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萬物開泰；2018，四十不惑。
1978，猶如閘門拉開，江水奔湧而下。一路雖百轉千回，暗礁林立，舊水與新流爭勢，然而這改革的大潮，趨勢之決然，目標之確然，無法阻礙，不可阻擋，終於塑造出一個巍然壯闊的時代。
2018，改革的大船駛入深水區——以前我們常說“摸著石頭過河”，然而水已深不見底，早已無石可摸，什麼將成為我們繼續前行的航標和指引？
四十不惑，雖然青春已經散場，發展的速度不會再像從無到有那樣酣暢淋漓、一日千里。但我們對於改革再出發已經不再有任何疑惑，過去的成就、未來的期望，都是我們砥礪前行的無窮動力。
而上海，在這四十年來，始終處於改革的潮頭，一直以來都是改革與開放的先行者和排頭兵，正是因為這座城市，在改革上半場從來不缺乏激越與勇氣，在改革下半場也始終充滿著創新與智慧。
於是，我們試圖以上海為切口，採訪其中各色人物，還原四十年來改革開放的脈絡。而在採訪中，我們發現，他們都有著相似的感慨：我們都是生逢其時者——生於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人，他們生逢其時，他們見證了從0到1的創世紀，他們為當今中國創作了幾乎所有的商業場景和價值觀模型。而80後、90後、00後，他們同樣生逢其時，在他們眼中，“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他們一邊感念著前輩締造的基礎，一邊進行著變革與創新，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去打造一個更美好的時代。
生逢其時，何其之幸。
——吳飛
四十年前的上海，人們只有在重要的日子裡，才可能會去照相館裡拍一張值得珍藏的照片。相較於如今這個可以隨手發自拍的年代，1978年上海的街景風情，里弄畫面，大多隻停留在老一輩人的腦海裡。然而在上海音像資料館內，一部名為《上海新風》的紀錄片，卻難得的將1978年的上海定格下來。
這部在彼時的張家宅街道取材的紀錄片，由日本紀錄片大師牛山純一拍攝，攝製組與靜安區張家宅街道的居民吃住在一起，並完整的記錄下1978年上海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從清晨出門買菜，到夜晚的闔家歡樂，上海人家勤勞而忙碌的身影，依次在紀錄片的畫面中呈現。
那是改革開放的前夕，在此後的40年間，上海歷經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張家宅街道也隨著城市的變遷，在千禧年來臨之際消失不見。看著紀錄片中那一張張生動的面孔，在40年後的今天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的人生有過怎樣的跌宕起伏，對於珍藏著這部《上海新風》的上海音像資料館而言不僅僅是好奇，更多的是通過探尋其中瞭解到改革開放的成就，於是才有了我們接下來要呈現的故事——尋找張家宅。
40年前的上海，就在眼前
沒那麼先進的攝影裝備似是給畫面蒙上了一層黃昏色調，頓時，紀錄片裡關於百姓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有了年代感和舊味道。
那是1978年某天的清晨，和往常的每個清晨一樣。陽光撒下，外白渡橋上擠滿了來來往往如流水一般的人，大人的說話聲、小孩的啼哭聲、公交車的喇叭聲，中間不知還有誰撥弄出的自行車清脆的叮鈴鈴聲，上海熱鬧的一天開始了。
在張家宅大大小小弄堂的高處，一根根竹竿串著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的衣服，平行的搭在兩棟石庫門之間。張家宅的清晨最早叫起的是每個家庭的女人，她們拎著木製或者瓷質的馬桶去附近的公廁清倒、拿上八分錢去老虎灶打上一瓶開水、泡開隔夜的飯作早餐、趕早憑票去菜市場排隊買新鮮的菜……等一切準備好了，便可迎接丈夫孩子一家人的起床。
伴著早晨空氣裡的清新感，許多戶人家的小孩搬著凳子坐在門口吃著母親一早準備好的早餐，冒著熱氣的豆漿、被切成幾段的一兩根油條、泡飯和一碟醬瓜是最常見的。偶爾母親來不及準備這些，到張家宅的食堂也是能尋到的。
送完小孩去上學，有工作的大人會直接趕去工廠，好在人們上學工作都是在家附近展開。
那是個倡導解放婦女勞動力的年代，居委會鼓勵無業的主婦去張家宅食堂幫忙或者到託兒所裡照看雙職工家庭的孩子，星期四是約定俗成的大掃除日，等居委會幹部搖鈴或者在喇叭裡一喊，在家的主婦便會一齊拎著水桶沖刷弄堂裡的陰溝和馬路，眾人熱火朝天的景象便成了獨一道的風景線。
在1978年，談戀愛不似以往的拘謹，人民公園裡約會的戀人在擁抱、親吻著；結婚的新婦穿著平整的白襯衫、兩邊扎著粗厚的麻花辮和穿著中山裝的丈夫對著照相館裡老師傅的鏡頭露出新婚的喜悅；剛剛孕育新生命的母親可以享受56天的產假，當他們在臥床坐月子的時候，黃昏晚飯後的人們已經端著凳子、拿著扇子聚集在向陽院的廣場上，等著居委會打開用來收藏9寸黑白電視機的木櫃子，時下，鄧小平訪日是他們最關心的新聞……
通過鄧小平訪日的一系列動作和講話，感受到不同尋常信號的不僅僅是我國街頭小巷裡的百姓，還有日本東京電視臺紀錄片大師牛山純一，他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幾月來到上海，輾轉張家宅各大弄堂，尋跡百姓日常的生活，那個不平常的年代裡最常見的場景就這樣一一被刻畫在了一部叫《上海新風》的紀錄片裡。如今這部珍貴的紀錄片收藏於上海音像資料館內。
當改革開放已經經歷了四十個年頭之後，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早已從十幾平方的石庫門房子搬到了一百多平的新家裡、翻過了憑票購物的年代、代步工具也從自行車變成了小轎車……但張家宅的人們看到紀錄片還是會眼淚盈眶，無論是不是片中人，他們都看到了自己的過往，這四十年是他們人生中最具層次感的時間段，而1978年正是一切美好變化的開端，是完整生命片段裡不可複製的過往。
鏡頭中的新生
張家宅是由四條路箍起的範圍，北到新閘路，南到北京西路，西到泰興路，東到石門二路。牛山純一及他的團隊就在這塊地方逗留了十多天，他們請求張家宅居委會幫忙選出適合出鏡的家庭，魯美玲的家庭便在其中。
魯美玲一家住在泰興路362弄67號。1978年9月28日，魯美玲生下了老二孫震宇，居委會上門詢問她是否願意接受牛山純一的邀請是在之後的幾天。因為烈士家屬、軍嫂的雙重身份和月子的特殊時期，魯美玲一家被牛山純一選中，性格爽朗的魯美玲毫不猶豫的答應下來。對她以及當時的張家宅人來說，見外賓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因為張家宅街道常年被評為靜安區先進街道，相比其他地方，過來參觀的外賓總是十分多的。
下午一兩點，魯美玲家的弄堂兩端被封鎖起來，前來看望魯美玲的同事被攔在了這條弄堂以外。好奇的鄰里都圍了過來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牛山純一帶著他的團隊和居委會的人一起來到了位於二樓的魯美玲家。魯美玲趕忙抱著出生沒幾天的兒子坐了起來，過來給魯美玲幫忙的妹妹被支到了房間外的走廊上，她緊張的看著十二平方的家裡擠滿了工作人員。
拍攝前，工作人員忙著拉電線，“只看見一個人嘟嘟嘟的講著日本話，一個人在翻譯，我一會兒很緊張的看看一會兒很緊張的聽聽，因為我不知道他們要問我什麼問題，”梳著兩個麻花辮的魯美玲抱著兒子對著鏡頭可勁的笑著，扎著紅繩、穿戴整齊的五歲女兒坐在她的床邊，丈夫則在另一側。
牛山純一問丈夫：“你在哪裡工作？”
丈夫驕傲地回答：“我是部隊裡的軍人。”
軍人，在那個年代裡是格外受到尊重和關注的群體。丈夫以自己是軍人為豪，魯美玲一家也因為是烈士家屬和軍人家庭而受到照顧。1971年魯美玲結婚的新房被分到了張家宅街道，不同於張家宅裡石庫門的房子，她的家屬於新式里弄，雖然空間並不大，同上下鄰居合用廚房和衛生間，但在多數人家還是過著倒馬桶的生活時，她家已經有了抽水馬桶；里弄裡的孩子以有一頂軍帽或者軍褲而覺得了不起，走在弄堂裡其他小夥伴會紛紛致以羨慕的眼光，而有一頂軍帽實在是很難的事情，為了滿足孩子的心願，有的人家會以一條軍綠色的褲子代替，但對於魯美玲的兒子孫震宇來說卻不是很困難，“因為我爸爸就是軍人啊，都是家裡的，還很正規。”
圍繞工作情況、家庭情況以及如何坐月子，牛山純一和魯美玲一家聊了三四個小時，直到傍晚才結束了拍攝。
牛山純一還跟著片子裡的鐘阿姨去菜市場排隊買菜，憑票趕早買菜、沒有冰箱買多了不容易保存……紀錄片裡除了記錄了人們在小攤前排起長隊有秩序的畫面，還記錄了鍾阿姨爽朗的笑聲。
張正義和鍾阿姨是一幢房子的鄰居，每天做飯的時候經常會在廚房遇見，牛山純一要來拍攝鍾阿姨這件事，在拍攝前幾天，早就被性格開朗、講話大聲的鐘阿姨在共用的廚房間裡分享給了左鄰右舍，“生活空間的重合，沒有誰不知道誰家的事。”
大人們追憶的舊時光
因為當兵的緣故，東海艦隊的丈夫常年流轉於浙江舟山、寧波等地，產假結束的第一天，魯美玲只好抱著兒子倒兩趟公交車去上班。好在她總能找到一張座位，大概一個小時就能到工廠了。
在上班之前，她需要將五歲的女兒先送到張家宅的託兒所。工作日的時候，魯美玲每天早晨四五點就要起床，先給兩個孩子穿衣洗漱，然後再拿著搪瓷的杯子和臉盆去衛生間收拾自己。許是起床很早的緣故，她避開了排隊的高峰期。六點，她會準時把女兒送到託兒所，這比其他孩子的到達時間早了一個半小時，女兒跟著上早班的阿姨在託兒所的廚房裡吃早飯。
1978年，早上七點半到八點，很多年輕的父母會在這個時間段把孩子送到託兒所，衛生員會在這裡給孩子檢查口腔健康與否、孩子也會在阿姨的陪伴下做廣播體操。紀錄片裡有位媽媽在門外偷偷觀察孩子的情況，這一幕與現如今在幼兒園常見的場景如出一轍。
託兒所的創辦主要是為了方便雙職工家庭，會收取少量的託費，而魯美玲記得憑著收據，她可以找工廠報銷一部分，不同年齡段的孩子能夠報銷的比例則由市裡做統一規定。
1978年，工廠不僅僅管理工人的工作，也會解決他們一部分的生活問題。到了工廠的魯美玲會把兒子送到由工廠開設的哺乳室，她只需要在早晨十點和下午兩點這兩個時間段去哺乳就可以了，照看孩子的活兒會有專門的人。關於哺乳室，很多工人都有相同的記憶，剛出生的孩子每天都會被媽媽託放在工廠的哺乳室，直到滿18個月，再轉到張家宅的託兒所。
從工廠下班接回孩子後，吃過晚飯的魯美玲會在家裡擺上幾張凳子，等待這棟樓的鄰居過來看電視。魯美玲家是她這棟樓裡最先擁有12寸黑白電視機的家庭，在那個年代，大多數人還是習慣性的在晚飯後去向陽院的廣場上等待居委播放木箱子裡的電視。
看電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娛樂休閒方式，在工廠大包大攬的管理工人的情況下，他們絕大多數的時間是在工廠度過，工人每週可以獲得一天的休息時間，他們將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生產中。“勞動最光榮”並不是一句隨意喊出的口號，而是表達了他們內心對工作的珍視。
早幾年畢業後，魯美玲被分配到工廠工作，她的職位是工業成本會計。1978年屬於包分配工作的年代，如今是張家宅街道居委會主任的夏誾誾回憶：“國家會根據你的學歷分配工作，比如這個工廠需要幾個大專生和幾個高中畢業生，它就會提出申請，國家給分配過去。畢業後，我先被分配到國營工廠裡當學徒，那時候能進國營廠在親戚鄰居的眼裡是很有出息的，1978年我已經在公安局做刑偵工作了，當時公安局缺人就去我們工廠挑一些聰明有潛力的工人調過去，但是沒有編制，那時候的工作沒有自己跳槽這一說，都是上面調動，你自己辭職沒有下家敢要你的，那就沒有人給你發票了，在我們眼裡這種人屬於二流子，所以大家都很珍惜的。”
在工廠裡幹到退休是工人們引以為豪的事情。在上海音像資料館珍藏的這部《上海新風》紀錄片裡，上海市棉紡第122廠的6位退休工人集體戴上了大紅花，由單位工人進行歡送後，再一起坐上單位的卡車，卡車上被插著鮮豔的國旗，開車的司機會將退休工人一位一位的送到家裡，工廠安排了人一路敲鑼打鼓宣佈這六位工人的退休，卡車外的人們則歡呼著，就像新年一樣熱鬧。夏誾誾記得，退休工人會提前在家裡備好蛋糕或者糖果請鄰里吃，而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物資。“糖不是按斤稱的，都是憑票一顆顆的買。”
躲著大人聽《甜蜜蜜》
在張家宅度過童年時光的孩子對里弄的記憶和大人的存在著天差地別。他們理解不了大人對工廠的熱情，卻記得託兒所裡一起滑滑梯的小夥伴；居委會喇叭裡召喚的事情似乎與他們無關，但哪個小夥伴一路小跑在窗戶下喊著自己名字的聲音多年以後仍迴盪在耳畔；里弄昏暗的路燈下伏著板凳一筆一劃寫作業的樣子；記憶中還有的是每次放學後鑽進弄堂裡聞到的各種菜香味，就像交響樂器齊奏，混在鼻腔中，時常會被不知是哪飄來的燒魚味饞到肚子直叫……
1978年，沈曉萍19歲，她從家附近的京西中學畢業。當時孩子們入學都是根據戶籍所在地地分派學校。張家宅地區的孩子，有被分到七一中學、十一中學、京西中學就讀，而此前，他們基本都畢業於北京西路第三小學、石門路第二小學，或張家宅民辦小學。沈曉萍生於1959年，童年時期，因為父母去支援東北，她和外祖父外祖母一起住在石門二路靠近新閘路的善昌裡。
小孩子總是對吃格外留意，記憶中最清晰的就是當年家對面的張家宅第五食堂和轉角處的張家宅第四食堂，靠近家門口的路上有盛利炒米店、楊同興牛肉湯店、胖子經營的炒麵店，喜歡吃幾分錢的冰激凌，懷念拿著自家的鍋去路邊唯一一家飯店花上一毛四分買一大鍋的黃豆湯，料足油水多。
新年即將來臨，忙碌的老太太坐在里弄裡邊曬著太陽邊納著鞋底，她要趕完一家人過節穿的鞋子；里弄裡的人家偏愛一個叫阿嬸的裁縫，總是輪流和他定好做新衣服的日子，那時候裁縫是要上門做衣服的，會在這戶人家吃喝，一天付他五六塊即可，沈曉萍記憶裡阿嬸總是特別的忙，今天去完這家明天上另一家，小孩子總是很歡迎阿嬸的到來；節日即將來臨，五口之家的大戶人家會收到大票，四口人家以下的票要少點，拿到票的人家就會趕去沈曉萍家弄堂口的老元大南貨店，排很長很長的隊購置年貨，大家臉上被冬風吹得紅彤彤心裡卻喜滋滋的。
對於沈曉萍而言，一到過年最高興的莫過於看到盲人老頭出來擺攤，而自己兜裡又正好揣著幾分錢，老頭面前有各種稀奇古怪的玩意兒，她總是花上一分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盯著萬花筒上上下下搖個夠也看個夠；結束之後再去盲人對面的書攤借本書，擺書攤的是個聾人，《楊門女將》就是從他那兒借來看到的……
1978年是沈曉萍的中學時期，學校下午兩點半放學。回到家的沈曉萍便和相熟的幾個同學在里弄裡跳橡皮筋、玩捉強盜的遊戲。嘻嘻哈哈的聲音沿著這條弄堂傳到了另一條弄堂，她還是像小時候一樣喜歡找點書看看，又或者幾個小夥伴圍坐在大人身邊央求大人講故事。1978年日子和童年時期並無太大的改變，只不過是從喜歡聽《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東方紅》這樣的歌曲轉成了喜歡鄧麗君的歌曲，儘管這在當時被大人定成了黃色小調，她還是會偷偷摸摸的聽，在四下無人的時候悄悄地跟著哼，為數不多新鮮事物的傳入為她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序幕。其中，文化的開放似一縷春風慢慢的吹進我國的各個角落，二十幾歲正是對一切新鮮事物格外敏感、對外來文化十分渴求的年紀。
沈曉萍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正是她情竇初開的年紀，時常躲著大人借閱一些有愛情元素的書籍，比如《第二次握手》，當時她看的《第二次握手》還是手抄版；伴隨著改革開放春風的拂來，朝鮮、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國家的電影一部部的被國人知曉，她還記得朝鮮的《廣闊的地平線》、阿爾巴尼亞的《寧死不屈》，通過《寧死不屈》影片，沈曉萍對吉他有了概念，她也很愛芭蕾舞《天鵝湖》，翻出電影《列寧在1918》看了很多遍，《天鵝湖》打破了她對芭蕾舞的認知，原來不只有《紅色娘子軍》。“改革開放之後可以經常看到電影了，那時候我們樓上有個阿姨，所有新的電影票她第一個拿到，兩毛五三毛一張票，我就經常跑去看。”
中美建交後，美國波斯頓交響樂團來中國訪問，沈曉萍迷上了他們的音樂；她也愛奧地利的《藍色多瑙河》圓舞曲；《千言萬語》、《甜蜜蜜》、《我只在乎你》，鄧麗君的歌曲一下子成為了上世紀青年包括沈曉萍心中對愛情的描繪，並大受喜愛。
八十年代，魯美玲家買了四喇叭，一種銀色的錄音機裝置，這令很多人十分羨慕，尤其是喜歡聽音樂的小青年。“誰家有四喇叭說明這家人很富裕，那個年代時髦的人喜歡手提著四喇叭在里弄裡走來走去的招搖，”沈曉萍說，“文化的開放對我們那個年紀的青年衝擊非常大，但是當時的大人還是該上班上班，老人還是很保守。”
在沈曉萍看來，真正衝擊大人們的是張家宅外面翻天覆地的變化。“突然有一天我們這裡的聾啞學校不見了，變成了私營的兄弟大酒店，那時候沒什麼私人的酒店，它旁邊熟食店的老闆就覺得怎麼開了這樣一個店，大家開始很鄙視的，但是生意好了以後，這種鄙視就變成了眼紅，”沈曉萍補充，“張家宅街道對面的達安城剛剛建成的時候，每平方6000塊，這個價格對我們上海市民來說是可望不可即的，張家宅裡誰也沒想過要去買房子，但是開盤那天還是有很多人排了好長的隊。”
張家宅外的變化使得張家宅裡的人燃起了改善環境的願望。沈曉萍記得，九十年代的時候總有人拿著黑白色的照相機過來拍照，大家都猜想著張家宅是不是要拆遷了，當時誰也沒有留存厚重歷史的意識，里弄裡的人盼著搬到里弄外去。
魯美玲一家也是如此，儘管這裡留存著一家人的記憶。在張家宅的時光，女兒經常作為文藝積極份子被派去給外賓表演節目，小學一年級考進了靜安區少年宮，從朗誦、話劇學到喜劇；兒子初中考進上海工藝美術學校，2000年去俄羅斯留學，一家子很多的喜悅時刻都是在張家宅的日子。但眼看著兒女長到了二十多歲，十二平方的空間實在不夠一家四口生活，魯美玲和大多數張家宅人一樣渴望起改善居住環境。
離別，像送人一樣打掃屋子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張家宅拆遷的消息就已經傳入了居民的耳中，一度成為人們見面必談的話題。張家宅真正開始動遷大致是2000年到2002年，分三批拆完，魯美玲一家的房子最晚動遷，在2002年，而沈曉萍家的房子2000年就已經開始了。
房子拆除當天，沈曉萍起早回來收拾東西，在此之前一家人已經在陝西路找到過渡性住房，“我過來把房子每個角落都弄得很乾淨，心裡就像送人一樣，”離別，是對過往的提醒，人們總是很容易感念起在過往的一點一滴，沈曉萍想到了那些年鄰里間為了一張桌子、廚房的空間而吵架，也想到了一家包混沌整棟樓都能吃上的暖意，以前衣服曬在外面即便晚回也不怕沒人幫忙收，到了晚上五點所有晾曬的衣服都會被鄰里收進屋子……“很難受，尤其是親眼看見打掃乾淨的房子在自己面前轟然倒塌，”無論對於以後的生活充滿哪些嚮往，此刻她真希望一切能夠暫停。
沈曉萍的過渡性房子是在一座花園洋房裡，六十多個平方帶一個室內陽臺，十分敞亮。她和丈夫住在裡屋，女兒住在陽臺。一樓是外來人員居住，她的隔壁住的是戶軍人家屬，三樓是位獨居的阿婆。和沈曉萍家比較親近的除了阿婆外，就是軍人家的小女兒，女孩兒有時會走到沈曉萍的房間跟她搭幾句話，“她說不清楚的我帶她說下去，我喜歡彈琴，她覺得蠻有意思的，”無論是在過渡性住房裡與人的交往還是現在自己商品房裡的交往，都讓沈曉萍覺得人和人之間沒有了以前那種親近感，而生活品質卻在分秒之間提升，得得失失成了人生階段交替的必然，因此她倒也能想得明白。
第一批的居民已經搬完還沒輪到魯美玲家，第三批搬遷不知何時，已經等不及的魯美玲和丈夫決定自主購房，2000年他們在閔行區莘松路一個別墅小區買了期房，在他們動遷之前全家就已經搬入新房子裡。動遷那天，魯美玲和丈夫早早就來到張家宅的住所收拾房子，魯美玲下樓圍著房子繞了好幾圈給房子拍照，同樣的場景她橫拍一張豎再拍一張，生怕錯過了這棟房子的每個細節，採訪那天，魯美玲拿出當年拍房子的六張照片，一張張的講解，哪裡是後門、哪裡是前門、家在哪一層的哪一側，似乎很多往事都歷歷在目，拍攝完畢，魯美玲在樓下對著站在二樓窗戶口的丈夫說：“我們要走了，我很留念這邊的房子，給你拍張照留念吧，”照片裡丈夫從窗口處前傾身體看向魯美玲的相機，咔嚓拍下的六張照片，魯美玲留存至今，她願意給每位想要聽她與老房子故事的人看看那時的舊貌。
悠然“山”下
搬到新住址的這些年，《上海新風》紀錄片裡扎著紅色頭繩站在媽媽身邊的五歲小姑娘、魯美玲的女兒孫雯姬已經成為了北京某影視公司的CEO，她是電視劇《第101次求婚》的製作人也是《兩生花》的監製。2005年魯美玲的女兒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現年13歲的孩子在橋牌方面非常有天賦，去年夏天隨著學校去參加法國里昂世界青少年橋牌錦標賽，這是魯美玲津津樂道的外孫女；魯美玲的兒子孫震宇也在俄羅斯本碩連讀後回到了上海，現在是名職業壁畫師。
魯美玲自己已經從上海社科院退休，她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工廠被調去社科院，如今她正在家享受退休時光，每天早晨和小區鄰居老太一起打太極拳，下午如果有空會參加大家組織的扇子舞，玩的好的幾個姐妹會結伴出去旅遊，比如今年一起去山西太原、喬家大院以及洪洞縣看大槐樹，也會一起坐揚子號郵輪去日本，“我們還一起去過俄羅斯，短途的兩三天，長途的一個多星期，每年都要出去一下。”
魯美玲也享受自己在家的時光。自家花園前後被她種滿了絲瓜、茄子、辣椒，還有柿子，爬在架子上綠油油的苦瓜給這個夏天增加了絲絲涼意，除了一家享用，她還喜歡將這份綠色果實分享給親朋好友，小區裡的鄰居看到了在花園裡栽種蔬果的魯美玲，兩人客客氣氣的打了聲招呼。不似張家宅裡鄰里之間的親近，但這份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距離感，未嘗不是在訴說著另一份美好。
新聞晨報與上海市檔案館聯合向市民、企業徵集代表40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老物件
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201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裡，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生逢其時的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著新時代再出發。
我們旨在重現這40年間改革進行過程中，上海這座城市的時代精神、企業擔當、個人奮鬥。
新聞晨報與上海市檔案館等單位合作，擬向政府、市民、企業徵集代表40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老物件，其中以具有變革性、首創意義的物價尤佳。老物件採取市民捐贈、有償購買、借展等形式獲得。徵集結束後新聞晨報將聯合上海市檔案館等單位舉辦大型展覽活動。
參展的老物件將獲得上海市檔案館頒發的參展證書，一旦您的老物件被上海市檔案館收藏，將為您頒發收藏證書。歡迎廣大市民踴躍報名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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