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世界是你，也是我，是一株野菊花。
精神棟樑
文｜洪和勝
這是寫一篇母親的文章。我從來沒有料到，觸動我寫母親的最直接的靈感，竟然是在醫院的手術室外；寫母親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如此地百感交集。
4天前的下午，一個胖胖的護士走進母親的病房對我們說：“24床，做手術了，就現在，趕快準備一下吧，將病號服換下，包括手錶在內的所有隨身物品，一律不能帶進手術室。”臨末，胖護士又大聲地朝我們喊了一聲：“別忘了，給病人戴上手套，這是她的身份證。”
我們知道，胖護士說的所謂手套，就是銘牌，一個像手錶帶般寬的塑料圈，上面寫著我母親的病床號、姓別、年齡、什麼病、手術位置等關鍵詞。
胖護士的命令簡潔、堅決，兄嫂們不敢有半點遲疑，紛紛用麻利的動作照辦了。隨即，大家推著母親的病床朝手術室走。
母親住的病房在A座三樓東邊，手術室在B座二樓西邊。
從三樓到二樓需要乘電梯。那天，醫院的電梯似乎特別慢。電梯轎廂在推進一張病床後，可容納的人數十分有限。兄嫂們改走樓梯下去。電梯裡只有母親、我和護工。
電梯到達二樓，門開了，護工拉著病床在前面走，我推著病床走在後面。此時，兄嫂們還沒有下來。
護工拉得很快，臉上沒有表情。這樣的場面她經歷得多，看慣了，習以為常。我臉色陰沉，表情沉重，內心焦急，步履匆匆。
A座到B座的二樓通道是相連的。路雖不遠，不到百米，可我感覺，這條通道異乎尋常地漫長、遙遠。一路上，除了聽到我清晰的腳步聲外，四周寂靜得可怕。漸漸地，我的心跳加快，思緒混亂，剎那間，許多不該有的聯想浮現在腦海中。
終於，到了B座二樓的最西邊。“手術室”三個字躍入眼裡，很是刺眼。
幾秒鐘，最多隻有幾秒鐘，手術室的門打開了。“24床，進來。”裡面的醫生高聲喊道。我們將病床推了進去。
此時，時間是下午2點15分。兄嫂們沒有到達，估計他們還在長長的通道上急速行走。
一名男護工推著一張狹小的床上來，對我母親說：“爬到這張床上來吧。”我一聽，心裡有些氣，想頂他一句：“病人要是自己能爬，還用得著急著做手術？”但我終究沒發火，只是婉轉地對那名男護工說：“不好意思，我母親神志模糊，已聽不懂你的話，她自己也動不了。”說著，我將兩手伸到母親的身子下面，試圖把她託到那張床上。但她的身子很沉，我託不動。這時，上來幾個人，好像還有大哥，我們一起將母親邊託邊抱，“搬”到了那張小床上。
小頃，一個穿手術衣的醫生拿著一張打印好的紙過來。“你是病人家屬嗎？”醫生問我。
“是的，我是她兒子。”
“那就請你在這上面籤個字吧。”醫生解釋道，做任何手術都是要病人家屬簽字的，這是例行公事。
我拿起筆，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感覺握筆的手有一點點顫抖，好像在籤一份生死狀。
簽了名，醫生說：“好了，你走吧，在外面等，萬一有什麼事我們叫你。”繼之，另一名醫護人員把母親推走了，推向另外一個房間。
從三樓到二樓，從病房到手術室，母親始終沒有說一句話，整個過程甚至連一點表情都沒有。顯然，她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走向何方、面臨什麼。她沒有一絲害怕、一點畏懼。那一刻，她靜靜地躺在床上，很安詳。
我目送著母親的床越推越遠，直至看不到床、看不到她的身影。
突然，我轉過身，拉開手術室的門，快速衝了出去。瞬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此時此刻，父親、哥哥、弟弟、嫂子們都齊聚在手術室外。上海、杭州的兩個妹妹長途跋涉，在來醫院的動車上憂心如焚、歸心似箭。
母親生活在一個叫金清的鎮子上。20多天前的一個早上，母親坐黃包車到公共汽車臨時停靠站，準備在那裡換乘公交車，去路橋為父親買藥。當黃包車經過十字路口時，與迎面而來的一輛皮卡上相撞了，慘劇頓時發生。母親身子前傾，前腦著地，血流如注。
當時，母親的神志較為清楚。僅僅幾分鐘後，她昏迷了。
母親被緊急送到當地醫院搶救。醫生說，顱內出血，需要立即開刀做手術，否則危及生命。醫護人員把母親的頭髮剃光，準備做手術了，卻又說，像開顱這樣的手術還是轉到市裡大一點的醫院做比較保險。
在市中心醫院，醫生的意見與金清醫院有很大不同。這裡的醫生說，顱內出血是肯定的，但量不是很多，出血速度不是很快，可以不必立即開刀，待觀察一段時間再作決定。
這一觀察就是整整20天。在這段日子裡，母親額角、臉上的浮腫日漸消退，神志越來越清晰，喜歡說話，聲音很響。大家心裡暗暗高興，以為上蒼有眼，母親顱內出血已經完成止住了，不久就能康復出院。
但轉眼間情況逆轉。母親的笑容逐漸消失，說話越來越少，眼睛無神。再後來，她的眼神變得異樣，連兒子、兒媳也認不出來了。
最先發現這一症狀的是弟媳婦。她感覺母親越來越不對勁，就跑去問醫生，醫生說，那就拍個CT吧。片拍了，結果讓大家很驚訝。醫生指著片說，血沒止住，血腫正在擠壓顱腦，壓迫神經，造成病人神志不清。
“哪怎麼辦？”我們急切地問。
“做手術，越快越好！”醫生乾脆地說。
給母親看病的主治醫生是位年紀不大的神經外科主任，姓徐，態度比較友好。在回答“手術有沒有風險，風險到底有多大”兩個問題時，徐主任說，從理論上講，大多手術都是有風險的，何況是大腦手術。
徐主任給我們介紹了兩種手術方案。一種是開顱，把顱內血水全部清除；另一種是在頭顱上打一個洞，將血水引流出來。他說，病人是個80歲高齡的老太婆，做開顱這樣的大手術，手術室進去了，能不能出得來很能說。打洞是小手術，風險要小得多。
“不做手術行嗎？”我們試探著問。
“不行。隨著出血量的增多，腦內血水越積越多，要不了多久，病人的瞳孔會放大，隨時有生命危險。”徐主任說。
大哥、弟弟、弟媳婦與在外地的兩個妹妹用電話、微信時刻保持著聯繫。他們將母親的情況及時反饋給她們。
心裡最焦急的，恐怕是上海的妹妹了。她反覆諮詢上海華山醫院、長征醫院的專家，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以下幾下方面：要不要給母親做手術，在哪裡做，請誰做，什麼時候做，開顱還是打洞，兩種手術的風險究竟有多大，後遺症有哪些。
結合上海、台州兩地醫院的多名專家建議，綜合利弊，27日中午，我們作出最終決定：聽醫生的話，立即做打洞手術。
從決定做手術，到母親被推進手術室，只有兩個多小時。這點時間，大家的心理還沒作好充分的準備？
因此，在手術室外，我煩躁不安，心神不寧，思緒萬千。
母親出生於一個家底較為殷實的小商家庭。早年，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外公，在一個鎮子上開酒坊。酒坊自己釀酒，也賣酒，批零兼營。據說，由於外公釀的酒地道，口感醇香，加上他為人實在，買賣公平，從不在酒中摻水、不短斤缺兩，老主顧鞏固，新客源不斷，生意不錯，日子過得有滋有潤，完全不必為生計發愁。
也許是家境富裕的緣故，不是十分開明的外公，把他的3個子女都送去上學，接受新文化、新理念的教育。母親的姐姐，我叫她姨媽，是個品學兼優的人。母親曾自豪地跟我說起過姨媽是如何如何的有學問。說：“你姨媽啊，能用英文將孫文遺囑背下來。”我聽後，頓時肅然起敬，心想，那個時候，在一個小縣城裡，能有幾個小女子知道孫中山的遺囑，而且還能用英文背出？
母親初中畢業。和我姨媽一樣，長得極標緻。她沒有告訴過我，她和我父親是怎麼相識，怎麼走在一起的。
母親育有6個子女，我只知道她一生含辛茹苦，把我們養大。我還知道，母親嫁給父親後，她的基本職責就是相夫教子，讓丈夫滿意，讓子女成人。
這期間，她既要為全家人的生計操勞，還要精心照料父親的飲食起居，可謂嘔心瀝血，費盡心思。直至今年，母親虛歲80，還沒有享過幾天清福。如今，又遇車禍，橫遭劫難，吉凶未卜，上帝也太不公平了！
早年，父親的工資不高，母親的月薪更低，只有幾十元。全家有9張口，哪個人都不能餓著。怎麼辦？母親只好省吃儉用，一分錢掰成兩分用。這一節儉的傳統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
事實上，對於一個人丁興旺之家，光靠省吃儉用，往往難以為繼，最好的辦法是開源節流。
在6個兄妹中，我是老三，前面是大哥和二哥。因為我們都是男孩，又比後面的兄妹年齡要大，所以母親儘可能把我們派上用場，賺點錢，貼補家用。
記憶中，我最早開始賺錢的年齡只有八九歲。
那時，我們住在金清鎮，家門口是一條小街。這條街叫半邊街，不長，從街南到街北，不過四五十米。我們家在街的西面，街的東面是一口水塘，沒有房子。為什麼街名取得這麼奇怪，我雖沒有考證過，但也能猜測出個大概，估計是一邊有房一邊沒有房、像街又不像街的緣故。
半邊街上沒有一家店鋪，是條名副其實的冷街。
小鎮每10天有4個集市日，逢農曆一、六、四、九開市。集市日，鎮上熱鬧得很，除半邊街外，幾乎所有的街道都人來人往，摩肩接踵，吆喝聲此起彼落。
半邊街上也有經商的，這就是鄉下人來這裡賣餵豬、喂牛、喂兔的草。
賣草的，大多是些孩子。他們頭一天到田野上刈來青草，集市日一大早起床，用擔挑著，趕到鎮上賣。也有當天天不亮去刈草的。這樣的草水靈，比頭天刈的更為碧綠鮮嫩。但因為要趕上集市，當天刈的草數量一般較少，孩子們都是將草盛在大竹籃子裡，再用手挎到集市上。
賣草的人不帶秤，他們在半邊街的房簷下將草擔、草筐、草籃一字排開，等待買主光顧。當買賣雙方談好價格後，有人專門給他們稱草，再由賣方付給稱草的人一定報酬。當地人將這種報酬稱作“重鈿”，按時下的話來說，叫勞務費。
每行有行規，稱草行業是壟斷的，不是半邊街上的人，不能插手。即使是半邊街的人，也只能稱擺在你家門前的草，不許越位。我住在半邊街，當然有資格稱草賺重鈿，但我遵守行規，不會到別人家門前稱草。
稱草不用費力，卻要用腦。
大凡賣草或買草的人，都不太會算賬。比如，一斤草3分半，46.7斤草是多少錢，這樣的計算就由稱草的人來完成。我腦袋瓜不錯，稱了草，要不了半分鐘，就能準確報出數字。一般情況下，像上面這筆買賣，我能收2到3分重鈿。如果運氣好的話，一個集市日，所收重鈿有三四角錢之多，最少也能超過一角。日積月累，收入可觀。
重鈿所得，不用交給父母，由我自己保管。我不會亂花錢。至今記得，我用重鈿付過兩個學期的學費，買過一支4角多錢的鋼筆和幾本練習簿、幾支鉛筆。這實際上等於為母親省了一點開支。
鎮上的每個集市，都是半天，而半邊街的集市只個把小時就散了。稱了草，我剛好趕上上學的時間。那時，我大概是上小學二年級，因為擁有一支同年級段學生很少有的鋼筆，我感到格外興奮，經常拿出鋼筆，故意在同學們前面晃來晃去，引得不少人很是嫉妒。
後來，我還和大哥、二哥他們一起，賣過棒冰、橘子。
棒冰的箱子是母親還是父親做的，我記不起來了。母親給我們本錢，我們去批發。紅棗、綠豆棒冰批發價4分一支，我們賣5分。什麼都不放的，叫香蕉棒冰，批發價3分一支，賣4分，一支賺1分。每次，我們不批發整箱，半箱就夠了，一是擔心賣不完，虧本；二是整箱太沉，兄弟倆扛不動。
賣棒冰都在酷暑，正是農忙季節。批來棒冰後，用一塊舊棉絮裹好，關上箱蓋，我和大哥或二哥，要麼是大哥和二哥用一根竹槓扛到鄉下賣。在田頭，我們大聲吆喝：“賣棒冰羅賣棒冰，紅棗棒冰味道好，綠豆棒冰透心涼，香蕉棒冰噴噴香……”
半箱棒冰雖不是很沉，但對於瘦弱的我來說，用稚嫩的肩膀從鎮上扛到鄉下，無疑是個重負。大哥大我4歲，扛棒冰箱時，他在後頭，我在前頭。他很照顧我，總是將系在棒冰箱上的繩子往他這邊多挪些。大哥的個子高出我一大截，走著走著，繩子就會慢慢地往前滑。大哥見狀，就使勁把繩子向他這頭移。如此反覆多次，後來，他乾脆將繩子儘可能地挪到自己這頭，並用手緊緊抓住繩子，使之不能移動。這樣一來，我的負擔是輕了，但苦了大哥，因為繩子拉得太近，他的膝蓋常常碰到箱子，走路十分不便。
那時候的橘子要憑票購買。一張橘票買一斤，一斤橘子國家牌價1角3分。
市面上也能買到橘子，但價格貴得多，要賣到2角左右一斤。
一個橘季，每個居民可分到三四張橘票，像我們這樣一個多人口家庭，能分到幾十張橘票。許多家庭不捨得吃橘子，就把橘票賣了。一張橘票能賣2到3分錢。
母親讓我們做的生意是，向人家買來橘票，再憑票買橘子，然後將橘子抬到鄉下賣，賺取差價。這樣，一個橘季下來，也能賺個10來元甚至20來元錢。
印象最深刻的是賣茴香豆。不知母親從哪裡學得一手煮茴香豆的手藝，忽一日，她煮了一鍋噴香的茴香豆，讓我們幾個兄妹用紙包成如今的蛋筒冰淇淋狀，拿到電影院門口賣。
茴香豆包分兩種規格，大包賣5分，小包賣3分。電影開場前半小時，我們就在影院門口擺好了攤。隨著電影開場時間的越來越近，觀眾會越來越多，賣茴香豆的人常常蜂擁而至，將我們的攤子圍得水洩不通，生意忙得難以招架。
多次出現這樣的情況，離電影正式開場還有一段時間，我們的茴香豆就快賣完了。於是，我或哥哥會急急忙忙跑回家拿貨。好在我們家距電影院不遠，只有幾百米的路，一刻鐘能跑個來回。
那時不像現在，看電影的人多，好像也沒有什麼市場管理，電影院前誰都可以設攤買賣。有時，一個晚上要放兩場電影，一些特別好的電影，一晚甚至要連放3場。
生意最好的是電影開場前。開場後，人沒有了，生意就沒有了。
為了儘可能多賺點錢，母親會讓我們在影院門口等下一場電影，甚至等第三場電影。直至最後一場電影開場了，我們才回家。
電影院門口幾乎沒有任何建築物。在等下一場電影的過程中，夏天還好，冬天，北風吹來，發出呼呼的聲音，我們將衣領豎起來，頭縮進裡面，腳在地上拼命地跺著，還是凍得瑟瑟發抖。但想到今天有好幾場電影，賺的錢比往日多，心裡還是挺高興的，也就不覺得那麼苦了。
與賣茴香豆比較，我更喜歡包茴香豆。包豆子時，母親和我們一起圍坐著一張大方桌子，實行流水作業，一個人負責數豆子，大包幾顆小包幾顆不能搞錯，數好後，一堆一堆放好，由其他人包。白熾燈泡在頭頂掛著，大家一邊談天說地，一邊包著豆子。母親說，吃吧，大家都吃幾顆。我們就吃了，抓起一顆，往嘴裡一送，慢慢地嚼，細細地咽，感覺茴香豆真香。大哥頑皮，將一顆豆往高處一拋，脖子一仰，張開大嘴巴，只見那豆子不偏不倚，正好落進他的口中，引得我們幾個兄妹好生羨慕。
在我們小時候做過的所有生意中，賣茴香豆的時間持續最長，估計也是利潤最好、賺錢最多的一項生意。
賣茴香豆的日子裡，家裡的經濟壓力明顯減輕。我感覺到，母親的臉上多了幾分笑容，心情開朗了不少。
家窮人多，母親總是精打細算地過日子。
我很少穿過新衣服，即便是過年的衣服，也是打著補釘。但有一次過年，我穿上了新褲子，心裡那個美啊，至今記憶猶新。
父親在醫院工作。醫院裡有中藥房，中藥房從外面採購的藥材，大多裝在一種用白色粗布做的袋子裡。我那條新褲子就是用這種裝中藥材的白色粗布做成的。
我記得很清楚，母親先是將幾個粗布袋子清洗乾淨，曬乾，拆開線，用染料染成黑色，再曬乾，然後把布平鋪在桌子上，用粉筆在上面畫上褲樣，裁剪。接下來，母親坐在蝴蝶牌縫紉機前，不用幾刻鐘，一條嶄新的褲子做好了。“給你的，過年時穿。”母親說。
當時，離過年還有好幾個月，我一直捨不得提前穿。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我才從箱子裡拿出這條疊得整整齊齊的新褲子，與過年要穿的衣服一起放在床頭。初一早上，我把新褲子穿上，在屋子裡走了一圈，頓時，彷彿連整個人都精神了無數。
母親和父親結婚，大約有60個年頭了。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裡，母親一直陪伴在父親身邊，不離不棄，相廝相守。除了6個子女，母親將全部的年華和全部的愛都獻給了她的丈夫。可以這麼說，假如沒有母親，父親不可能活到現在。
這麼多年，父親很少洗衣、洗碗，更沒見過他買菜、做飯。他是個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人。母親差不多包攬了家務，悉心照料父親。
進入老年後，父親患有多種慢性疾病，長年吃藥。他三天兩頭開出藥單，讓母親替他四處買藥。母親這次車禍，就是在為他買藥的路上發生的。
父親是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很少換位思考，很少體諒別人。以前，他性格暴戾，母親做好飯菜，他時常嫌鹹嫌淡，嫌不好吃；稍不如意，就出粗口，大發脾氣。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他也會動手打母親，而且下手往往很重，母親的身子常常被打得瘀青、發黑，曠日不褪。父親還多次揚言跟母親離婚。五六年前，那時，父親已是年近八旬的人了，還逼著母親非要到民政部門離婚不可。
記得四五前年的一個晚上，母親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電話中，母親泣不成聲，用極悲愴的聲音告訴我說，那天，父親又發無名火了，又打她了，父親還說，這事沒完，明天再作理論。
我聽了，十分憤怒。我不知道“這事”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還要作怎樣的“理論”，但我下了決心，要是父親敢在我的眼前再動母親一個指頭，我寧可背不孝、忤逆的罪名，也會毫不客氣地打他幾個耳光。
第二天早上，我趕到家裡，事態卻已經基本平息。母親見我怒氣衝衝，用目光暗示我不要提及昨天的事，我只得作罷。
其實，無論父親和母親，都是平常人。既然如此，兩人就得以平常心相待，都要互相包容，互相珍惜這麼多年共同度過的艱苦歲月。但我的父親，我對他真的感到很陌生，他只曉得人家應該怎樣待他，一點都不反思自己對別人又是如何，更不用說願與母親風雨同舟、相濡以沫了。
就在母親這次突發車禍、生死攸關，需要從金清醫院緊急轉到市中心醫院搶救的危急關頭，二哥到家裡接父親一起去。父親聽了，心裡非但沒有焦急之情，還在家裡不緊不慢地配他自己的藥。他說，出門了，藥不帶足不行。這一配，就是3個多小時。
當時間與生命在賽跑時，分分秒秒都彌足珍貴。
3個多小時是如此地漫長，足以讓人挺不住生死考驗，倒在陰陽界上，永遠離親人而去。
父親一輩子在醫院工作，類似例子，他應該見得多，聽得也多；這樣的常識，他不會不知道。
母親住院期間，父親多次要兒子、媳婦陪著，到醫院、藥店給自己買藥。母親被送進手術室開刀的那天下午，他又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買藥上。
當然，父親不是大夫，他即使在，也起不了半點作用。但母親是在做手術啊，吉凶難料，他得的是什麼樣的急病，非得此時此刻去看？
經歷了這次劫難，母親知道，即使康復出院，身子也會大不如從前。她說：“我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大不了一走了之。我最牽掛的是你父親，他這個樣子，叫我怎麼放心得下？”
母親的心，父親似乎永遠不懂；父親的心，好像總是有點冷，冷得讓人無法相信。
前些天，父親又提及母親的不是。說著說著，父親開始傷心起來，感到很是委曲，慢慢地，眼淚流出來了，聲音有些哽咽。他說，“我都病成這樣了，她還這樣對我，這日子過得實在沒意思。”父親還說，如果沒有她，自己也能料理，早餐吃麵包，中餐吃零食，晚餐到街上買點吃，活得自由自在。
父親說的“她”，指的是我母親。顯然，他對我母親很不滿意，有積怨，認為母親不理解他，待他不夠好，照顧得還不夠體貼。
父親說這話時，母親在醫院裡躺著。醫生說，病人顱內還有積血，能否完全康復很難說。就算康復了，會不會復發，是個未知數。根據目前的症狀，極有可能誘發癲癇病，今後恐怕都需要家人精心照顧了。
父親的這番話，好在母親聽不見。要是聽見了，我想，她也不會過多地往心裡去。因為，這麼多年，類似這樣的話，父親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母親聽得多了。
可這次不不同，母親還處在劫難之中，我的父親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
這涉及到品行問題！
母親和父親的品行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一個人的心裡裝著對方，一個人的心裡只有自己。
知父莫若子。對於父親，我太瞭解了。對他的所作所為，早在多年前，我就在心裡暗暗起誓：理解他，原諒他。因為，他是生我養我的父親；因為，他畢竟老了。
我是這樣想的，也努力這樣去做。
小時候，父親多次逼我給他下跪。多年後，我曾經，也是唯一的一次，主動跪在他面前。
這是十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我也早為人夫人父了。我主動給他下跪，不是因為自己，而是因為母親。我對他說：“夫妻是平等的。母親不容易。我只求你一件事，尊重她，善待她，和她平等、和睦相處。你要是做到這點，我就敬你，孝順你，做你的孝子。”
說這話時，我沒有流淚，表面平靜，但很動容，內心波瀾起伏。
那天的情景，我記得太真切了。父親聽了我的話，臉上露出一絲淡淡的、蔑視的笑意，什麼都沒說。
這絲笑意蘊含著許多內容，清晰地暴露出父親的本性，深深地刺痛了我。“父親”的形象再一次在我的心裡轟然倒塌。
從此，對父親的所作所為，我還是一如既往地理解他，原諒他，但我的心冷了，父子之間的感情漸行漸遠。
古人云，聽其言，還得觀其行。進入晚年後，父親對母親的打罵明顯少了。可一系列事實表明，這並不等於他回心轉意，洗心革面，而是他罵不動了，打不動了。
手術室是個充滿神秘、令人擔憂的地方，裡面很大，有許多張手術檯。手術室外，有成群成群的人。那天，肯定有許多人在做手術，接受生與死的考驗。
手術室外的人群，身份不同，表情各異，但等待的心情大致相似，總是擔心、焦慮、緊張，甚至害怕。有病人陸續從手術室裡推出，幾乎所有的家屬立即一擁而上，待發現推出的病人不是自己的親人時，即默默退下，繼續等待。
我們一家子夾雜在人群中，也在經歷著等待過程的心靈煎熬。
手術室外的人越來越少，直到最後，差不多隻剩下我們家的人了，我在想，母親的手術也該快了。
果然，4點30分左右，手術室的大門忽然打開。“24號家屬，手術做好了。”醫生高聲喊道。
瞬間，大家將母親的病床圍住了，都想在第一時間看看母親的反映。
“媽媽，哪裡有不舒服嗎？”“你現在的感覺怎樣？”“我叫什麼名字？”“認得出我是誰嗎？”……大家七嘴八舌，問個不停。
可是，母親的嘴巴緊閉，沒有回答一個字。她只用眼睛在大家身上掃了掃，就盯著某一個地方不動了，眼神迷離、恍惚。
醫生說，手術比較成功，因為全身麻醉，病人還處在半昏迷狀態，完全恢復清醒的過程需要數個小時。
母親遭遇車禍，牽動了所有親人的心。大哥和二哥幾乎每天在家裡與醫院之間來回跑。二嫂隔三差五燒些可口的東西，為母親改善伙食。杭州的妹妹通過電話、微信，實時瞭解病情，她的心情隨著母親病情的變化而變化，憂慮、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最讓我感慨的是弟弟、弟媳婦和上海的妹妹。
弟媳婦是個中學教師，功課排得很滿。自己還辦著一個班，業餘要教學生美術。她有一個女兒，正在讀小學六年級，早晚要接送，要管飯。她的忙可想而知。母親住院後，父親住在她家。即便是如此之忙，弟媳婦除了做好父親的一日三餐外，每天和丈夫一起必到醫院探望，並將母親的病況在第一時間用微信發出，以免家人牽掛。
上海的妹妹因為路遠，無法每日陪伴在母親身邊。她和杭州的妹妹一樣，都有自己的職業，兩人在3個星期之內，就來了3次，每次都是好幾天，已經很不容易了。但相比於其他兄妹，上海的妹妹對母親的愛似乎更加強烈，對母親的關心似乎更加熱切，對母親的擔憂似乎更加揪心，對母親的呵護似乎更加細膩，對母親的照料似乎更加體貼，對母親的治療方案、病情康復趨勢、家人需注意事項等，似乎考慮得更加全面更加周到……
在母親身邊，上海的妹妹總是柔聲柔氣、輕言細語，體已的話說個沒完。她還時常坐在母親的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為母親揉腳。每當這時，母親嘴上雖沒說什麼，但我知道，母親的心裡感覺特別溫暖。
不僅兄妹們關心母親，遠在重洋的妹夫、侄子也時刻關注著母親的安危，都在美國為母親祝福。
弟弟幽默，發了一條微信說：“媽媽的健康牽動著中美兩國人民的心，大家現在可以鬆一口氣了。”微信顯示，發這條微信的確切時間是11月27日下午4點35分。此時，母親手術成功，被推出手術室僅僅幾分鐘。
今天是11月30日，母親術後第四天。正如醫生所料，母親神志一日比一日清醒，話語又開始多起來了，臉上也現出了少許紅暈。醫生說，病人恢復情況不錯，但顱內還有積血，要引流掉，引流不完的，需要通過皮膚才能吸收，整個時間會較長。顱內是否還在出血，要待過幾天重新拍片才能看出。至於今後能否恢復如初，眼下不好下定論。一句話，家屬要多觀察病人的一舉一動，特別是神志方面，不能掉以輕心。
為了我們的家，母親操勞一生，辛苦一生，付出了太多太多，我們銘記在心。
入夜，窗外的雨下得很大，北風呼嘯。氣象預報，從今天起，一場橫掃全國的強冷空氣正在迅速東移南下，明天開始，浙東南地區進入寒冷的冬季。
城市籠罩在悽風冷雨之中。母親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我佇立在窗前，雙手合十，向著母親住的醫院遙望。
此刻，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經入睡，也不知道她今夜是否會做夢。我在想，如果母親有夢的話，一定會夢見她的兒女們正在為她虔誠地祈禱，都希望她能早日走出醫院，走過這個寒冷的冬季，走進春天裡，年復一年地沐浴著明媚的春光。
因為母親在，家就在。母親是全家人的精神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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