹的这幅作品也是特别有意义，他把《地之子》，中间一个孩子的形象作为中国农民、农村的象征符号，后面两个成年人其实他认为是中国的象征，从构图各方面来讲有点像基督被放下十字架，一种宗教的悲悯由此产生。
庞薰琹《地之子》，水彩，1934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古元是延安的革命版画家。他于1942年创作的《逃亡地主又归来》反映了延安时期的土地政策，刚才我们讲到“支持论”的时候提到1946年在解放区普遍出现的激进的土改运动，在42年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是欢迎这些逃亡的地主回来，给予他们比较宽大的政策。
古元《逃亡地主又归来》，木刻，1942年作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但是地主回来之后还是要有斗争的，所以这是描绘农民在减租会上的斗争。彦涵也是延安著名的版画家，他的这幅《浮财登记》具体地描绘了1948年新土改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分地主的浮财。
从中共关于土改的指示、要求来看，地主的浮财是不能够分的，能分的只能是土地和一些生产工具，但是在具体运动过程中很多地方为了动员农民向地主作斗争、分土地，往往手法是先分地主的浮财，衣服、被子、首饰等这些东西，吸引农民进而要求分土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这是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的照片。
农民在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河南偃师县，1950年新华社摄，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刘子久创作的新年画《领地契》，1951年农民领到了土地契约。对于《共同纲领》关于“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毛泽东认为，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現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
他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不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对于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设想通过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还要经过什么？
这是宣传画《合作化高潮》，1953年甘肃省委宣传部创作发行，说明即便是在土改和49年以后仍然在激烈的行动与比较温和的政策方面存在着这么一种波动。
《家家户户踊跃入社，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宣传画），马乐群、黄振亮合作，1955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宣传画《谁养活谁？请你想一想！》是一个很典型的动员农民斗争的口号，要唤醒农民起来和地主做斗争！
《谁养活谁？请你想一想！》宣传画，约1950年，作者未详，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这是斗争地主的一个场面。
北京郊区深沟村农民斗争恶霸地主，1950年，齐观山摄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王式廓的《血衣》素描也是农村阶级教育的最典型的作品。《血衣》在全国各地农村有很广泛的影响，在广东农村里面直到今天可以看到当年临摹《血衣》的局部。
阶级斗争、政治口号越来越不断地升温，这是在梯田里出现的标语口号。
梯田与口号，河南济源县王屋山，1965年，王世龙摄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这是“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中的“农民肖像”，也是农村基层农民的形象。
农民肖像，李振盛摄，山西张堡，1966年
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这幅宣传画表明在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农民形象的变化。王国福是农村基层干部，也是农民，在“文革”期间他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理论色彩的人物。
1980年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反映出改革开放的早期，全社会都非常关注认识中国农村问题。
罗中立《父亲》， 油画，1980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公明2007年2月在广东阳江农村创作新宣传壁画《农民弟兄可以成立农会，与政府协商》，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以上为演讲者根据录音稿作了修订和补充后的文本，因篇幅关系听众提问部分不再收入，讲座全文完）
/ 关于讲者 /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港台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
民盟广东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多年来撰写大量思想文化与时事评论专栏文章，近年主要研究课题为20世纪中国艺术与政治。个人专著有《中国美术史纲》（主编）、《广东美术史》、《历史是什么》、《奴役与抗争——科学与艺术的对话》、《左岸的狂欢节》、《思想守望录》、《广州人》、《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历史的灵魂》、《书画与自然》、《不对》等。
Himalay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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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1路、浦东11路、江南专线
3F, Zone A, No.869, Yinghua Road, Shanghai
Take Metro Line 7 to Huamu Road station or No.1013, 976, No.1 Huamu, No.11 Pudong, Jiangnan Line Bus.
【参观时间 | Hours】
2018年5月29日~9月底为闭馆装修升级改造时间，
期间馆内无展览，不对外开放。
Shanghai Himalayas Museum will have internal upgrading from 5.29 to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re will be no exhibition and don't open to public during thi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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