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麓書院,湘江西岸的千古遺韻

文/楊瑩

嶽麓書院,湘江西岸的千古遺韻

嶽麓山位於古城長沙湘江之畔的西岸,是一座丘陵低山,主峰禹碑峰海拔不過才三百米。但卻因為山勢縱橫,南接衡嶽,北望洞庭,西臨茫茫原野,東瞰滔滔湘流,系南嶽衡山七十二峰的尾峰,國家5A級風景名勝嶽麓山景區。特別是山中的愛晚亭和背山面水、才人輩出的嶽麓書院,在世人的心靈版圖上一直佔據高位。

“愛晚亭” 為毛澤東主席所題寫。亭形為重簷八柱,琉璃碧瓦,亭角飛翹,自遠處觀之似凌空欲飛狀。內為丹漆園柱,外簷四石柱為花崗岩,亭中彩繪藻井,東西兩面亭欞懸以紅底鎏金“愛晚亭”,是由當時的湖南大學校長李達專函請毛澤東所書手跡而制。亭內的碑石上刻毛澤東手書《沁園春·長沙》詩句,筆走龍蛇,雄渾自如,更使古亭流光溢彩。

“愛晚亭”之所以名震世界,是借了唐朝詩人杜牧七言絕句《山行》中的:“停車愛坐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可惜我們春季登山,自然無法體味瑟瑟秋風裡滿山紅葉的意境。但愛晚亭三面環山,亭前有池塘,桃柳成行,倒也端得有韻致。亭中方石上刻有張南軒和錢南園遊山的七律“二南詩”被我拍照留存了, 倚著冷寂無言的石柱,體味著“山徑晚紅舒,五百夭桃新種得; 峽雲深翠滴,一雙馴鶴待籠來”的字裡行間的意趣。

嶽麓書院,湘江西岸的千古遺韻

世事滄桑, 儘管“一雙馴鶴”早已蕩然無影,但“五百夭桃”多少還保留下來了,每年春天,桃花盛開,都會有人來亭子裡賞花。到了深秋,楓林紅似火。聽朋友說,這裡的亭子最早叫“紅葉亭”正因為這滿山紅葉,後來被時任湖廣總督畢沅改稱“愛晚亭”。亭子從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建造,歷經同治、光緒、宣統、民國和建國後的多次大修,逐漸形成了今天的格局。特別在抗日戰爭時期,亭子完全被毀,1952 年重建後,成了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從此與陶然亭、湖心亭、醉翁亭並稱中國四大名亭。

“愛晚亭”同時也是革命活動勝地,毛澤東青年時代,在第一師範求學,常與羅學瓚、張昆弟等人一起到嶽麓書院,與蔡和森聚會山中亭間,縱談時局。在那革命處代,當時的有志青年默默地追隨毛澤東,穿行在山間,坐在紅葉叢中,相互探求真理。我撫摸著亭裡的石碑,闔目靜聽,似乎仍能聽見70 年前的侵華日軍的炮聲,一聲一聲,敲擊在碑身,空氣中漫彌著槍林彈雨的急切,這座古亭,再現了歷史的風沙與金戈鐵馬。

嶽麓書院,湘江西岸的千古遺韻

嶽麓書院,湘江西岸的千古遺韻

愛晚亭的東北角綠樹掩映中隱約有斑駁的院牆,有一扇半掩的旁門,從這裡拐進去,便到了承載千年文脈,世人稱為“千年學府”的嶽麓書院。書院的面積不大,也沒有什麼高樓軒宇,只是一個小小的四合庭院式的教學機構,佈局卻那樣的合理、嚴謹,體現著古代文人的別具匠心。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學府之一,那些飛簷翹壁的曲廊亭閣,青磚鋪就的階臺小徑,參天的古木,潺潺的清泉,以及那一扇扇綴滿青苔的粉牆,無不體現出千年庭院的遺風流韻。

書院對於讀書人來說並不陌生。書院之名始於唐代。玄宗開元六年(718)設麗正書院,十三年改稱集賢殿書院,置學士,學樣刊經籍、徵集遺書、辨明典章,以備顧問應對。那時的書院是中書省修書或侍講的機構,唐五代作時作為講學肄業之所,以教育為基本職能。其後,書院以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講學以義理修養為核心,頗能矯科舉之弊,師生以道相尚,做人與為學相統一,學人以古之學者為己的精神,養其德,明其道,影響了一代代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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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開國,太祖以文人治國,開科取士,然而,時局方定,百廢待興,官學不振。政府注意力全部集中用於科舉,而未曾興辦學校,以致於士子無就學之所,四處出現“儒者往往依山林,即空曠之地以講學,大率多至百數十人”的場景。有責任感的中國士人便自覺承擔起發展教育的職責,書院紛紛興起。雖然書院教學並非以應對科舉為主,但他們聚書山林,建院講學,彌補了官學的不足。與此同時,北宋政府也採取了因勢利導的文教政策大力支持書院。

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至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60 餘年的時間內,連續不斷地通過賜田、賜額、賜書、召見山長、封官嘉獎等一系列措施,書院遂得“聲聞於天,風化於下”,成就了宋初的顯赫與輝煌。一時間,“士病無所於學,趨之書院;官病無所於養,取之書院”。 但書院教學奉行的還是“澡雪身心,傳習聖賢之體用”,而非“備科場考試之需,預習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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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時,但凡書院,造址非常有講究,避喧囂而求靜,講學自由,人才迭出。嶽麓書院是我國古代四大書院 “白麓洞、嶽麓、應天、嵩陽(也有說是石鼓)”之一,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 年)創辦,歷經宋、元、明、清各代戰火,曾七毀七建,至清末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 年)改為湖南高等學堂,後又相繼改為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1926年定名為湖南大學至今。

嶽麓書院古建築群分為教學、藏書、祭祀、園林、紀念五大建築格局。朋友形容嶽麓書院,像一端臥在嶽麓山下的陳年墨硯,古樸、端正,飄逸出悠悠的墨香,被經史典籍終年浸潤,骨子裡透出一種書卷氣質,歷經千年,絃歌不絕。縱觀書院一千多年的歷史,早在北宋,山長周式便“教授數百人”。南宋理學家張栻出任山長後,嶽麓書院成為湖湘學派的發源地,培養出了一批“嶽麓鉅子”。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 朱熹來嶽麓書院與張栻會講,歷時兩月,史稱“朱張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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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曾經粗略地統計過,從嶽麓書院走出去的人僅為正史立傳者便有26 人,從南宋到明清,代代有名人;陶澍、賀長齡、郭嵩濤、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陳天華、熊錫齡、程潛等嶽麓門生,一批批日後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都從這裡走向社會,難怪餘秋雨對此這樣評價:“你看整整一個清代,那些需要費腦子的事情,不就被這個山間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特別是嶽麓進入學堂時期,又有蔡和森、鄧中夏、謝覺栽、甘泗淇、周小舟等呼之即出。毛澤東亦三次寓居嶽麓,問學於楊昌濟。沒有哪一個學府能培養出如此眾多的人才,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在全國乃至世界的名山大川中都是絕無僅有的。嶽麓書院如同一張瀰漫著歷史沉香的文化名片,一磚一瓦,一廊一柱,都沒有太多的雕琢,樸素,清幽,卻因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和人文精神的滲透而被後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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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書院,源遠流長的文脈

文: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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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系江南道教名山,國家5A 級景區。最早它叫句曲山也稱地肺山、三茅山。茅山和嶽麓山一樣,都屬於低山丘陵,茅山海拔雖然只有372 米,但大茅峰、二茅峰、三茅峰三座山峰蜿蜒如綠色蒼龍。被道教尊稱“第八洞天,第一福地” “秦漢神仙府,梁唐宰相家”。歷史上久負盛名的“三宮五觀”分別坐落在起伏的山脈上,有著悠久歷史的茅山書院當時就在“三茅山後”(古曲林館今崇禧萬壽宮附近)。

在眾多書院中,人們最為熟知的莫過於宋代的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事實上,除了四大書院的說法,歷史上還曾有石鼓、白鹿洞、嵩陽、嶽麓、睢陽、茅山這六大書院一說。其中的茅山書院也和其他書院一樣,數度廢建。茅山書院,史書上載“由處士侯遺創建於江寧府三茅山後。”侯遺為宋代隱士,字仲遺,句容通德鄉人(華陽街道原石獅)。

南朝梁時,侯遺家族是從南京侯家塘遷來石獅侯家邊,是朝庭調派為南康簡王蕭績守墓的,蕭績生前拜陶弘景為師,病逝後葬於句容西鄉,蕭績與茅山道教的緣因,使侯氏家族也十分崇尚道教。侯遺自幼酷愛詩書,後來隱居茅山,約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1008 - 1016) 初,在茅山古曲林館附近創建茅山書院,教授生徒。十多年來,自營糧食。侯遺曾寫詩《茅山書院》:“精舍依巖壑,蕭條自卜居。山花紅躑躅,庭樹綠栟櫚。荷鍤朝芸隴,分鐙夜讀書。浮雲蒼狗紀,一笑不關餘。”詩的頜聯說明了辦學形式亦耕亦讀,尾聯則是他隱士作風的寫照。

明弘治《句容縣誌》卷六載,仁宗天聖二年(1024),王隨知江寧府,奏請於茅山齋糧所剩莊田內給三頃充書院贍用,從之。也就是說,仁宗天聖二年(1024),江寧知府王隨重視教育,他奏請朝廷從茅山道院齋糧田內拔出三頃充書院經費,獲詔準。書院本是不列入國家學制的一種教育機構,是高於蒙學程度的私會。受到賜田待遇,茅山書院一度紅火。山長侯遺精心地守護著文脈的源頭。許多文人墨客來此遊學,翰墨飄香,談笑鴻儒。

北宋傑出的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也數次來到茅山,拜訪書院,寫下了《登茅峰三首》《次韻劉著作過茅山今平甫往遊因寄》《中茅峰石上徐鍇篆字題名》《玉晨大檜鶴廟古松最為佳樹》的詩作。王安石的弟子龔原,元符元年(1098),為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出知潤州。他在《贈王筌詩》(詩載《茅山志》)中寫道“華陽新報洞門開,應為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沙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其中的受籙就是指的茅山上清派符籙。

張綱(1083—1166),字彥正,以首貢入太學,應試內舍、上舍,均得第一,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御前釋褐第一,以三中首選,特升國子監太學正,政和六年(1116),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晚年辭官歸隱茅山二十年,自號華陽老人,茅山書院多次留下他的足跡。他還在茅山華陽宮修建了一座“深秀軒”書房,接待同道中人,享受“興來尊酒隨時辦,客散琴書盡日留”的樂趣。他共寫了七首有關茅山的詩作,並著有華陽集四十卷,《四庫總目》傳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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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遺去世後,居空徒散,書院蕭條而冷清,昔日繁榮已化作牆垣上的縷縷藤葛。北宋後期,幾近廢棄。當然,茅山書院的廢馳並不是個別現象。這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以及社會風氣不無關係。隨著北宋的仁宗、神宗、徽宗等三次興學活動,自太學以至州縣學,都具有一定的規模。當政府大規模興學,州縣官學日益普及,逐步取代了書院的地位,士人們紛紛離開書院而轉入州縣學。

書院原是補官學不足的,官學既盛,書院必然受到影響。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比較有影響的書院幾近消失,就連石鼓書院也改為了州學,書院式教育進入了一個沉寂時期。茅山書院當然也不能例外。那時候,經常有大批讀書人來到茅山書院,每次來都會對著侯遺的像憑弔一番。像一個歷經戰爭苦難的民族,無數前輩走了,但光芒還在頭頂閃爍。讀書人需要這種光芒來尊揚儒家理學,挽救世道民心。

然而,眼前破敗的書院卻又令他們難免傷感。士人巫伋特意緬懷茅山書院第一代山長侯遺並賦詩《茅山書院謁侯處士像》:“齋糧資講舍,遺像拜山中。不尚神仙術,特存儒者風。斯文真未喪,吾道豈終窮。為憶皋比擁,庭前古木叢。”詩中既表達了對侯遺的仰慕,又有種塵外之思。巫伋生於北宋元符二年(1099),卒於南宋乾道九年(1173),字子先,句容望仙鄉( 今東昌鄉青山) 人。自幼奮發上進,博覽經、史。

南宋紹興八年(1138) ,巫伋中進士。任秀州華亭縣青墩( 今上海松江縣西) 鹽場水路鹽運官。繼遷御史臺、監察御史、同知貢舉、諫議大夫等職。他身在朝廷,卻一心牽掛家鄉,曾捐薪建造龍游山寺院( 達巷村東一里),題額“昭聖寺”。他多次上茅山,讀書、題字、寫詩、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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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之際, 戰亂連年, 許多官學、書院都毀於兵燹。民族危亡,士風敗壞,讓南宋理學家們深感重振倫常、收拾人心的必要。於是,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理學家為了傳播理學,重建了一些著名書院,使得宋代書院又復興起來,書院制度也逐漸成熟。宋理宗以後,理學被定為唯一的正統學說,受到統治者極力推崇,書院教育也被納入全國的官辦學校系統,宋代書院教育由此進入極盛時期,迎來了浩浩蕩蕩的奔騰時代。

隨著大環境的轉變,茅山書院經過修葺,也在南宋時期應運興復。但不久又廢。理宗端平二年(1235),金壇人劉宰在三角山重建茅山書院。不久仍廢。劉宰(1167-1240),字平國,紹熙元年(1190)進士,官至太常丞、寧國知府。他“少志伊洛之學”,推崇二程之說。南宋理學盛行,劉宰推廣書院教育,傳播學問。劉宰重建茅山書院與他學術背景有關。清人全祖望考證,劉宰為張栻的再傳弟子。張栻乃南宋“中興”賢相張浚之子,著名理學家,湖湘學派主要傳人,主持過嶽麓書院,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史稱“東南三賢”。

宋理宗淳祐年間,金壇知縣孫子秀“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他走訪茅山書院故址,並撥款加以修繕,但沒多久茅山書院又被地方豪紳所奪,書院舊址漸為崇禧觀所佔。宋度宗鹹淳七年(1271),同鄉的人又將茅山書院遷徙到金壇顧龍山,一時成為全縣的最高學府所在地,書院不僅建有先聖廟、大成殿、先賢祠、明誠堂等。還供奉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張栻等先賢祠祀,藏詩書數千冊。縱觀宋代書院共有203 所,北宋佔24% 強,南宋佔75% 強。南宋時代書院的發達,可謂登峰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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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滅亡後,元代統治者異常重視書院教育,不但保留了漢人創辦的書院,歸還學田,還將書院收編為地方官學,並授山長之職。山長就是一院之長,與學正、學錄、教諭、教授一樣,屬於正式學官,可以一體任轉升遷。書院生徒也享受官學生員的相應待遇。書院生徒也享受官學生員的相應待遇,“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於是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核之,或用為教官,或取為吏屬”。

山長負責制的書院管理模式形成於南宋,“山長之稱,人以為非實行粹學者莫宜居”。山長主持書院教務,取捨諸生,非飽學之士無法服眾和擔當。南宋中後期,書院官學化,山長一職漸由吏部任命,多為州府教官兼任。元朝統治者為了籠絡遺民世心,控制書院,直接委派山長,這些山長一般都是“亡宋登科貢舍之人”或“會試下第舉人”。山長雖然品階低下,但畢竟是正當官職,能夠解決生計問題,還是有許多士人願意出任。

從德祐二年(1276)南宋首都臨安淪陷、宋恭帝被擒,到元朝至順年間,茅山書院一共出現了25 位山長,平均計算,每任不超過3 年,或許與一段時間內實行雙山長制有關。名單如下:蔣達之、張梓、王去疾、韋星鳳、張開先、沈天佑、顧巖壽、王大年、朱志高、陳諤、景範、承勳、潘景之、林用、姚正翰、劉洪、赤盞崇、吳世榮、薛鈞、丁師文、朱富春、周東卿、周璇、諸士芳、王實。其中,赤盞崇是一位少數民族的女真人。諸士芳,金壇縣誌又作儲士芳,宜興人,王實,字彥謙,紹興人,二人同時兼任金壇縣教諭。

宋元時期,茅山書院幾度興廢,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提倡科舉,興辦官學,推崇理學,專以八股取士,同時,裁撤書院,並收沒下屬學田。書院教育因此受到壓制,茅山書院終因影響力有限,及至明代就銷聲匿跡了。但是,南宋名臣、詩人范成大卻將茅山和徂徠、嶽麓、石鼓列為宋初四大書院,南宋王應麟和近人盛朗西、陳東原也將茅山列入六大書院。這或許跟茅山書院的創辦時間較早有關。據記載,江蘇省在宋代創辦的書院總共有19 所,其中北宋只有茅山書院一所。此外,茅山又因道教聞名,歷史上的名人佳士多次往來於此,留下的佳文詩作亦為書院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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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隨著現代教育的出現,中國大部分書院的原址上,都新建了現代的小學、中學和大學。茅山書院雖然在歷史上的存在時間較短,但它是中國書院發展史上的重要歷史見證,也體現出句容和金壇古代崇文尚學的良好風尚。就像餘秋雨先生說的,大凡至今轟傳的歷史勝蹟,總不會是純粹的遺蹟,總有生生不息、吐納百代的獨特秉賦。如今,茅山書院再次在茅山東麓鬱岡峰的乾元觀重新復建,這已經是茅山第四次重建書院了。

現在的書院除了延續最初書院的傳聖賢之道,讀經典、重祭祀之外,更加註重道教文化的傳承。設立道德講壇、研究宗教文化的編輯部,從而培養具有健全人格、豐厚人文素養、構建和諧社會的卓越人才,推進傳統文化建設。每一個來此讀書的人,都會靜靜體悟一段歷史的深邃。茅山這座有著深厚道教文化底蘊的山巒,因自然環境使然,那層嶺綿延之內的草木,瀑布飛瀉之下的山巒,無不是天地大書展開的章句。

作為茅山道教“三宮五觀”之一的乾元觀,是江南全真道發源地之一,最初道觀為秦時李明真人煉丹之地,至今尚留古井遺蹟。到了南朝,陶弘景隱居茅山,這個古觀成了許多道教大師棲息隱居、修煉養生之地,卻在戰亂中數度興廢。明代全真龍門派邱祖的第十四代弟子閆希言為了修復茅山乾元觀,他遊說金陵諸多公卿名士,慷慨募資不僅建造了“松風閣”“宰相堂”“雷接碑”,又將“洗心池”“活死人墓”修葺一新,還引山泉灌溉稻田數十畝,美化了周圍環境,房前屋後,林茂竹翠。《茅山志》卷九中均有記載。

閆希言於萬曆十六年(1588) 卒。傳有弟子舒本住、江本實、王合心等。《茅山志》雲:舒道人,名本住,號一庵,金陵人。晚而慕道,浪跡諸名勝,至三茅鬱岡之下,結茅而棲。堅意精心,凡十餘年。而道人閆希言者,始來自終南,豐腹重頷,不冠不履,舒知其不凡,拜為師。遂相與胼胝,興復古乾元觀……閻祖因此名垂青史,南京大理寺卿陳文燭為其撰碑文《乾元觀記》;刑部尚書王世貞為其立傳《閆道人希言傳》(收入《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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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代開始,茅山便出現正一、全真共棲一山之格局。“三宮”沿傳正一道統,“五觀”則習傳全真道派。康熙二年(1663),王常月率詹守椿、邵守善等門徒長途跋涉至茅山、南京、杭州、湖州等地立壇傳戒,皈依弟子達萬餘人,其中笪重光皈依其門下。王常月是道教中的廣大教祖,十方善士很多都是他的法裔,其中笪重光伍守虛金築老人,都是當時道教中有名的啟派師。對於笪重光為龍門啟派師,《道教源流考》也有類似之說: 笪重光系道教龍門派第八代啟派師。目前,道教全真教開壇傳戒中的《初真戒》為王常月撰,該戒後序為笪重光所寫,署名鬱岡居士笪重光。時值康熙十二年(1673)。

笪重光(1623-1692),字在辛,號江上外史、鬱岡掃葉道人等,為句容東鄉茅岡(今句容白兔茅莊)。年少時氣宇軒昂,曾走讀焦山僧舍,於順治九年中進士,順治十五年(1658)升為湖廣道監察御史、江西巡按。順治十六年得罪了當朝權相,早早結束了官場生涯。笪重光便把官場上失意、人生的興趣轉移到書畫中來。因為笪重光生活在聲名遠播的道教名山茅山腳下,叔父又在大茅峰當道士,道教思想理對他影響深刻。他隱居在茅山鬱岡峰,出資修建掃葉樓、松風閣,常去乾元觀與孫玉陽論道,弘揚全真教義。

孫玉陽,道名“守一”,拜沈常敬(1523--1653) 為師,沈常敬(一系)與王常月同輩,晚年居茅山傳道,整乾元觀道風,振興龍門派,門庭亦盛。沈常敬門下有孫玉陽( 道名守一)、黃赤陽,黃赤陽又從王常月受戒,合王、沈二系傳承於一。孫玉陽以宗師職住持茅山乾元觀。那時候,茅山的乾元觀、玉晨觀、白雲觀、仁佑觀、德佑觀,先後被改為傳授龍門派,或龍門岔支派,全真教龍門派在茅山極為興盛。孫玉陽門下弟子有閻曉峰,周明陽( 派名太朗),範青雲( 派名太清)。

笪重光一心想在有生之年積點功德,為茅山道教的振興盡一點綿薄之力。白天他呼吸著山間清新的空氣,沐浴著朗潤的風,夜晚的丁點星火裡,他又埋頭梳理著茅山道教那殘缺的歷史。康熙九年,他撰文書寫了《茅山九霄宮天爐碑記》,至今仍存。次年,一部凝聚著他十年心血的《茅山志》十四卷編撰成功。而隱居期間,也成就了他非凡的藝術成就。順治十七年(1660),他在茅山作傳世名畫《松溪清話圖》,畫中反映了他隱居茅山“復得返自然”的心境。康熙十二年至十三年春,著《書筏》《畫筌》兩篇傳世。這些傳世名作,都是他歸隱茅山後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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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觀的名氣遂越來越響,長年累月都有人來隱居修煉。1916 年,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康有為來到茅山,為母親勞氏選擇遷葬塋地。康有為在母親遷葬之後,住在茅山守孝三年。康有為常常到乾元觀去講學,據說他特意在觀中建了一個“辛夷館”,專門用來喝茶、研習經文,乾元觀的茶也稱“乾茶”,古時為貢品。康有為在“辛夷館”品完茶興致高時會寫幾筆書法,留下了“眾妙”等珍貴的墨寶。

清代之後屢遇戰亂,歷史上的“三宮五觀”也遭受破壞。乾元觀也不例外,抗日戰爭時期,因乾元觀的松風閣是新四軍的聯絡處,日本侵略者放火燒燬了所有殿宇。尚存的一塊萬曆年間的《乾元觀記》碑刻,成了觀內最珍貴的文物。乾元觀在1993 年恢復道場後,成了江蘇省唯一的坤道修煉場所。從2012 年到2018 年,在現任當家住持尹信慧道長的奔走努下,歷時六年,復建了茅山書院。

復建好的茅山書院鮮少有來往遊人的足跡,這只是一個安靜獨立的小四合院。三樓供奉著陶弘景宗師像,典籍經書滿滿當當地立在書櫃上,有兩個坤道弓著身子在整理圖書,靠牆的一轉邊,都是木桌和條凳,溫熱的陽光透過木格子窗戶灑在書桌上,變成一個一個的金點子。窗外青山連綿,大茅峰之頂的九霄萬福宮與茅山書院遙遙相對,見證著松風閣亙古的風雨。

一時間,內心百感交集。穿行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彷彿進入了無時間概念的空靈之地,對這塊聖地不禁肅然起敬。山中那汩汩的清泉,潺潺的溪流如同茅山文脈源源不斷;院裡那一磚一瓦、一石一碑、一廊一柱無不引起現代人的懷古之幽情;書卷多情如故人,那一頁頁的白紙黑紙,如同串珠簾,將一切塵俗擋在夢外。茅山書院,四毀四建,源遠流長的文脈最終在這個古觀得到延續。千年的光陰攸忽而過,這是自然的造化,是讀書人生命內在的嚮往,是代代宗師的使命與擔當,更是茅山道教和全社會的共同發展。

嶽麓書院,湘江西岸的千古遺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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