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作者；劉仙貴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于都老表。我的人生足跡折射出家鄉的喜人變化。 那一年，我才8歲。在老家，幾乎每家有獨立的廁所和牛豬圈。我們家的廁所，牆壁是用黃土夯的，但很結實；用三根樹木拼湊成的蹲板下，是一個大大的深坑。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樣上廁所，不知怎麼搞的，一不小心就栽進了深坑，大半個身子泡在汙水中，兩隻手緊緊抓住坑邊的水泥板，一直無法起身。情急中，我撕破喉嚨呼救，被好心的石長爺爺救起。
那一年，我10歲。我和小夥伴們每天早上和傍晚放牛、拔草或砍柴，“雙搶”時節則幫忙割稻子、拔花生、插秧，每年交“三糧五款”時還要陪大人去糧管所。那時，我們9點鐘開始上課。因為早上要去外面幹活，遲到成了家常便飯。老師就把我們村小組的名字寫在黑板上，稍稍添了幾筆，成了“長社背”，引得鬨堂大笑。我們幹活時，最羨慕那些念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每到週六中午和週日下午，他們穿著白襯衣，騎著自行車，飛奔在馬路上時的颯爽英姿！只有到了下雨天，大人才讓我們看《貓和老鼠》、《聰明的一休》之類的動畫片。如果雨天停電，我們就一起捉迷藏、跳房子、滾鐵環、下動物棋、玩“官打捉賊”等遊戲。
那一年，我13歲。在那個漫山遍野開滿油菜花的日子裡，在9雙大眼睛和近200雙小眼睛的注視中，兩個淘氣包像猴子般地爬上一根又高又直的樹杆，把一面鮮豔的五星紅旗掛在那最高的地方。先是快60歲的丁爺爺講話，然後是拍照時間。拍完集體照，小夥伴們簇擁在那片金黃的花海里，將純真的友誼定格其中。那一天，照片中的我穿著一套青色的運動服，很厚，是元旦期間，爸媽在廣東委託鄰村的一位工友捎給我的。 也是在那一年，我們開啟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那時的我，就像魚兒從小溪遊入了江河，晝夜不息地吮吸美味的水草。最終的結果是，第一次在大街上看電影，我就病倒了。美珍老師和幾位小夥伴第一時間把我送進衛生院，同時委託同村的3個小夥伴連夜趕到我家，將這個壞消息告訴我家人。媽媽情急之中，拉上堂伯母就往圩鎮跑。這一住就是一個多月。媽媽向舅舅借錢，交了醫藥費。住院期間，幸虧雪明同學每天放學後繞道過來給我補課。出院後，爸媽帶我坐班車去縣人民醫院複查。這是我第一次去于都縣城，沒有想到竟是去看病。那是一次不怎麼愉快的旅程。一路顛簸，一路噁心，我把早上吃的東西如數吐了出來。在三門渡口，我第一次見到了傳說中的汽車渡船。
那一年，我16歲。中考時，絕大多數同學留在本校考試，而我們卻被安排到縣城考點。校長伯伯全程陪伴我們。坐在顛簸的班車上，幸虧有風琴同學小鳥般的笑聲。班車在三門河邊等了半小時，汽車渡船終於來了。這期間，同學們一個勁地討論著《笑傲江湖》。兩星期後，我收到了目標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外公外婆一家幫我湊成了第一個學期的學雜費。
那一年，我19歲。“非典”事件的爆發，造成了全國人民的恐懼，也將全民愛國衛生運動推向了高潮。同年6月，我帶著尾巴畢業——因為拖欠最後一個學年的學費，我的畢業證被暫扣了！暑假伊始，考試公告發布了。幸虧在建華老師和玉秀老師的引薦下，湘寧老師借給我2000元愛心款，我終於領回畢業證，成功報考。幾天之後，城裡的舅舅打電話給鎮裡的舅舅，鎮裡的舅舅打電話給我鄰居，鄰居叫我媽接電話，我媽才把上榜的捷報告訴我。那時候，在於都城和圩鎮，每隔一段路就能看見一個電話超市，打電話0.1元一分鐘。可到了村裡，就只有那幾個小賣部裝了電話。至於手機，更是稀罕物了。臨畢業時，九生同學不知從哪弄來一部小靈通手機，班上的同學，這個看看，那個摸摸，很是好奇。每到寒暑假，覺得於都城和鄉鎮都還是老樣子。那時候，三門河兩岸之間架起的一座現代化大橋，算是家鄉最明顯的變化了。
那一年，我22歲。國家取消了沿襲兩千多年的農業稅。父母都是農民，享受到了這政策的福廕，我也不必陪父母去糧管所交糧了。那時的我們就像一群長不大的孩子，每到寒暑假，就被銀杏樹那磁鐵般的神奇力量所吸引，開始一次又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我們徒步攀上高聳入雲的山峰，我們連夜摸近深不見底的險潭。有時，我們夜宿山巔，草木為床，星空作帳！有時，我們來到水庫邊，用青藤綁上幾棵枯木，坐上去，枯木作筏，雙腳分列水中作槳，像天使般飄蕩！有時，坐在屋子裡，吃著水煮的落花生，談古論今，吟詩作對。那時，我們用的都是藍屏的諾基亞和摩托羅拉之類的手機。
那一年，我23歲。我在本村人經營的摩托車專賣店賒了一輛摩托車，開啟了我們家的“摩托”時代。不料我這笨手笨腳的大男人，三天兩頭就摔。父親終於下定決心，又是找人，又是換田，硬是把我們這個屋子的通組路修通了。那時候，村裡誰家沒有摩托車，那叫落伍；誰家有小汽車，那就算“土豪”了。 那一年，我24歲。元月底2月初，南方遭遇50年一遇的冰雪災害，大多數于都人民連除夕都是在黑燈瞎火中度過的。同年發生的“512”汶川大地震，給中華大地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傷痛。也是這一年，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聚光燈下的中國科技和中國文化讓世界從此對中國刮目相看。這一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席捲全球，隨後，于都的物價一路攀升，房價甚至呈幾何級增長。
那一年，我26歲。“三送”活動和新農村建設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眼看著村裡的一幢幢土瓦房應聲倒下，一棟棟小洋樓拔地而起，爸媽心裡乾著急。母親說：“結婚亦或建房子。兩件大事你總應該做一件。”當時我還在一心考研，就選擇了後者。同一年，國家“營養午餐改善計劃”試點工作鋪開，從此，于都縣農村中小學生在享受“兩免一補”政策的同時，每天都能吃上免費的午餐。
那一年，我30歲。我們雖有一份相對固定的工作，卻仍居無定所。今天住中學，明天住小學。有時在老家陪爸媽，有時住在岳母家。老大也跟著我們四處漂泊，我們有課的時候，基本上由好心的同事幫忙照看。那時候，孩子最值得信賴的，除了我倆，大概就只有大頭兒子、小頭爸爸、圍裙媽媽以及熊大、熊二、光頭強了。我們往往幾個月不離開鄉鎮，恍如隔世。幸虧郵政、韻達、申通等快遞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在我們鄉鎮落地。上淘寶、逛京東，既能讓我們的觀念不落伍，又能為枯燥的鄉鎮生活增添一份份驚喜。
那一年，我33歲。我有幸進入縣創建辦，成為省級文明城市創建大軍中的一員。我們租了兩間房子，開始體驗城裡的生活。起初，買包子的時候能刷支付寶或微信，買青菜還得帶現金。後來，連賣青菜的老爺爺、老奶奶們也在地攤上擺放二維碼。現金似乎已經淡出我們的生活，出門基本只帶一串鑰匙外加一部手機，以至於有一次白白等了幾趟公交車，還是不讓上車。 也是在這一年，323國道繞城改線全線通車，城區15條道路白改黑提升改造完成，位於西郊、龍腦、工業園等地的農貿市場落成。縣“四套班子”領導帶領各鄉鎮、各部門黨政主要領導，到全縣各鄉鎮開展了3次農業農村工作暨精準扶貧工作流動現場會，全縣357個行政村的基礎設施和衛生狀況得到極大的改善，通組路工程、農村飲水工程、農村“廁所革命”等民生德政工程，更是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交口稱讚。 同樣是在這一年，一年當中月亮最圓的時候，我們在銀杏樹下重逢。還是當年的銀杏樹，一樣地促膝長談。所不同的是，這一次大多數兄弟開著小轎車前往，享受著屬於中小學教師的榮耀。只是缺少了跋山涉水過程中的樂趣。現在的兒童，人手一部手機，蹲坐在村頭有Wi-Fi的屋簷下，一天到晚“埋頭苦幹”。當他們長大的時候，是否也能尋找到純潔如玉的友誼呢？ 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1992年以來，長征出發地于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神奇的紅土地上，到處煥發著蓬勃生機。（于都縣創建辦 劉仙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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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 本文摘取作者自身成長經歷中的幾個真實片斷，以小見大地再現了改革開放40年以來，特別是1992年以來，發生在於都紅土地上的鉅變，頌揚時代的進步：住房方面，從原來的土瓦房、危舊廁所到現在的小洋樓、“廁所革命”；交通方面，從原來的渡船運班車、道路顛簸到現在的通村路、通組路全覆蓋，從自行車到摩托車、小轎車；通訊方面，從原來全村只有幾部固定電話（學生病了，班主任叫學生跑腿通知家長）、全班只有一部手機到現在連每個小孩都有手機，從最初的藍屏手機到現在的智能手機；購物方面，從原來的用現金購物、託人捎衣服到現在的微信支付、快遞覆蓋農村；文化方面，從原來迷戀外國動畫片到現在流行《熊出沒》等國產動畫片；兒童娛樂方面，從原來的玩伴互動遊戲、在街上看電影到現在的沉迷手機和網絡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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