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9月28日，為放鬆一下緊繃的神經，達爾文隨手拿起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一次不經意的閱讀，卻改變了整個世界。
《人口論》不過是一本被馬克思評價為“小學生般膚淺的和牧師般拿腔做調的剽竊”的人口學著作，但當達爾文讀到下面幾行文字時，他頓覺醍醐灌頂。
“自然，用最浪費最自由的手，在動物界、植物界撒佈種子。但是育成這種生命種子所必要的場所和營養，它卻給得比較吝嗇。這地上還含有的生命的芽，如果能夠有充分的食物、充分的場所供它繁殖，幾千年以後就會充塞幾百萬個世界了。但是自然法則的必然性將把這種生物限制在一定的界限裡。植物的種類和動物的種類完全處在這種限制的大法則之下……”馬爾薩斯把這一切描述為食物的算術級數增長（1，2，3，4……）和人口幾何級數增長（1，2，4，8……）導致的“人口過剩”，認為只有通過貧困、飢餓、疾病，甚至戰爭，才能夠得到解決。
儘管這一理論被批判得體無完膚，但它卻深刻啟發了達爾文。他激動地寫道：“我立刻覺得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有利的變異將被保存下來，不利的變異將被消滅。它的結果大概就是新種的形成。我終於得到了一個可以用來指導工作的理論了！”此後四年，他邊思考邊收集材料，進化論的核心理論越來越清晰。達爾文認為，與人類社會類似，所有生物的繁殖速度都以指數增長，而生物後代必然為搶奪資源進行生存競爭。在競爭中，那些能力強的個體會淘汰弱的個體，其遺傳性狀就會在數量上逐漸取得優勢，即“適者生存”。那些因為適應環境而生存下來的物種也因此而改變，這也是自然選擇的過程。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並立刻掀起軒然大波。教會勢力不出意外地對達爾文進行了攻擊和咒罵。只有少數的思想家接受進化論，併為之吶喊呼號。這其中，赫胥黎是最傑出的一個，他不僅代達爾文與威爾伯弗斯主教進行了著名的牛津論戰，而且還撰寫了大量的文章支持達爾文的進化論。
達爾文的進化論的顛覆性影響很快就超出了生物學，甚至超越了自然科學領域。許多社會思想流派迅速從進化論中吸收各自所需的“營養”，將其引入社會科學領域，作為構建理論的依據和支撐點。
1860年，馬克思在讀完《物種起源》後寫道：“達爾文的著作非常重要，他為我研究歷史鬥爭提供了自然科學基礎。”受此啟發，馬克思提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具有“從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社會發展理論。進化論通過馬克思主義間接影響了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
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也接受了進化論。但他把達爾文的進化論引入到人類群體的研究，由此演變成了德意志種族優越論。二戰時期，納粹黨大肆鼓吹這套理論對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展開了瘋狂屠殺。
1878年，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在《社會學原理》中運用進化論來說明社會歷史。他認為生存競爭不僅在自然界，而且在人類社會中也一樣存在，是一種進步力量。由此推論，不僅階級壓迫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國家間的壓迫也是自然選擇的需要。斯賓塞為19世紀後半期西歐列強展開的“生存競爭”，瓜分世界的狂潮準備了理論武器。
在中國，1897年12月，嚴復將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翻譯成《天演論》發表在《國聞報》增刊《國聞彙編》上。民族危亡的現實困境，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使得中國的社會精英將社會進化論與政治制度變革的學理依據自覺地聯繫起來。
隨著《天演論》的風靡，所有期望社會革新的階層都從進化論中找到了依據——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激進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到陳獨秀、毛澤東，那些活躍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中國政治舞臺的人，無一不是達爾文的忠實擁躉。
但這位早在1882年就去世的生物學家，絕對不會想到，1838年那次不經意的閱讀經歷，竟然會影響如此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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