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地区是汉唐时期关中的核心区域，是先周文明的摇篮，是汉代“六郡良家子”的故乡。在历史上，陇东地区走出了许多历史文化名人，产生了很大的历史影响，如公孙贺、牛弘、牛僧孺之于汉代、隋唐政治，王符、傅玄之于汉晋思想，李梦阳、赵时春之于明代文学，岐黄、皇甫谧之于中国医学，甘延寿、董福祥之于汉代、清末军事。古代陇东作家，以王符、皇甫谧、牛弘、傅玄、牛僧孺、李梦阳、赵时春等为代表，他们的学术研究偏于保守，史学成就尤高；性格大都耿直、豪放，文学风格慷慨壮气。这些特点，是其个性禀赋和时代影响所致，更是陇东地域文化下形成的士大夫学术与人格的共性。陇东粗犷的山河、高寒的物态、豪放的民情和农业的底色，对陇东士大夫的学术倾向和个性人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期三篇论文，分别讨论中唐大历、贞元时期古文家安定郡梁肃、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明代诗人赵时春三位陇东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及成就，以期促进区域文化研究。（郭丹）

李梦阳的文化人格

杨海波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又字天赐，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他以其主体意识觉醒、追求个性自由和高扬自我的文化人格为底蕴，在明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李梦阳这种特定文化人格的形成，当然首先与明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因素密切相关，也与他的家世有关。李梦阳的祖父“任侠使气”，二祖父“嗜酒不治生，好击鸡走马试剑”，本非上层儒士。李梦阳之大伯同样好奇任侠，有父风；二伯“好酒”、好“狎侮人”（《空同集·族谱大传》），皆较少受传统理念之拘束，几位先辈都具备某些江湖草莽豪杰行侠仗义的气概。李梦阳本人在任职期间，锤击寿宁侯，弹劾刘瑾，顶抗总督，拒揖御史，鞭打淮王府校，表现出傲兀倔强的姿态和斗争的胆略。他所有的这些行为和作风都体现了一个从社会下层走出来的文士的傲岸风性，表现了新兴士风高扬自我的倾向和狂狷使气的文化人格。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人格，李梦阳的文学品格也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李梦阳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目的就是要冲击和取代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台阁体”诗歌。

李梦阳文学复古运动将学习的对象瞄准汉魏盛唐，就是因为汉魏文人“不再是礼教俘虏下的孝廉与贤良方正，也不再重视那些五经博士所保存的先师遗训，汉魏文人大都是要凭自己清醒的智慧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意见”（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他们有着与李梦阳相似的思想情操和文化人格；而所谓魏晋风度也是魏晋文人张扬个性、彰显个体生命不容侵犯的文化人格的象征。包括建安文学在内的汉魏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能流露人类心曲的部分，是当时人们生命意识自觉、要求解放、追求理想、高扬人本精神的声音。李梦阳曾称赞曹植：“曹植《白马篇》，李白《飞龙引》，流光耀千古，不与日星陨。”（《空同集卷二十三·梁园古诗》）又在《陈思王集序》中说曹植的诗：“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空同集·卷五十一》）这里，李梦阳对曹植其人其诗颇有戚戚之意，是由于他在弘治朝饱尝进取所带来的心灵苦痛，而曹植诗歌从整体创作风格来说，既有郁郁不得志的哀怨，又充满不屈的气骨与忠厚缠绵的情怀，正好吻合李梦阳自我表达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李梦阳创作了很多具有汉魏风格的乐府诗，或咏史感怀，或揭露现实，或抒写思妇闺怨，是人间真情的吟唱。

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同样师法盛唐诗歌，但他推崇的是以陈子昂、李白为代表的自然真挚、清新刚健的诗风，并非李东阳偏爱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古淡悠远之风，如他在其生前所编的诗集中明确有15首题名“效李白体”的七言歌行。《刻阮嗣宗集序》中，李梦阳借助钟嵘《诗品》的说法，把陈子昂、李白的传统追溯到阮籍，认为阮籍《咏怀》为魏诗之冠，陈子昂的感遇诗和李白的古风都是向阮籍学习的产物，是“混沦之音”，“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原因是阮籍、陈子昂和李白的诗，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阮籍《咏怀》语言清新，不假雕饰，充满了对生命流逝的不安，以及对时势忧患的隐晦表达。在陈子昂的感遇诗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对生命流逝的忧患表现为深沉的历史感和建功立业的渴望；李白的古风充溢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宕之气，其中豪迈自信与及时行乐的情怀，正是其个体生命意识高涨的表现。确实，李梦阳在推崇汉魏诗歌的同时，也推崇盛唐诗歌，因为盛唐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富有感染力的辉煌篇章。李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些诗抒怀言志、气扬采飞，无不流荡着慷慨豪迈的“意气”，以及对功业、从军边塞、任侠、痛饮与狂歌的向往，风格也格古调逸、气象雄浑，无不体现那个时代的“元气”，洋溢着青春气息和生命激情。

李梦阳一生创作诗歌千余首，王世贞称他是一代词人之冠（王世贞《艺苑卮言》），《明诗别裁集》收明三百多位作家一千零二十余首诗，李梦阳诗歌名列第二；《明诗综》收诗凡二千四百余家，李诗列第三。足见其诗歌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时人之重视。《空同集》共收诗歌一千八百余首，有古体有近体，有七言有五言，有律诗有绝句，都有很高的思想艺术成就。其中乐府诗或抨击现实，表现民生疾苦，或咏史讽今，抒发对现实的感慨，题材丰富、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方法灵活，是继两汉乐府、“建安文学”、“新乐府运动”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七言律诗追慕杜甫之高格，沉郁顿挫，悲壮雄浑，遣词造句，得杜精髓。歌行则直接效法太白，成就很高。王世贞称李梦阳七言歌行：“如金鸡擘天，神龙戏海，又如韩信用兵，众寡如意，排荡莫测。”（王世贞《艺苑卮言》）沈德潜也说：“空同……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冯时可更说：“空同歌行，纵横开阖，神于青莲。”（明冯时可《元成选集》）说李梦阳的七言歌行超过李白，这种称赞显然过于溢美，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李梦阳歌行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品格。

在李梦阳这千余首作品中，有不少诗是描写故乡庆阳的。这些咏陇诗散见于《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别裁集》《空同集》等，但明嘉靖傅学礼《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收集八首，并统称为《环庆怀古》，使这些诗的庆阳地域特征更加明显。这组被冠以《环庆怀古》的咏陇诗深切缅怀古代圣贤名将的历史功绩，强烈抒发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祈愿和远大抱负；浓墨描绘庆阳独特的自然风光，详尽展现故乡丰富的历史遗存和人文景观，深刻表达作者对故乡的热爱。笔力苍劲凝重，气象雄浑开阔；感情浓烈丰富，基调昂扬慷慨；语言生动凝练，音节格律响亮谨严。如《感述·秋怀》：“庆阳已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白豹寨头惟皎月，野狐川北尽黄云。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马群。回首可怜鼙鼓急，几时重起郭将军。”是这类诗的代表。这八首诗在李梦阳千余首诗歌中数量虽然十分有限，但它们却犹如大海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和汹涌的波涛一起，共同汇成雄浑壮阔的生命乐章。

然而，李梦阳确实是以他个性意识的复苏与人本精神的高扬的文化人格为底蕴，铸就他格古调逸与气象雄浑的文学品格的。同时，像大多数古代作家一样，他的文化人格也是矛盾的、冲突的。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李梦阳在尽力背离传统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向传统回归，行为上的狂放不羁只是外在的表现，其背后隐含着的是新旧观念和文化人格的激烈冲突。李梦阳也是一个严正的卫道士，综合观之，他似乎并非有意背离程朱之学，只是无意中表现出一些背离的倾向。李梦阳的一生，他的身份也经历了一个由文人向儒士的靠拢。他对程朱理学也只是对其弊端及理学家的文艺观念进行批评，对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还是非常推崇的。他的文学复古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人格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他的复古运动，虽不乏创新精神，但始终离不开儒家文化传统，无论是“格调说”“真情论”，还是重“比兴”，都是在儒家“抒情”“言志”的传统诗教下展开的，目的是复兴古诗的审美本性和风教传统，从而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他的文学品格当然也具有这种文化人格的烙印，无论是乐府诗、近体诗，还是歌行体、边塞诗，和前人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

但不管怎么说，李梦阳傲岸正直的文化人格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以“格调说”和“真情说”为核心的文学复古运动，以及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创作，对冲击明代当时道学家高谈性理的性气诗，以及改良政治、革新文风，振兴中明诗歌，甚至开启晚明文学新思潮，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赵时春诗文的地域特色

杜志强

赵时春是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是当时政坛和文坛颇有影响的官员、文人，也是陇右尤其是陇东历史上的文化巨匠，传世有《赵浚谷集》。

赵时春先祖于元代中期徙居平凉，至嘉靖时，他们已在平凉生活了一百多年。除为官十载之外，赵时春一生的活动范围大体不出平凉。一百余年的家族历史，以及个人长期生活的濡染，使得赵时春及其文学创作都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胡松在《浚谷集序》中概括为“秦人而为秦声”，可谓慧眼识见。具体来说，其创作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现在情辞慷慨、描写陇东风物和对边患的密切关注上。

赵时春诗文的情辞慷慨，是平凉“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的历史传承，也是明代甚至整个古代陇右作家的群体特点，远者如王符、傅玄，近者如康海、李梦阳等，莫不如此。这显然是地域文化影响所致。这种性格反映在作品中时，就呈现出了情辞慷慨的特点。李开先《浚谷集序》评论道：“（赵时春）诗有秦声，文有汉骨，朴厚而近古，慷慨而尚义，此三秦风气。”李开先在“三秦风气”的地域文化视野中，评论赵时春诗文的“慷慨尚义”，深具远见。《明史·赵时春传》的评价也大致相同。应该说，赵时春诗文之情辞慷慨，是历来学人的普遍认识。

赵时春的诗歌语言宏丽，感情充沛，气象壮阔，充分体现出“情辞慷慨”的特点。如其五律《秋暮登桂香楼》：“烟树杳苍苍，凭高望四荒。天寒风日劲，地静水云长。秦塞连山紫，陇林带雪黄。秋声连道殣，无地不含伤。”写暮秋登楼之感，语言刚劲有力，景色苍凉壮阔，情感沉郁慷慨，末尾点题，说明即使是闲暇登楼，但还是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体现出士大夫的可贵良知，用李开先“慷慨尚义”之语来评价，最为恰当。

其实，赵时春等西北作家之情辞慷慨，也是他们描摹西北山河的需要。这里的山川草树、烟云变化，英雄慷慨、烈士悲歌，以及百姓稼穑、边关烽火，都在其笔下吞吐风云，气象万千。应该说，是陇东历史与风物给了赵时春以感动，赵时春也以大量诗文为陇东历史与风物增添了厚重感和温度。在其诗文中，崆峒山、六盘山、关山、弹筝峡、瓦亭关、柳湖、暖泉，以及固原、朝那、静宁、泾州、崇信等地城防、府（县）学、人物等历史人文遗迹，都有描述和咏叹，赵时春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描写陇东风物与人文最为集中的作家。

崆峒山是平凉最负盛名的历史人文遗迹，对此，赵时春有多篇诗文吟咏，如《游崆峒记》《陟崆峒》《黄帝问道处》等，还有许多诗文也间接提及崆峒，他是历来咏崆峒最多也最精彩的作家。赵时春善于用歌行体诗寄寓他在“崆峒之野”的人生感慨，形成其歌行体风华绮丽、苍凉豪迈、灏气流转的特色。如其歌行体《寄包蒙泉侍御》诗，寄赠对象是谪戍庄浪卫（今甘肃永登）的湖广按察使包节。包节与赵时春都有着不阿权贵、直言敢谏的个性，此时都身处西陲，同处人生的失意中。该诗将高卧空山、陆沉西陲的顾影自怜（“况吾与子俱陆沉，车尘马迹徒然尔”），以及对人世纷华、人间虚名的风景看透（“人世纷华尽等闲，虚名都付蔡侯纸”），对落难友人和斯人憔悴的深切勉励（“长向尊前对圣贤，那问凡间有藏否”），都融为一体，一唱三叹，显得沉郁又洒脱，极具感染力。这样的情感内涵与诗歌风格，显然有着“崆峒之野”的风雨滋润和文化沾溉。

赵时春对陇东历史、风物的描述，有些还成了相关的稀见文献。如其《朝那庙碑》一文，讨论秦惠王《大沉厥湫文》的出土地点，认为华亭县西北砚峡的湫池即朝那湫，也即《大沉厥湫文》的出土地。这是古人讨论《诅楚文》的珍贵文献，遗憾的是，历代学者均未关注到。

赵时春诗文对边防的密切关注也是其地域特色的突出表现。明中期北方蒙古俺答部强盛，驻牧河套一带，对北部边防形成了严峻挑战。陇东距离河套较近，因此屡被侵扰。赵时春也曾亲历过俺答骑兵侵扰平凉城北的事件（见周鉴《赵浚谷行实》），这样的生活，必然会促使他更为关注边防。李贽《续藏书·佥都御史赵公》载，赵时春与人谈及俺答蒙古时，“辄裂眦攘臂，誓不与俱生”，足见其对俺答蒙古的态度。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带军突破古北口长城，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为了选拔将领，朝廷起用赵时春为兵部主事。此后，他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转战于北防一线，尽管树功无多，但也使他更为了解北防的地理和现实，进一步强化了其创作中关注北防的内容。

其实，对西北边防的密切关注，还是陇东作家的历史传统。东汉时王符、傅燮对于“弃凉州”之议的据理力争、大声疾呼，为凉州的保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既是其家国责任的反映，更是乡土情结的体现。赵时春对边防的高度关注，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为了探讨战守之策，他作《御戎论》三篇，积极言战，也为他带来了“知兵”的声誉。何乔远《名山藏·赵时春传》全文收录《御戎论》，足见其影响。其他如《杨提学〈大宁考〉叙》《〈紫荆考〉序》等文，关注点还是北部边防。其《（嘉靖）平凉府志》，是平凉历史上的第一部方志。这样的主题倾向，也成了赵时春文学创作上的地域标签。

虽然赵时春的诗歌也屡屡提及北防问题，但就表述的系统、深刻和完整而言，显然不及文章。赵时春的这类文章，淡化了性灵抒情的因素，言之有物，观点鲜明，逻辑谨严，气势浩然，是典型的经世之文，在当时即产生了普遍影响，“传播海内，士相与口诵手抄，以为法式”（徐阶《浚谷集序》）。其主旨，徐阶概括为“正士风，定国是，建尊主、庇民之业”（同前），其风格，胡松评为“变跌宕如司马子长”（同前），都一语中的。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看，其文章沿袭“三秦风气”长于议论、盛于气势而又淳朴厚重的地域特点，与司马迁、王符等遥相呼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秦风”的内涵，为发扬“秦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这些文章也更加突显了赵时春文学的个性，增强了其在文坛的影响力，使他成为明代“秦人而为秦声”的代表。因此，可以确定，地域特色是赵时春文学创作的鲜明标签，地域文化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肃与中唐古文运动

刘正平

梁肃（753—793）是中唐大历、贞元时期的古文家，祖籍安定郡乌氏（今甘肃泾川县东北），自高祖梁敬实起迁居河南府陆浑县，父梁逵再迁今河南省新安县居住，此为梁肃出生地。梁肃在文集中自称“安定梁肃”，时人均以籍贯名之，可见文化上梁肃认同的是祖籍安定。少年时期，梁肃辗转流徙浙东、常州等地，后以文投谒古文家李华、独孤及，受其推重，并师事独孤及。官至监察御史、翰林学士领东宫侍读、史馆修撰等职，名位清显，儒林推重。

梁肃为人笃厚诚明，德行圆融，侍父母至孝，待师长至敬，喜奖掖后进，时人比之为颜渊、黄叔度。虽仕途通达，然为人闲淡自守，不问时局，政治上“无适时之用，任使之勤”，对管仲、诸葛亮之流“留心济世”的栋梁之材并不推重，亦无所取法（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梁肃学识渊博，博通三教，合其两长，从不锋芒毕露，为人为文均温柔敦厚，鲜涉政事，因此也没有政敌、论敌。据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言，“其升于朝，无激讦以直己，无逶迤以曲从，不争逐以务进，不比周以为党”，退居之后也能做到“澹然居于一室”，以六籍百氏为娱，醉心翰墨。其立身处世原则如此，深得天台佛学“圆融无碍”教旨，无论在朝在野，均能优容自然，获得普遍的推重和包容。

梁肃流传下来的文章以赋、序、赞、记、碑铭、墓志为主，多为散体，有少量骈体赋作传世，如《指佞草赋》《述初赋》。其作品大多为迎送交游之词，论议重在述古，记赞主阐佛学，少数像《过旧园赋》这样“追感平生”的作品，才会流露出“悲伤涕洟”的情绪。梁肃的文章，最大特色是“渊奧”，为文引经据典，六籍百家，信手拈来，论古誉今，纵横捭阖，《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奧，儒林推重”。兼之出入儒释，旁及道流，读罢给人学识渊博、议论卓然之感，难怪乎时人推重如此。崔恭评价他的文章“神道设教，化源旁济”，所指正在于此。梁肃创作有意回避了社会热点，少涉时事，以非常正统的文学观念引领社会风气，加之口不论人非，得以俯仰人世，优容自适，因此崔恭说他“絜当世，激清风”（《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并非指其关切社会现实，而是指其为文符合社会主流文化，并为弘扬清正之气作出了贡献。这样的创作，在当世获得美誉，但难以产生传诸后世的经典作品，因此文学史上光芒黯淡。

梁肃的文学创作实践虽然呈现出这样的格局，但他的文学批评多有卓见，其文学观念也非常重要，因此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难以绕过的重要人物。毫无例外，梁肃也重视文学的厚风俗、美教化功能，即所谓“明大道”“宗有德”“备教化”“美艺文”（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不过他经常提出一些别具一格的说法，用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说，诗人之志有四：“美其德，美其位，美其政，美其邻。”（《贺苏、常二孙使君邻郡诗序》）将诗文的颂美传统扩大到“美邻”的地步，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关于“文道”关系，梁肃的观点承继传统，也有创见和发展。他评价中唐另一古文大家独孤及的创作，认为其“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这是传统雅正的文学创作观，并无新意别见，崔元翰在《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里也给予他同样的评价：“立德玩词以为文，其所论载讽咏，发于春秋，协于谟训，大雅之疏达而信，颂之宽静形焉。”不过，梁肃对文道关系并没有提出孰高孰下的判断，他主张“道胜则遇物而适，文胜则缘情而美”（《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这与同时代古文理论家的主张比起来，无疑是公允的。值得注意的是，梁肃提出了“德充则体和，道胜则境静”（《晚春崔中丞林亭会集诗序》）的主张，认为为文之根本在于以充沛的道德，创造“体和境静”的风貌，这与崔元翰对梁肃文章风格的评价是一致的。

梁肃推崇两汉古文，积极肯定和赞美“楚风”文学。他根据《汉书·元帝纪》中汉宣帝宣示的汉家治理天下自有“王霸之道”祖制的记载，认为汉代的文章也有“王风”“霸图”两种风格，将博厚者归为王风，雄富者归于霸图。“时弥远而气益振，世逾往而声不灭”（《周公瑾墓下诗序》），梁肃认为两汉之后的作者要么理胜文薄，要么文胜理消，前者导致言繁意乱，后者导致意巧气弱。借此他提出了关于文、道、气关系的论述：“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梁肃认为最理想的创作是“气全辞辩”，符合这一条件的人物是古文大家李翰。根据梁肃的描述，李翰创作之“气”，实际上就是才气，“明白坦荡”“游泳性情”“温直显融”，“议者又谓君之才若崇山出云，神禹导河，触石而弥六合，随山而注巨壑，盖无物足以遏其气而阂其行者也”（《补阙李君前集序》）。可见平和充沛的才气是为文成功的关键，从这里能够看出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影子，苏轼《文说》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梁肃也不否定楚辞一脉传承而来的“清越凄厉”之气，他在《送元锡赴举序》中说：“自三闾大夫作《九歌》，于是有激楚之词，流于后世。其音清越，其气凄厉。”由此可见，梁肃所言之“气”，包含的风格比较多样化。

梁肃有出入释道的经历，使得他的“道气”之论有了特殊的含义。梁肃写有《〈神仙传〉论》和《导引图序》这样的文章，可见其思想养成较为复杂，本乎儒家，辅以佛老，故而将“道”“气”的内涵丰富化、多样化。他在《导引图序》中说：“气之贯万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资之以生。本乎地者，资之以成。古之善为道者，知气之在人，不利则郁，郁则伤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于是乎张而翕之，导而引之……”在这里，他所说的“气”是生成化育于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蕴藏于人体之内的“神气”，实际上就是道家所言之“气”，所以“气”具有“贯道”的作用。由此可见，梁肃所言“道”“气”，已超越了纯粹的儒道和传统“文气”说。因此他在论及作家才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主张“才全志正”，丰富多样化的才学养成，是辅道的关键，也才能写出“光茂”如新的文章来：“才全者必几于道，志正者必安于时……向非才全志正，又曷由光茂如是乎？”（《奉送刘侍御赴上都序》）

但梁肃却是中唐古文运动桥梁式的人物，上承萧颖士、独孤及，下启韩愈、柳宗元。其文论，创作方面主张“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认为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斯文败坏。他对文道关系、道气辞关系的论述，无疑是韩愈和柳宗元古文主张的先声，更对其之前的独孤及等人的理论主张做出了比较大的发展。从唐代古文革新的几个基本关键词的角度考察，梁肃的贡献是系统性和全方位的，甚至他也注意到了文章的“缘情”传统，提出了“文胜则缘情而美”（《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诗人之作，感于物，动于中，发于咏歌，形于事业”（《周公瑾墓下诗序》）的主张，他对屈宋枚马的肯定，“显示了古文理论由宗经传道向缘情体物的发展”（胡大浚《〈梁肃文集〉前言》）。这正是他对古文运动理论作出的贡献，但梁肃的创作走的却是一条温柔醇和的路线，“信佛、复古、而不适于经世之用”（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他的古文理论主要空言明道，很少关涉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与韩愈“不平则鸣”、柳宗元“辅时及物为道”的理论主张不同，后者积极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创作者的内心情怀，并运用在创作实践中。梁肃文学成就的“病弊”在于理论主张的“先进”与创作实践的“复古”相互背离，未能很好结合，进而创作出经典传世作品，这也是他当世名声斐然而后世默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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