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為菜刀，這張是網上找的；圖二是在阿爾及利亞工地上工作的本人，系同事用我當年一臺很爛的入門級數碼相機拍的；圖三為同一相機拍的阿爾及爾地標“三葉塔”，因當年沒有自己的電腦，為便於存入軟盤作了壓縮，原尺寸照片已找不到了。
2001年於我而言，似乎是個很關鍵的轉折點：在這之前的幾年，工作、生活上都遭逢了幾次不小的變故，讓當時年逾三旬、似乎已該開始銷磨些銳氣的我，產生了再作馮婦、撿起擱下已久的法語老本行，再去非洲闖蕩一番的念頭。
說來也巧，當時浙江一家大型建築公司刊出廣告，要招聘赴北非阿爾及利亞建築工地的法語翻譯若干，飢不擇食的我顧不得挑挑揀揀，當天便買了張火車票，從上海趕到面試地點杭州，面試完畢便得到明確通知：取了，趕緊辦護照、“黃皮書”、簽證，等著外派。
沒想到萬事俱備後一等就是大半年，直到第二年開春，才接到個浙江口音的電話——3天后有車接，一起去機場，“你和範總一起走”。
3天后果然來了部掛著浙江牌照的“七人座”，車上除了司機，是四隻箱子和兩個浙江口音很濃重的男人，一個五十歲左右年紀，穿一身搭配不協調的名牌，戴著塊金光燦燦的大號勞力士錶，自報家門，正是此番帶隊的“範總”，另一個比他年長六、七歲，套著身不合時宜的舊式藍色軍便裝，也姓範，是範總的遠房族叔。
那天父母恰好在我家，一直送下樓來，後來父親寫信告訴我“那個範總不上路，眼神口氣很傲慢，不好相處”，收到那封信時我已有了和父親相似的看法，但彼時正沉浸在“非洲，我終於又回來了”的興奮中，竟絲毫沒有感覺。當年畢竟年輕。
上海到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並沒有直達航班，我們是搭乘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飛機，先從上海飛北京，然後帶上全部手提行李下飛機，在北京辦理出關手續，再飛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中轉（也要自己辦比較麻煩的中轉手續，和當時在諸如巴黎等機場只要“空手”換乘另一架飛機不同，這才是麻煩所在），最後再飛阿爾及爾。
“你是翻譯，外語熟，都交給你了。”
範總理直氣壯這般說，然後便一概不管。面對初次見面的頂頭上司，我當然不便解釋，自己是翻譯，卻並非英文、更非土耳其語翻譯。好在一切都挺順利。
沒多久，便發現這位範總是個性格很奇特的人。
他是泥水匠出身，因為和浙江某個建築集團大老闆是同學、遠親兼死黨，短短几年間就從一個小本經營的石材店老闆，一躍成為大型上市集團副總，但當上副總後卻一直沒做上“一鎮諸侯”，心裡頗有些急於事功的焦急。此番去阿爾及利亞，是受命成立一個辦事處，整頓已被弄成進退兩難爛攤子的兩個承建項目，“想辦法把公司的錢弄回來”。原先應聘時，兩個項目剛上馬，我是作為項目翻譯之一被招聘的，如今卻在上飛機前都不知情情況下，成了新辦事處唯一的一個事務翻譯。
航班還沒出國境，範總已一五一十將前面那些門道，跟我這個剛認識幾小時的部下說了個底兒透，這還不算，他居然把抵達後打算如何“收拾”無能的項目部、不聽指揮的兩個工地，也原原本本跟我交代了一番，這在我看來，似乎是很有些冒失的。
但這位“冒失總裁”又有另一面：他性格很多疑，你隨口一句話，他都會立即追問“你什麼意思”，而且從不輕易相信你的回答，會一直追問下去。
對於此我也沒太往心裡去：畢竟自己只是個翻譯，是個不該有獨立思想、見解的工具，幹好自己的活也就是了。
應該說，在阿爾及利亞，我的活還是幹得不錯的。
下飛機後才半小時就趕上阿爾及利亞住房部緊急召開標書修改討論會，項目部所有翻譯都不在，我這個兩眼一抹黑的“新翻譯”只好一跺腳頂上；剛散會，某工地又“出狀況”，我又只好跳上車“跟進”。
或許是這“當頭炮”算打得比較響吧，範總對我似乎很欣賞，到哪都喜歡讓我跟著。不過他雄心雖大，卻似有些懶惰，加上新成立的辦事處是“務虛”的，自己並沒有直屬業務，因此大多數時間他都和族叔老範躲在宿舍裡下棋、吸菸、聊天，我和辦事處另一位僅有的職員——工程師出身的浙江人“武工”，則經常被打發到項目部或兩個工地去。
我發現範總這麼安排，其實是動了一番心思的：他並不安於當“欽差”和“監軍”，想抓實體，可他和辦事處都是“空降”的，項目人家已幹了一年，有現成的完整班子且和他不屬一個體系，雖然虧損累累卻也不肯放手，他只有設法讓“自己人”安插到原先班子裡去，才有望玩一出“鳩佔鵲巢”的好戲。
武工是工程師，業務上懂行，他總是有意無意讓他摻和標書、圖紙、工程、核價這方面的事；我是翻譯，自然每個需要對外打交道的場合，不管筆頭的、口頭的，都會成為他安插的範疇。
我漸漸發現，這是件很為難的差事。
原來這兩個項目是另一個更大、更有“背景”的半官方公司接的，並高價賣給了我所屬浙江公司的江蘇分公司，實際負責兩個工地的項目部，其實是“搞砸”的江蘇分公司留下的班底，而兩個工地卻是分別由江蘇兩家小建築公司“全包”的，範總的辦事處上有“婆婆”（那家半官方公司，因為當時民營公司不能獨立承接海外官方項目），下有“諸侯”，甚至“諸侯”下面還有“陪臣”，地位相當尷尬。偏範總又是個雄心勃勃且喜歡弄權的人，熱衷於讓“婆婆”、“諸侯”、“陪臣”們相互牽制，我的大部分精力和時間，自也不能不被消耗在這些既無聊、也不招人喜歡的差事上。
他照例很多疑，“你什麼意思”是隔三差五必然蹦出口的一句口頭禪，對“婆婆”、“諸侯”、“陪臣”，對向他表忠心、送密報的各路人馬，他一概抱不信任態度；但他又會不時做一些讓你覺得他很相信你的事，比如讓你幫他辦一件“只有我們倆知道”的小事。有一次他神秘地把項目部最得力的材料員叫到鍋爐房，在那間人跡罕至、卻棲息著十幾只野貓的小黑屋密談了好久，卻不過讓對方幫買一瓶當地紅酒（阿爾及利亞紅酒很出名，但當地人卻因宗教習慣很少飲用，所以酒廠地址不容易問到）——這件“千萬不要讓第三個人知道”的事，當晚全辦事處的另外三人（我、武工、老範）就都知道了，照範總自己的說法“讓那小子給我花錢，還覺得我是拿他當了自己人”。
對當地僱員、社區鄰居之類他頗有一套辦法：宰羊節會照當地風俗給本地僱員分羊、散紅包，齋月期間他會盡量自己開車，讓當地司機坐在副駕位子上當嚮導。有一次，一個當地司機出車到深夜11點，隨口說了句“今天是我生日”，他得知後立即親自開車，帶司機到幾十公里外的市中心，享受了一頓豐盛晚餐，把幾個當地司機感動得熱淚盈眶，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抱怨過加班（這本來是家常便飯）——事實上那位司機是所有5個當地司機中，他最不喜歡的一個。
因為風俗、習慣、信仰等問題，項目部的人和當地鄰居相處並不愉快，他看在眼裡不動聲色，等齋月一到，就從工地上找了幾十個民工，運來整車沙土，把社區裡幾條坑窪不平、一下雨便泥濘積水的道路修得平整漂亮，這下不但左鄰右舍態度頓時改觀，甚至當地的區議員還專程登門致謝。
他很喜歡“辦外交”，不躲懶的時候經常去各處拜訪：當地政府部委、中國大使館、各“關係戶”，絲毫不掩飾想“做大”——把“務虛”的辦事處發展為可以甩開“婆婆”、“諸侯”，自己放手大幹項目的實體的雄心壯志。在“辦外交”過程中，他漸漸發現我“管用”，“你怎麼看”的問題，也越來越頻繁出現在和我對話中。
問題在於，我是翻譯，翻譯是隻能聽、說，不能“看”的，不能參與謀劃，是做我們這行的本份。更何況，當時那裡的情況是那樣的複雜。
我把這想法告訴他，他勃然大怒，用粗口罵了我一番，然後用浙江方言囑咐武工代擬了一份報告，傳真回浙江，第二天一紙任命書傳真而至，我的身份從“翻譯”，搖身變成“首席翻譯兼秘書”，他得意道：“這下你不能躲懶了吧”。
要說當時的格局實在有趣：“婆婆”是北京背景，在當地辦事處的領導、職員大多是北京人，“工作語言”是普通話；“諸侯”裡管理人員都是南京的，工程人員卻都是南通的，“工作語言”則分別是上述兩種方言；“陪臣”則分別來自南通和連雲港的兩個屬縣，“工作語言”自然又各搞一套。
那麼範總的辦事處呢？
只有四個人的辦事處其實有兩種“工作語言”：屬於全體四人的普通話，以及屬於除我之外另三人的某浙南方言。
很久很久以後，在杭州街頭偶遇已自立門戶的武工，蒙他告知，範總對這個“一國兩制”的天才構思頗自鳴得意，用他自己的話，就是“讓那外鄉人以為我把他當自己人”。坦白說，他有點過於高抬自己了——這套路半點也不新鮮，我之所以不點破，不過因為他是我上司。
看出他門道的當然大有其人：“婆婆”、“諸侯”和“陪臣”們，也心照不宣地玩起了“太極拳”，我們這幾個中間跑腿的“衙役”，自然成了最辛苦、最吃力不討好的一批。
武工他們幾個對此顯然已見怪不怪，且被範總“等我事成你們就是黃埔一期”的期貨所吸引，頗有些越戰越勇的氣魄。
但我卻開始有些嘀咕了：既無語言障礙又經手所有內部文件和外部往來公函的我，很快就作出任何擁有同樣信息資源者都不難作出的判斷——範總“成不了事”，因為他的一套，是浙南某個“江湖”駕輕就熟的一套，但這裡是阿爾及爾，而且，他沒有足夠的本錢。
就在這年年底，浙江總部派來個“慰問團”，慰問後別人打道回府，一個看上去不過20出頭、真實年齡卻已近不惑的“於會計”卻不動聲色地留下，每天閒來無事，便和大家聊聊天，等別人出外勤，他便關起門來翻賬本。
或許是因為有兩個共同的摯友吧，我們很快便熟識起來，有一天，見四下沒人，他有意無意地攤開一本賬簿，讓我“偶然”看到，自己在範總提名的加薪名單中加薪幅度是最低的——儘管新升的職位看上去是最高的。
我知道，該想辦法脫身了。
可談何容易？如果自己在合同有效期內主動辭職，年薪的50%都會被罰掉，而當時我的合同還剩兩年多。
唯一的辦法，只能讓自己“被辭職”了——而且還得是範總的過錯。
或許對“於會計”的使命心中有數，範總那些天頗有些暴躁，開會、做事也顯得很心急，有時候晚餐喝點老酒，還會發一通莫名其妙的脾氣。我看在眼裡，便留了個心眼，在此後幾天每逢開會，對範總的提議總是擺出一副咬文嚼字、公事公辦的姿態，說的當然沒啥錯，但足夠把範總噎得很不舒服。
我的本意，是讓他覺得我“不好使喚”，主動提出請我走人，沒想到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
某天清晨例會，在討論一個程序問題時我照例“公事公辦”地撮火，範總用浙江方言低聲罵了幾句，忽地一躍而起，抄起一把菜刀向我劈面扔來。辦公室例會是在廚房兼食堂開的，菜刀原本就放在離他幾米遠的臺子上。
我邊上一位工程師反應神速，舉起個繪圖板一擋，菜刀“鐺啷啷”掉在桌面上，鏗然有聲，大夥先是嚇呆了，待反應過來便各忙各的，有的勸他，有的勸我。
我也緩過神來，隨手抓過紙筆，寫了份“因擔心人身安全請求提前解約回國”的辭職信，託武工傳真回浙江總部，當天便照準了。
離開的前一天，他不聲不響拿了一瓶酒，兩碟菜，拉我對飲，席間只扯些不相干的閒話，不再提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待吃光喝盡，我起身告辭，想起彼此叵測的前程，不免多了句嘴：
“範總，我走了，你保重。”
範總把半截香菸在桌面上一掐，瞪起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睛：
“你什麼意思？”
很多年後得知，範總最後的希望被阿爾及利亞一場大地震化為泡影，只得黯然回國。但回國後他卻混得相當不錯，或許，他本應屬於自己所熟悉的那圈“江湖”，而不是山遙水遠的阿爾及利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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