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2018年7月底，在清華大學校團委的資助下，清華大學新雅書院本科生彭中堯隨清華大學物理系“印象”支隊赴印度調研，一行七天主要訪問德里、孟買的大學與中資企業。參訪結束後，彭中堯結合歷史和現實，就印度社會及其發展狀況，寫下了如下感觸。在其中，彭中堯指出，印度的現代化建設仍然是個沒有完成的事業，在這方面，中國是一個值得參考和學習的樣板。
貧民窟的歌聲與印度的現代化困境
孟
買。咖喱色的土牆上躺著斑斑駁駁紅色印地語噴繪，離地九尺掛著不到半米見方的一排鏽鐵小窗，屋頂被孟買常年的雨水衝得有些垮，這裡是全球第二大貧民窟中相對寬敞和舒適的一間房屋。就像沒有人會忽略下水道和地溝油與硝制皮革混合的刺鼻氣息，每一個初到此地的過客都無法忘記從那方小小窗戶當中飄出的輕盈而快樂的歌聲，中年男老師在領著孩子們一句一句學唱印度傳統的宗教歌謠，無論是渾厚的男聲還是清脆的童音，每一個躍動的節奏都透露出人們對於梵天賜予此在以生命的歡喜與愉悅，這種喜悅與作為貧民窟背景的摩天大樓同樣真實。
孟買沿海的貧民窟
這樣的場景對於一箇中國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然而一個更合適的表述是印度作為一個一般性的“他者”使中國人意識到今天的自己是多麼怪異而特殊。印度擁有比中國更加豐富的宗教傳統。參考索邁亞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的Rai老師介紹的歷史情況，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之間印度河文明開始在印度北部繁榮起來，這時的國家主要以大城市為核心。公元前1600年左右雅利安人越過烏拉爾山脈南下，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的南亞次大陸原住民，創造了吠陀經這一印度教根本經典，種姓制度也在這一時期形成。吠陀經中的奧義書認為在有形的變換的世界下有一個不變的實在即梵天，而這一實在與人類的實在是相同的。公元前600作為對原始印度教的反動誕生了耆那教和佛教，公元初伊斯蘭教傳入印度，到晚近時候佛教和印度教產生了一支融合的分支形成了錫克教。這些宗教當中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崇奉權威，形成了歷史悠久的種姓文化。很可能是由於根本經典吠陀經當中對於本體世界和存在世界的二分，所有此岸的不平等都變得虛幻從而可以接受了，因此印度的宗教文化為權威和不平等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土壤，這對於古典文明而言是相似的。
然而印度的政治傳統卻與其宗教完全相反，印度自公元前三千年至今，稱得上長期統一王朝的時代只有孔雀王朝和莫臥兒王朝兩次，分別大約在中國的漢代和清代時段。在前六世紀後半期波斯入侵印度並佔領了印度西北部，該統治持續了不到兩百年，並且為印度文化注入了少許波斯元素。公元前四世紀末期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並且繼續東征征服了印度，隨著亞歷山大自己的死亡，這個統治也很快結束了，同樣亞歷山大東征對於印度文明也沒有造成什麼太大的直接影響，他死後孔雀王朝推翻了他的統治。
攝於印度國家博物館
孔雀王朝是重要的，阿育王則是孔雀王朝的重中之重，一方面阿育王在政治上形成了“萬民皆我子女”的觀念，推行道德改良以求得幸福的理想，另一方面阿育王作為佛教徒在全國範圍內傳播了佛教並促進了佛教在國際範圍的傳播，此外他在更大範圍內統一了印度並且穩固了印度的版圖，幾乎是一個唐太宗級別的皇帝。由於佛教教義毀損了帝國的軍事力量，此外帝國的過於龐大、藩鎮的難以管理和地方自治的精神毀滅了孔雀王朝這第一個巨大的印度帝國，這在某種意義上和唐朝也是相似的。如同元朝擴展了中國的內亞邊疆，宋明拓展了中國的江南版圖，孔雀王朝重要的成就在於將西北印度併入印度版圖。公元前四世紀之後的印度進入了比五代十國時期還亂七八糟的戰爭當中，隨著戰爭一同進行的除了王朝的換代還有版圖的擴大，印度在戰爭中逐漸兼併了半島南部。
在十六世紀早期，當時主要在穆斯林統治下的印度重新陷入了戰亂。在這種情況下莫臥兒帝國脫穎而出。在莫臥兒帝國統治下經濟、藝術得到發展，和平得以維持。
建於莫臥兒時期的泰姬陵
到十八世紀，莫臥兒帝國走向崩潰，印度近代史的起點在這個故事上幾乎與中國一模一樣，一大批歐洲貿易公司（包括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沿海設置前哨並逐步蠶食海洋和內陸資源，不過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十分成功，東印度公司憑藉先進的軍事訓練和科技吸納了大量當地精英為之服務。在東印度公司的統治下印度由一直以來的手工業產品出口國變成了為大英帝國提供原材料的產地。東印度公司在後期將政策轉化為新殖民主義，開始關注教育，社會改革和文化領域。印度在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其實是在東印度公司的時期開始的，Lord Dalhousie在1848年上任成為東印度公司掌控者，並設立了一系列將印度轉變為現代國家的政策，包括民主化、政權的鞏固、公民監督以及教育、科技等。接下來的幾年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在印度引發了社會革命，這些社會革命刺激了東印度公司加快社會改革的步伐，印度社會的政治參與不斷擴大，最終在1885年建立了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國民大會黨是在英殖民時期建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印度共有將近一百萬人參戰，戰後，更多的印度人要求獨立，隨之而來的是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在1930年代，英國開始逐漸進行緩慢的司法改革。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印度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大黨對於不結盟運動的支持、穆斯林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所有這些都促成了印度在1947年最終的獨立，與此同時巴基斯坦也被分裂出去。
孟買的街邊建築（疑似英殖民風格）
今天的印度之所以呈現為這個樣子，一方面是莫臥兒帝國的遺產，更重要的是英國殖民劃定了印度作為民族國家的疆域。這一傳統不僅與中國大不相同，和其自身的宗教傳統也截然不同。如此長時間的混亂使得印度始終沒能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深入的體制化政治權威。無論我們在哪一個訪談當中問起印度的特點的時候，得到的答案都是“diversity”，多元主義一方面是印度人作為現代人的驕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治組織治理深度淺的現實。現代印度作為一個半聯邦制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封建的，中央政府甚至州政府無法在基層建立起深入的政治統治，各州保持著很高的地方自主性。
根據馬士基公司印度相關負責人的介紹，在2017年7月莫迪開展GST（增值稅）改革之前，印度各州的過關稅率和手續都不統一，馬士基在印度國內的貨物運輸需要應對各個省可能完全不同的過關程序和稅率。此外，我們此行十分幸運地碰到了一個在印度農村有一千五百畝地的地主做導遊，根據導遊介紹，印度農村似乎仍然處在中國前共產主義革命時期皇權不下鄉的共同體自治階段，大地主僱傭佃農種地並以實物糧的形式收取地租，同時地主負有鄉村倫理共同體的禮儀教化責任，這種鄉村共同體的形式在中國大致與明代白銀流入之前相似。另一方面，為了迎接2019年的大選，印度電視上到處都是競選採訪，筆者打開電視所見的第一個競選綱領竟然是廢除私刑，可知印度政府尚沒有做到壟斷國內使用暴力的合法性。由此可見，在經濟、政治和暴力使用上，現代印度面對的不光是現代化問題，同時也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問題。
Jindal大學的印度國旗
但是在這個路線上，中國則是完全相反的。中國除了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陷入了較長的混亂，自漢代奠基而於唐宋元明清時期就已經不斷擴大並深化政治統治，在制度上形成了深入的政治體制，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則是中國與印度分叉的關鍵時刻。在政治文化上，從五四到破四舊，中國人民經歷了十分徹底的與傳統文化的決裂，對於平等的追求深入人心，以至於孟買貧民窟和高樓的反差、種姓制度的遺存對中國人而言是不能忍受甚至是不能想象的，基於一種簡單的進步史觀，人們往往將其斥為落後。而作為全球獨一無二的以反對民族傳統為宗旨的民族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在政治制度上建立起了更加深入的統治，一方面打破了鄉紳地主階層對鄉村共同體的自治，完成了村村成立黨支部的政治奇蹟，另一方面遏制了資產階級對於政治的操控，保證了現代化進程當中強的國家自主性。與之相比，印度百分之一的人擁有全國近百分之六十的財富，難以想象在這個社會結構下莫迪政府能夠有多強的自主性，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印度人們對於莫迪總統光喊口號不做事的抱怨。話說回來，通過兩種與自由主義看起來截然對立的歷史，中國完成了政治上的美國化——類似於亨廷頓在《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當中描述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分離，共同體將自由主義的現代價值當作根本宗旨，而在政治體制上堅持保守主義的權力架構。
印度貧民窟前的小吃攤
如果我們將美國式的政治文化與政治權威的關係看作現代國家的標準，那麼印度顯然在政治文化和政治權威上都是不達標的，但正如Perry Anderson的《the Indian Ideology》以及貧民窟的歌聲所揭示的，印度宗教文化當中的不平等觀念已經與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不平等互利共生，政治文化的貿然改革或者說自由民主的進一步深入將會蘊藏顛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風險，因此政治文化改革在印度並不是迫切的。對印度而言，更為重要的是政治體制的深化。在金達爾大學中印比較研究中心，牛津大學PPE畢業的S老師表示對於中國最感興趣的就是local governance，他說印度工業發展當中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徵地徵不動，筆者認為這背後不光是中國共產主義時代以來的土地制度問題，也是政府統治深度的問題。在政治實踐上，莫迪政府的一系列改革與更加深入的政治統治是相互需求的，印度下一步政治改革的要求非常清晰地指向更強的權威和征服能力而非自由民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的現代化要求印度先完成政治權威的建立，這實際上是在為印度前五千年的政治文明補課。
如果說美國是汽車之國那印度就是摩托車之國了
這一問題對於印度已經變得十分緊迫，根據在大使館工作的老師介紹，印度現代還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從事農業相關工作，城鎮化率剛剛超過百分之五十，然而印度每年城鎮化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一，也就是說每年有大量的農村青年勞動力湧入城市，印度現代化已經不可阻擋地愈演愈烈，但是由於印度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資本積累，總產出增加不能有效帶動就業，經濟發展難以為城鎮化相應的流動人口提供充足的崗位，人口紅利也就成為了人口壓力，印度迫切地需要更加傷經動骨的經濟結構改革以應對現代化進程，而改革則呼喚更強大的政府。
在與ICBC的訪談中負責人說，西方世界已經預言了好幾十年印度崛起了，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在預言印度即將崛起，這反過來實際上是人們對於“印度怎麼還沒崛起”感到疑惑。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的是，印度雖然具有很強的崛起潛力，然而其真正崛起還有遠比中國更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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