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以色列駐上海領事館的微博上出現了一段話：“今天開始我們會陸續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紀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個猶太攝影師沈石蒂（SamSanzetti）所拍攝的。因為年代久遠，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沒有被記錄下來。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認識的人，或許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請讓我們知道。”
1957年，沈石蒂離開上海，移民至以色列。能夠重新回到上海尋找昔日的相識，一直是沈石蒂的願望。在他去世24年後，他的繼子摩西希望能以一場老照片展覽的方式來完成對父親的紀念。而講述照片中的人物故事，就成為展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目前為止，通過微博尋人，已經確定了6個人的身份。還有一對夫妻以及一位老人表示，他們珍藏有沈石蒂的照片，雖然照片還未出現在公佈之列。
年輕時候的沈石蒂在上海和孩子們在一起
昨日重現
上世紀50年代的上海茂名南路上，沒有機動車，也沒有前來尋舊的外地遊客。在法國梧桐的綠蔭下，那條清幽的大道最適合情侶散步。1951年，傅立敏18歲。他是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的大學生，剛剛和一個叫張真我的女孩子開始談戀愛。“我們經常約在老錦江飯店13層樓底層的咖啡廳裡見面。飯店有一扇朝茂名南路打開的小門。在那裡喝杯咖啡或者吃些點心後我們就出來，沿著茂名南路往淮海中路的方向散步，一般要陪她再去淮海中路上逛店買東西。”傅立敏對我回憶說。
當時的傅立敏愛好一切時髦和洋派的東西。“好萊塢的電影一上映我就趕去觀看。《出水芙蓉》那部片子我在大華電影院連續看了6場，完全被哈利·詹姆斯（Harry James）天下第一的小號演奏迷住了。在大學裡，睡不著的晚上，宿舍裡的4個人就拿好萊塢電影明星的名字玩接龍游戲，說不出來人要受罰。今天錦江飯店對面的花園酒店原本是法國俱樂部，新中國成立後改為文化俱樂部。去那裡跳交際舞，也是我們約會時一項經常的活動。”
傅立敏說，散步的時候，他和張真我總是路過猶太人沈石蒂開的照相館。在沈石蒂的以色列繼子摩西給我的一張印有外灘鐘樓和天安門城樓圖案的名片上，寫的就是這家照相館的地址：上海茂名南路73號（13層樓南）。如今這裡是一排提供高級西裝定製的商鋪，建築及店鋪格局都和當年一樣。“沈石蒂照相館有兩個鋪面，店很低調，只是門的上方釘了一塊牌子，寫著他的英文名。這個地方地段好，租金貴，可以推測出照一次相的價格不菲，門口又沒有價目表，因此很少有人敢推門進去。每次看到我們倆常在走過時向裡張望，沈石蒂就向我們微笑，招呼我們進去瞧瞧。”傅立敏說，那時他們家境殷實，一些好的店鋪，即使東西貴，也會嘗試一下。“我在茂名路上那家最貴的‘啟發西服公司’定製過西服，後來也就改成去南京路上較便宜的‘漢森’了。”
出門赴約，傅立敏說他一向都是西裝領帶的裝扮，頭髮也梳得油光水滑，而張真我總會穿一條淡雅的素色裙子，所以那次突然決定的拍照效果也不錯。傅立敏告訴我，他最喜歡沈石蒂攝影時的布光。“其實他的工作室很簡單，沒有複雜的佈景，但是背景燈用得好，因此人物的身後都有一片暈染感覺的光亮。”以後兩人還在那裡拍過單人照和雙人合影，經過了數次政治運動，保留下來的只有這一張，一直壓在床頭櫃的玻璃板下。這次以色列駐上海領事館用微博發佈的200多張老照片，只是沈石蒂帶回以色列的2萬多張照片中的一小部分，因此現在還未出現這張照片。也有可能是沈石蒂並沒有多衝洗一張保存，或者在離開中國前便已遺失。由於固定照片的紙板上有S.M.Sanzatti的印刷簽名，傅立敏夫婦又對沈石蒂本人有著深刻記憶，他們便可以確定自己也是那家照相館的顧客。
另一位擁有沈石蒂簽名照片，但照片也不在此次公佈的圖片之列的是66歲的周重仁。“媒體報道中所說的‘沈石蒂’的中文音譯，讓我想起了小時候我叫做‘Uncle Sanzatti’的外國攝影師。他是父親的好友。”在這張拍攝於50年代初的照片中，周重仁的父親周邦駿穿著呢料細格的西裝，雙手搭在座椅的扶手上，指縫中夾著點燃的香菸。照片右下角是Sanzatti銀灰色的鉛筆簽名。照片經過了油彩著色，有油畫的感覺，和已經公佈的那些中調風格的人物肖像相似。
周重仁告訴我，父親非常“挑人”。“他認定誰做這件事合適，一直就會找這個人來做。過去他很信任一位盧灣區私人診所的兒科大夫，家裡5個孩子，不管哪個生病，他都會帶著他（她）去找那位醫生看病。這張照片是在父親的公司裡拍攝的，之後父親便常去他的照相館拍照和聊天。在以後的日子裡，我還聽父親說起對這張照片的喜愛之情。”周重仁說，父親和沈石蒂用英語交流，“父親是在英國人辦的學校裡讀書，整個學校只有兩個中國人，因此他是流利的英式發音。那時我還小，他們用英文說話我聽不懂，但我想，除了父親對UncleSanzetti的才能非常認可外，他們的友誼還來自於對藝術的共同愛好。父親高中畢業後，在一家職業專科學校學習裝飾設計，之後便自己成立一家‘藝都’裝潢公司。我家用的椅子，都是父親畫圖設計的。出於工作的緣故，也是個人喜愛，他特別留心收藏瓷器以及水晶工藝品。也許他們的藝術品味相互投合”。
周重仁記得，因為自己是家中長子，父親去沈石蒂那裡做客，都會帶自己一起去。“他的店鋪進門左手邊是攝影棚，一塊簾子擋住。中間的位置擺放著沙發來待客，右邊則是一個結賬的臺子。他的愛人‘鄔小姐’坐在那裡來收款。‘鄔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覺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從他照相館後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見錦江飯店庭院中的草坪。”“我不僅去過他的照相館，還去過他的兩處公寓。一處是在南昌路和瑞金路附近，還有一處在常熟路和延慶路附近。”沈石蒂偶爾也會去周邦駿一家所在的烏魯木齊路16號的花園洋房拜訪。“我的第二個妹妹特別會發嗲，Uncle Sanzetti總用走了調的上海話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總愛搶二妹手裡的東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強盜，強盜’！”周重仁還給我看了一張在烏魯木齊路16號拍攝的照片，是他的父母和另外一對年輕夫婦在陽臺的合影。“攝影者應該就是Uncle Sanzetti。當天還有一張父親和Uncle Sanzetti的合影，‘文革’前我們把全部有外國人的照片都燒掉了，就包括了那張。”
孫遜是第一批老照片發佈後，已經確定身份的6人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他生於1953年，今年58歲。公佈的老照片中，一張是他單獨的相片，一張是和母親遊美瑛的合影，都拍攝於1954年他1歲的時候。這兩張照片如今就掛在母親臥室的牆上，“文革”的時候抄家被拿走，之後又被還了回來。孫遜告訴我，聽他父親講，他當時一個人坐在那裡照相，父親其實躲在他身後用手扶住他。“父親1950年從美國的威斯康星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畢業，回國就去祖父任董事長兼經理的上海阜豐麵粉廠工作。他那時年輕氣盛，想將西方的管理方式應用到家族企業。結果由於採用的辦法缺乏人情味，招致許多老員工的不滿，最後他乾脆離開。一直到1960年他去上海科技情報研究所做翻譯之前，都賦閒在家。他平時會花許多時間去讀書，尤其喜歡看‘二戰’期間一些知名將領的傳記，他還會帶我去江灣體育館看足球賽，照相也是全家一起出動的一項活動。父親不太會說上海話，去到沈石蒂的照相館裡照相，用英文交流能讓他輕鬆不少。父親是個能屈能伸的人，但條件允許，他一定是到最好的地方。就像他理髮會去南京美髮店，吃本幫菜要到德興館一樣，他帶我們去沈石蒂照相館，是因為那裡的品質最讓他滿意。”
用微博發佈的200多張老照片中的幾幅。這只是沈石蒂帶回以色列的2萬多張照片中的一小部分
小人物與大時代
沈石蒂在1921年5月到上海。在摩西提供給我的沈石蒂於1956年親自打印的一份簡歷中，他這樣記述自己來到上海前的經歷：1902年，我出生在俄國克里米亞半島。父親是一所學校的教師。我從小是在家裡接受的教育，沒有去過學校。13歲時，我跟隨父母來到了中國的哈爾濱。到那裡的最初兩年，我在一家百貨公司裡做送貨員。1917年“十月革命”後，我到中東鐵路工作，曾在齊齊哈爾站和海拉爾站做車床操作工。1919年，中東鐵路發生了罷工，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布拉戈維申斯克，那裡剛剛被紅色的革命力量佔領。我和一些人決定幫助一家金屬廠恢復生產，我負責去弗拉斯沃斯托克取得一些必要的生產設備。在那裡我受到了日本人的阻撓。經歷一段時間的躲藏和一個日本人上演的“屠殺夜”之後，我乘坐英國客船逃往上海。
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告訴我，近代上海的猶太社區主要由三批猶太人組成。第一批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從中東地區移入的塞法迪猶太人，他們選擇上海，一是迫於巴格達地區18世紀後期日益加劇的反猶活動，同時也是上海在開埠後出現的商業機會。這批猶太人的代表人物比如沙遜和哈同，經營的都是銀行業和房地產業。第二批是從俄國來的猶太人，他們先到東北，繼而南下上海。猶太人在俄國的處境很差，1900年中東鐵路開始修築後，一些猶太人為獲得自由便隨鐵路修築人員和護路軍進入哈爾濱及周邊地區。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戰敗的沙俄軍隊中有大批的猶太士兵開小差離開部隊，也導致了哈爾濱人口的增加。1917年“十月革命”後，又有一批俄國難民因為擔心被當做‘替罪羊’而湧入東北，在哈爾濱、瀋陽、大連及中東鐵路沿線小城定居。20年代開始，哈爾濱猶太社區的社會與經濟生活受到一系列衝擊，由盛轉衰。一是由於之後中東鐵路的共管模式加強了中國人的經濟參與度，與猶太商人形成競爭；另外也因為中蘇之間的衝突造成哈爾濱周圍局勢不穩，給猶太企業造成了波動。於是俄國猶太人陸續南遷上海。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上海的俄國猶太人已經達到4000人，遠遠超過了塞法迪猶太人的數量，成為上海最大的猶太社團。最後一批猶太人，則是1933至1941年由歐洲避難上海的難民。
由此可見，沈石蒂的個人經歷雖然特殊，但他的家庭遷入哈爾濱的過程，又和許多俄國猶太人相似。潘光說，俄國猶太人在商業上不如塞法迪猶太人成功，他們是屬於猶太社區中的中產階級，一般從事玩具店、餐館、服裝店、食品店這樣的小本生意。來到上海後，他們在音樂、舞蹈、美術、喜劇等方面都影響了上海的文化生活。沈石蒂在上海期間，無論是他選擇照相館的經營，還是他展露的業餘愛好，都表現了俄國猶太人的這些特點。
70年代時，沈石蒂接受以色列《新消息》報的採訪，曾經這樣描述剛到上海時的感受：“上海是個很不尋常的城市，充滿了變化與喧囂。這又是一個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騙子，有小偷，有妓女，有奴隸。這還是一個有著無數種色彩和無數種氣息的城市，又髒亂，又絢麗。所有東西都那麼有趣，那麼令人稱奇。但我並沒沉溺於浮華世界之中，我只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沈石蒂努力去做的事情便是攝影。1928年11月，由美國柯達公司出版的《攝影室之光》雜誌的封面，選用了沈石蒂拍攝的一名東方女子的照片。雜誌中介紹了這位年僅26歲的攝影師。它寫道：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愛好攝影，到上海後，他的照片無意間被本地一位攝影師看到，便讓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當學徒。在一位美國商人資助下，沈石蒂開了自己的小照相館，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個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寬敞的店面。現在，這位只有5年從業經驗的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正在為發展包括總店在內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於沒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維持住這家照相館的聲譽。
摩西在沈石蒂的指導下，後來也成為以色列當地一位攝影師。他告訴我，當沈石蒂給人們照相的時候，從來都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他每次拍照都試圖從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摯的一面，他能和拍攝對象做很好的交流，進入他所希望看到的狀態。”摩西說。這就和另一位老照片中的人物回憶的一樣。“那時我17歲，當天我穿著新做的芭蕾舞服參加完一場演出，想為即將上大學的自己留個紀念，於是第一次去拍了這樣的‘藝術照’。可能是他看到我會跳芭蕾舞很高興，他也沒有刻意指導，只叫我隨意擺出各種芭蕾造型。我只記得明亮的燈光打在自己臉上的感覺。”當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歲的洪落霞女士曾在採訪中這樣說，“那時很多照相館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個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卻能展現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後拍的照片都不如這張。”
憑著這樣的才華，沈石蒂因而可以接觸到上層社會名流。於是在他的照片中，便有了教皇代表、墨索里尼時期的意大利大使、中國外交總長的母親等人物。同時期的照相館比如王開照相館都有一些在廣告宣傳上刻意為之的手段。曾任王開經理的陳銘楷就對我說，那時黃包車車伕從業需要身份證件照片，王開給他們拍照，但不收錢，有要拍照的人坐黃包車的時候，他們就推薦王開，往王開的照相館送。而沈石蒂的照相館的名氣卻幾乎只靠熟人之間的推薦。摩西提供給我了一張泛黃的信箋，來自上海療養醫院（Shanghai Sanitariumand Hospital）的米勒先生。上面寫道：“之前我的父親米勒博士曾在你這裡照過相，我十分讚賞你的作品。我的女朋友想在臨畢業前拍一組照片。她問我有誰可以推薦。於是我想到了你。因為我所見過的一幅可以稱之為作品的照片，就出自你之手。”
日軍1937年佔領上海後，沈石蒂曾經有過一次被捕經歷。沈石蒂晚年告訴摩西，在那間審問室裡站著士兵和軍官。在審訊時，他哼起了歌曲。士兵起身想要打他，但是軍官制止了他。軍官說，如果一個人在如此苦難下還可以歌唱，那就意味著他任何東西都不會隱藏，也不會撒謊。摩西對我說，具體被捕的原因沈石蒂本人也不知曉，但最終被釋放卻也得益於他的朋友多，人脈廣。“他通曉俄語和英語，會用兩種語言寫詩，他還在學習音樂和建築方面的知識。他的工作讓他接觸到了包括貴族、官員、演員、舞女、水手在內的各色人等，他的才華又讓他能夠去和他們成為朋友。”
而據潘光分析，沈石蒂能夠平安度過日本佔領時期，也可能和他持蘇聯護照有關。“1941年11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西方國家的租界，將英美國籍的公民放入集中營，許多身份顯赫的塞法迪猶太人也不能倖免。1943年2月後，日本當局又將來自德國、奧地利等國的無國籍猶太難民遷入虹口的隔離區。唯有一些手持蘇聯護照的俄國猶太人境遇還好，仍然可以自由活動。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8月15日日本便宣佈無條件投降，所以有蘇聯護照的人不會受到影響。”
至於沈石蒂究竟在上海有沒有開設4家分店，則難以判斷。除了茂名南路73號的地址外，還有一處可以確定的照相館曾存在過的地址，是南京路73號。這是因為，微博發佈的老照片中就有一張關於這家照相館外景的照片。照片裡，沈石蒂的照相館在一幢大樓的二層，佔了4個窗子。沈石蒂斜靠在一個窗臺上，略帶微笑望著窗外，他的6名員工則擠在另外兩個窗口，有人在興奮地招手。
最初協助媒體找到照相館原址的黃浦區政府檔案局工作人員景智宇告訴我，根據《字林報行名簿》記載，1935年南京路曾經有過一次門牌號的變更，這說明1935年以前的建築物位置不能以現在的門牌號來做依據。老照片上，照相館下面是一家鈴木商社（Suzuki Bros.&Co.）。而在《老上海行名辭典》中鈴木商社登記的資料，1932至1934年為南京路65號，1935年則變成了南京路147號。在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中》，南京路147號位於四川路和江西路之間的美倫大樓東樓，門牌號至今未變。“從平面圖上看，該樓西側向外凸出，也與這張照相館的老照片相符。”
《老上海行名辭典》還顯示，1931至1932年，除了這家位於南京路73號的Sanzetti Studio、中譯名是上海美術照相館的地方外，還有一處位於靜安寺路421號中文名叫瑞泰照相館的場所，英文名同樣是SanzettiStudio。也許那就是沈石蒂努力擴大經營時，開設的另一處分店。
如今，美倫大樓幾乎保存原樣。回字形花紋與玻璃窗格局都與當年相同，底層商鋪的門前，人們也照樣熙來攘往。只是照片中的黃包車換成了等待遊客的電動三輪，一聲聲地問著要不要去附近的城隍廟觀光。
各自老去
1955年公私合營開始後，沈石蒂的照相館沒有了。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去一所學校教授英語。最終在1957年，沈石蒂選擇了在猶太團體的幫助下移民以色列。摩西告訴我，在中國的最後一些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國小姐相愛。“當他離開中國的時候，因為客觀的原因，不能夠帶著這個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後，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為中以雙方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他不敢給她寫信，怕給她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摩西說。摩西給我發來了一張沈石蒂與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辨認後對我說，那就是鄔小姐，他能夠記起她眉眼的樣子。
周重仁的父親周邦駿的生活也在公私合營的浪潮中發生了改變。周重仁講述，父親的藝都裝潢公司先是和黃浦區的郭子記五金店合併。“但是關於室內裝潢的概念還是太超前，那時候人們搬進新房子，不過就是粉刷下牆壁，找木工打一套傢俱。人家看到裝潢材料和五金商店有點關係，就合到了一起，其實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家還認為搞裝修是資產階級情調的生活方式，也沒人提倡。”周重仁說，“除了每個月拿定息，父親根本沒有事情做。於是就去參加了工商聯培訓班。上完課後，他被分配到了上海華東紡織院工作。原本是搞裝修設計的，在紡織院沒有用武之地，讓他很鬱悶。於是乾脆不去上班，憋在家裡寫書。”1961年，周邦駿拿著寫好的書稿找到科技出版社，最終以《傢俱集》的名字出版。“父親在書裡就提到，椅子一定要根據人的體形來設計，當時還沒人講求這個。拿到了2000多元的稿費，父親做出決定，到香港繼續發展事業。”
這兩張照片都拍攝於1954年，那時孫遜（左）1歲，母親遊美瑛（右）29歲
周重仁給我看了周邦駿在香港生活的照片。看得出，他在那邊的藝都公司發展得很好，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保持自己收藏瓷器的愛好。在他香港的客廳裡，就擺著許多件他從歐洲國家進貨時，順便淘來的陶瓷工藝品。周重仁告訴我，父親是在1996年去世的。“之後我們幾個兄弟姐妹每人便分了些瓷器來留念，我得到了一組芬蘭出產的瓷盤。這種盤子每年出一個，都印有年代。父親從70年代開始買，一直收集到去世那年。”
1967年，摩西剛和母親由蘇聯移民至以色列半年左右。他說：“有一天，我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咖啡館，聽到有人在說俄語，我們覺得十分親切。循著聲音望去，我們看到了一個表情生動並且眼神睿智的男子。他身材不高，年紀也不小了。母親和他用俄語攀談起來，接著他用俄語給母親唸了一些詩歌。看得出他和母親彼此之間都很有好感。一段時間後，他搬來和我們一起居住，他就是沈石蒂。”
在沈石蒂遇到摩西的母親前，在以色列的生活並不是很輕鬆。“他在特拉維夫租了一間一居室的公寓，在那裡他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剛到以色列的日子，他一直給一家小珠寶作坊拍攝廣告片。他有時還會為一家紡織企業繪製印在紡織品上的圖案。這些工作都是一次性的，不能帶來穩定持續的收入。我母親是猶太復國行動遺孀，國家每年都會撥給我們生活費，還讓我們享受優惠的貸款，提供給我們不小的住房，所以他們結合後，他就不再有後顧之憂。在那段時間裡，我本人在服兵役，休息日他讓我來幫助他。從那時開始，我也開始涉足攝影。但當時我都沒有想過，這也是我今後一生的職業。”摩西說。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維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為他的繼子
1931至1932年，沈石蒂的照相館在南京路73號
摩西知道，直到1987年去世，沈石蒂都想念著中國。“有一次我們在街上碰到了一群年輕的中國人。和他們交流後，他知道了他們是來自臺灣的留學生。這次和中國留學生的相遇讓他異常興奮。他們對他在上海的生活經歷也很感興趣。之後他們很多次見面，一起去看那些照片。對他來說，這些學生就是中國的標誌，提醒著他在中國的生活。當時的上海用愛和保護接納了不同文化與宗教背景的人。他在上海度過了人生最美麗的歲月，把自己的青春和才華留在那一張張照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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