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玩家大抵會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現象，有時心裡明白，嘴上卻難以表達，故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說。這“意會”，實際上講得是“悟性”。
悟性在鑑識上無處不在處處在，所以，有人覺得識瓷難，有人覺得不難。比如面對一真一假兩件器物，入門三個月的人只憑一、二個基本要點便判定了真假，學三年的人，雖然可以講出三條、五條理由，則不見得真正能抓住要領，這就見出了悟性高下。筆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許多人的眼力和心力本是來夠用的，只因在許多時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鑑定上，“悟性”未必一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關歷史知識成正比，有時還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學歷的事業有成者，以較高的價位，擁有了一件外底署“永樂年製”篆款的青花龍紋盤，說是國寶級文物。其知識面極廣，從我國首見的三國時期於腹部處刻紀年款的越窯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後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裡紅樓閣式瓷倉；從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鎮建御窯廠時官窯瓷上不落款，至永樂朝偶爾在圓器的器內署上四字年號款，以及終永樂一朝沒有出現一件帶底款官窯器的年款情況和歷史，無所不詳，無所不曉。惟有一點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帶款的此件永樂盤系真的，當時這位寫款人，會就此犯下對聖上不恭之死罪他根本沒想到。
官窯瓷器上冠以帝王年號的做法始自永樂朝，作為第一個吃螃蟹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一些碗、杯、盤的內底內壁處，留下了帝王尊號。這些署款器，儘管燒造數量極為有限，因前無古人，已堪為壯舉。朱棣沒敢把自己的年號倒扣於外底，是基於傳統思維和皇帝的尊嚴。試想，至高無上的帝號豈能隨處張揚！又系張揚於器皿底部，將給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樂款採用了深奧又不易懂的篆書、且字體顯得十分模糊，這系受時代發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帶有了時代印痕。而此件於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樂年號的青花龍紋盤，由於超越了歷史進程，無疑為假冒品。
在中國陶瓷史上，把年號書於器物外底部的第一位帝王是明宣宗。
宣德的年款，不但字體以堂堂正正的晉唐小楷居多，還多數帶上國號〔大明〕，且書寫部位遍器身：從器內底到外底，從內腰部到內口邊、外口邊，乃至頸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及蓋內等，均屬落款處。帶款的官器數量之多，以及如此無定規的落款本身，充分顯示宣德帝對署年號款有濃烈的興趣，同時，亦反映出其不知往那兒落的無奈。然而，憑藉朱瞻基不落俗套愛玩蟋蟀及喜歡揮扙擊丸的個性，最終把神聖的帝號一舉定格於器物的外底部，開創了標準年號款的先河。此河一開，使宮廷瓷器的整體藝術趨向完美，亦讓官窯瓷器愈添皇家氣派。此後，帝王年號款定位於外底部的格式，不惟為明清兩代官窯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還成了官窯器物的重要標誌。
如今，瓷器上司空見慣了的底部年號款，已天經地義得不會讓人回頭去思考古人在五百七十年前的想法。諸如永樂瓷，為什麼要把款識寫在花心裡，寫在獅球內；為何四字篆款的字跡，幾乎都顯得模糊、若隱若現；為什麼器物帶款的數量十分稀少，又都侷限於一些明顯為御用的杯、碗內或祭器上。這些同後世宣德朝有極大反差的寫款情景，究竟意味著什麼？而能在心底讓時空倒轉，並透過歷史長河中一些有意味的跡象，例如洪武朝官窯的無款、至宣德時官窯瓷的款多，感悟明皇朝最初幾位皇帝在署款上的心態，這一靈感，即為悟性。
與此相反，日常鑑定中，時有發生的所謂犯低級性錯誤與常識性錯誤的“吃藥”、“走眼”，則為缺乏悟性的表現。換句話說，人們的很多失敗，其實都不是發生在未知的世界裡，而是跌倒在常識裡。因為越是淺顯的道理，就越容易被忽視、被忘記。若能將歷史常識、書本知識、鑑定技能，應運得靈活，並時時保持一顆平常心，善於總結與比較，悟性也就常在了。因而，古瓷鑑定說難不難，說不難似乎又非常地難。揚州博物館“鎮館之寶”的元代祭藍釉淺刻白龍紋梅瓶，在入藏之前，當文物商店專職人員錯定成雍正瓷之後，出人意外地讓上海一位名叫沈勝利的鑑玉專家從龍紋上認出廬山真面目，堪為難與不難的典型一例。
精品收藏與回報
收藏是一項高雅的文化話動，毋庸諱言，它又屬藝術品上的一種投資行為。
翻翻各家拍賣圖錄可發現，許多拍品讓人眼熟。這些古瓷，不是異地間的拍來拍去，便是數年或數十年投資的索回。由此說明“古董不傳三代”，不僅僅因為世事難料、人生苦短，不僅僅因為個人的志向，不時要越遷、不時會有新的定位，還因為收藏者對生活的追求或者是繼承人對古瓷認知的程度，都可能出現不可預見的逆轉。所以，即便一些珍品今天被收藏者秘藏，很難確保若干年以後不被用來換成鈔票，甚至被其後代當作普通品賤賣出去。於是，在以往的二、三十年裡，許多收藏愛好者至江浙一帶的中小城市淘古董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古玩市場撿漏，每每會有值得炫耀的收穫。近十年來，國內的貨源越來越少，一些行家與藏家經常光顧歐洲一些古玩店，並不時買回以前被蒐括去的中國古董，還有的則通過瀏覽海外的拍賣網站，從網上或直接衝到當地拍場“拾漏”、頗多成果，他們循著的亦正是這條思路。因而，收藏活動永遠會撲朔迷離，永遠有演繹不完的故事。
仇炎之於50年代初，以1000元價格從香港同行手中購得成化鬥彩雞缸杯一事，時至今日仍被收藏界視為“撿漏”的範例。筆者從中看到的卻屬另一面：收藏不分先後，關鍵看藏品的品質，以及收藏者的綜合實力。1980年，該件雞缸杯在蘇富比拍賣行的易主價為480萬港幣。1999年時，同樣在蘇富比，此杯成交價已高達2917萬港幣。仇炎之慧眼識寶，不愧為贏家。可第三位得主，扣除投資的本金，19年增值2437萬港帀，當屬大贏家。扼腕的是第一位賣主，他的所作所為似乎在印證古董業上一句俗話：“賣者不發財，藏者可發財”，並讓人們由此懂得，精品的收藏，比起即時的買進賣出，甚至比起驚心動魄的“捉漏”，更具爆發力。
中國藝術品的交易，大踏步跨入了“億元時代”，速度之快，出乎人意料。成交價過億的藝術品，僅2010年就達十數件。其中，五億元一件，四億元一件，二至三億元的三件。這些讓人驚心動魄的成交價，較早些年，形成極大反差。比如2010年11月11日在英國倫敦拍賣出5160萬英鎊（摺合約5．5億元人民幣）天價的“乾隆粉彩鏤空開光青花魚紋套瓶”，其10年前的價位，也就是在2000萬元左右。現為首都博物館鎮館之寶、2000年蘇富比春拍時被北京市文物公司秦公先生以1980萬港元（約合人民幣1800萬元）價格拿下的“乾隆粉彩鏤空花果紋（內心繪青花纏枝花卉）六方套瓶”，無論是造型還是紋樣，絕不遜於倫敦拍場之物。顯而易見的還有，此件高40．6釐米的六方套瓶（亦稱“六角套瓶”），就其工藝難度和製作難度而言，亦在圓瓶之上，堪為稀世珍寶。它的市場價格，理所當然要超過乾隆粉彩鏤空開光青花魚紋套瓶。就是說，10年間，以1980萬港元拍得的六角套瓶，目前至少已增值3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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