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把诗歌当成了我的信仰，煤业工人诗人老井这样说道
纪录片《我的诗篇》记录工人诗歌的现状
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故乡依然很远，是一直走失的草鞋。
——唐以洪《退着回到故乡》
这个记录电影叫《我的诗篇》。早前它是以众筹的方式在各地影院播放，当时我看到后，我也想众筹一下。但最终我是一个失败的众筹者。因为种种原因而最终放弃了。我是第733号众筹者。当时看了我的众筹没有起色，我就问一个朋友说为什么没人喜欢看呢？朋友回答说：“现在的人工作压力太大，对于这种比较沉凉凄婉而又缓慢的片子不感兴趣。他们更多的是想看一些喜剧片吧。”
我听到后觉得很有道理。马克思在他的文艺理论中认为一千年后是一个喜剧的世界。我的中文系老师也不断地在说现在市场喜剧的编剧很吃香，会永远吃香。所以有志于靠写作赚钱的同学赶快投身于喜剧编剧的行业里。我尝试过，但总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言不由衷的别扭的感觉，所以我把稿纸撕烂了。
更高级一点的做法是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涵，所谓“笑中带泪”的幽默讽刺形式，所谓的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创作风格。现在的喜剧有很多都是偏向“笑中带泪”的了。但也不乏仍然有很多纯粹搞笑的片子，只为博君一乐而已。这也无可厚非，在悲剧与喜剧孰优孰劣里，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坚持悲剧更优的观点。通常与朋友辩论时我会抬出古希腊三尊悲剧大神来说事儿。朋友不屑一顾的指着现在的电影市场喜剧占大部头的事实与我争论，我显得有点黯然失色了。
美学中有句口头禅叫“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提出者是英国文论家贝尔，他否定纯粹叙述的作品，赞赏原始艺术中靠直觉来获得那一刹那美感的形式。这种理论更贴近中国水墨画的意味，而非西方精确再现的油画。事实上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是一直朝着消解故事情节，走入意识流，走入后现代主义的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放在我的面前，如果我想放松一下，我一定会选择巴尔扎克。但是如果我想获得一刻神启式的感悟的话，我会坐直身体，聚精会神的逐字逐句的啃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这两位作家在我心中如果给一个衡量的话，我愿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抬高一点。如果要细分，巴尔扎克的小说偏向笑中带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偏向的是泪。
同样，喜剧与悲剧，前者我们可以舒服的躺着看，后者有一种牵引力将你的腰板拉直，让你聚精会神，让你若有所思。
说了这么多，与《我的诗篇》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也不是一部纯粹的悲剧，但是它里面讲述的诗歌，尤其是工人诗歌在当今社会的境遇有悲剧成分。事实上，我认为80年代后的诗歌和诗人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存在。在生活与诗歌，现实与浪漫之间艰难地抽离着。
80年代的高晓松带着妈妈的嘱托“人生还要有诗和远方”做了流浪艺人。如今在《我的诗篇》的手机直播平台上，导演与请来的商业大咖罗胖聊诗歌，罗胖第一句话说：“刚我看见工作人员正在3、2、1的很用力的充满仪式感的拍摄，其实这很可能都没人看。”导演说：“怎么没人看？”罗胖接着说：“你看诗歌现在与什么联系在一起，是远方。”
确实，现在的诗歌变成了远方遥不可及的梦，现在是诗人的处境也是被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踩在脚下，切碎，剁烂。“没人看”是一种现实，别说是“诗歌”，“散文”也没人看，严肃小说也没人看。
作家在当下的社会里面临着多重的困境，写作的样式、生活的体验、题材的选择、创新的艰难、职业的危机、对社会的责任感的消解、意义的缺失等等，导致很多作品确实很精美，但是没有灵魂，没有激情，看不到作者内心的挣扎与精神世界的富足。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也通常是很无力的。
契诃夫在话剧《三姊妹》中调侃女人的阴晴不定时说；“女人啊，就是女人。”同样，我也在社会底层听到很多小人物感叹这个社会时的无奈地说道，“社会就是个这会，人就是个这儿。”话语背后省略的无奈与彷徨就是纪录片《我的诗篇》中要着力表现的内容。
纪录片以工人朗读自己诗歌的朗诵会穿插了工人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中的苦与乐。用6个工人业余坚持写诗歌的记录跟拍的形式向这个诗歌缺席的时代质问：“我的诗篇，那到底是谁的诗篇？”
叉车工人乌鸟鸟，服装女工人邬霞，煤业工人老井，矿井爆破工人陈年喜，外出打工工人彝族诗人吉克阿优、富士康自杀工人诗人许立志。用这6个人的工作与写诗串联，用他们的诗歌表现他们的生活，用他们困苦的生活反证着诗歌的崇高与信仰。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工人诗人老井，满脸黑土，头前有个大大的探照灯，眼镜背后的眼睛在说到诗歌时闪闪发亮，他说：“我没有什么信仰，我只是把诗歌当成了我的信仰。我想让地上的人知道我们地下的生活，让后来的人看到我的诗歌知道我们曾经的工作。这就是我写诗的目的。”
在地下650米挖煤的工人诗人老井如是说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叉车司机乌鸟鸟在南方人才市场，拿着自己的诗歌去寻求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时的应聘时的场景。“带着自己的诗歌去应聘”，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但是招聘者有一个老头谈论着马云，一个东北哥们谈论着钱与经济效益，一个南方女招聘者对乌鸟鸟说：“你的诗歌为什么总关注社会阴暗的一面呢，应该多关注美好的一面啊？”乌鸟鸟说：“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写了很多美好的东西，我要与众不同才能突出我的特色啊。”
最终乌鸟鸟的求职失败了。纪录片的最后，乌鸟鸟的孩子出生了，他也打算转行做一个杀猪匠。
乌鸟鸟为孩子剪脐带
当然，最震撼的莫过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在自杀前写了200多少诗歌表达自己苦闷的生活。他的诗歌的风格大都困窘潮湿，阴冷苦寒。记者采访他的家人，母亲泣不成声，父亲拉着悲戚的二胡，对于儿子写诗歌的事情他们家一无所知。父亲也理性分析道：“诗歌不能在当下有所成就，那得放在清朝科举制的时候，凭借诗歌走入仕途。”
许立志的父亲说的就是罗胖那个意思，根本没人看，诗歌在远方，我们离它太远。别说是写诗，现在读诗的人多吗？
我的中文系老师在课堂上说道：“我的教学宗旨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把你培养成作家批评家，而是努力使你成为一个好的读者。”于此，我想到我在听当代台湾美学推广学者蒋勋在两岸推广诗歌的魅力时说道：“能不能在一天漫长的24小时中留给自己18分钟的时间去读一首诗歌。”是的，“18分钟”！多么短暂，但是别说是读诗，就是读一本书在中国都是奢侈的。为什么很多作家喜欢到法国去，正如我的中文系老师说的那样，法国那个国家几乎人人都是一个好的读者。他们看到一本好书不亚于自己中了彩票一样。
蒋勋接着说：“我作为一个美学研究推广者，我自己最尴尬的时候就是问别人你写诗吗？他们都以为我疯了，然后我降低标准问道你还读诗吗的时候，他们认为我病得不轻。”这就是那句“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背后最深沉的忧伤。
如果要感谢一个诗人，我们真应该感谢那个发现余秀华诗歌的编辑以及一个充满诗意的农村女人余秀华坚持用残疾的手指艰难的输出着自己对这个世界诗意的看法。她引起的巨大轰动不亚于当年先锋派的小说，不亚于当年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规模。人人一时间将余秀华的诗歌当成一股清流刷爆了朋友圈里一些成功学、鸡汤文的世界。
可当《我的诗篇》在线下艰难的众筹时，并没有刷爆我的朋友圈，可能是我的那里人太少吧。
说回许立志，他生前的最后一条微博写到“新的一天”，他的微博条数定格在了“1000”条上。他话语背后的新的一天就是他的自杀。关于自杀，我曾不止多次的写过、议论过，它的意义究竟能带来自杀者本身多大的反抗与周遭轰动效应呢？答案是三分钟热度。当年的顾城上吊了，当年的海子卧轨了，当年的诗人风行着自杀的狂潮。就是那样的狂潮都没有极其太大的波澜，如今，富士康的员工因为高强度的工作而跳楼也只是引起些许唏嘘而已。
再往大了说，广州火车站砍人，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甘肃玉树地震等等事情，我们都早已记忆模糊，并不是说中国人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人类就是这样。文学里当年的诺亚方舟，耶稣临难，后来的人类与撒旦一起图谋，伪装成上帝的样子，做着猪狗不如的事情。
于此，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就是人类的未来，或许也真的是有冰块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大的发明，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我的公号命名为“吉普赛冰块”的缘故，我希望我的记忆可以凝固，但我在明知一切会虚无的情况下，仍然孜孜不倦的探索那羊皮卷的谜底，在这悖论里的人生踯躅前行着。
如此，这或许是每一个诗人与作家所必须经历的故事吧。像纪录片中的爆破工陈年喜，他的父亲常年瘫痪在床，没有低保，说道：“这种病只有等死了。”并且还悲愤地说道：“把这些写一些，发到网上。”
这后一句话最有意思。因为我也曾碰到过一个盲人按摩者，中年男人，早年发生冲突与人打架导致双目失明，多年奔走找政府为自己的工作安排无果，转而奔走为他儿子的工作安排也无果。所以就想把自己的事迹写一写发到网上。
当时我很同情，但是他这个境遇比陈年喜可好多了，比这个世界上很多失去自理能力，只能坐吃等死的人强多了。在如此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盲人按摩者的事迹甚至都比不上一个选秀歌手的身世。要想靠舆论予以关注，无异于痴人说梦。
若说反抗，短暂的反抗也是反抗，工人许立志的诗歌《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就是指的自己死后的一天，生前的他写下这首自己自杀死后的诗歌时的心境，比你得不到舆论的关注更加悲痛。你是否自杀这并不代表你是否懦弱，你对这个世界的抱怨当然也并代表这个世界会同情你几分。
许立志生前看的书
当我随着镜头随着打工的彝族诗人吉克阿优回到四川大凉山他的家乡时，那里人们的眼神令我记忆深刻。这眼神里充满着新奇，似乎带着一丝渴望。他的父亲佝偻着身躯蹲在水池边淘米的画面，简陋的土房屋外墙上的诗歌与直接写在墙上的对联，彝族人过年祭祀的仪式等等在7年都没有回家的吉克阿优眼里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哀伤。
还有在深圳服装厂打工的女工人诗人邬霞，其中她说自己对于“吊带裙”的热爱只为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厕所的窗户玻璃上看看自己穿上吊带裙的样子，在一个女人爱美的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里，她的衣着都是一副水桶一样的工服。相比于习惯了声光电色的城市青年们，这一个简单的愿望他们又怎么能体会的那么深切呢？
纪录片《我的诗篇》快结尾的时候，许立志的哥哥带着他弟弟的骨灰，于夕阳里的小船上念着他弟弟的诗歌《我弥留之际》，然后将骨灰洒向大海的仪式结束处，镜头一传，那个带着自己诗歌去招聘的叉车工人诗人乌鸟鸟的孩子出生了，他亲手剪下了脐带。
有人死，有人生。这或许就是这个世界最朴素的哲理了。只不过这哲理的背后附带着人们的血、泪和痕。
随着歌手蒋山唱着改编自工人诗人唐以洪的诗歌《退着回到故乡》结束了这一段充满着沉郁哀凉的纪录片。
记录片中的6位诗人的后续情况
于此，这《我的诗篇》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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