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莎普爱思火了，但是不知道为何火又烧到了中医药身上。以“丁香园”、“欧茜医生”为代表的知名微信公众号开始公然诋毁中医药，一时间，仿佛大战将至。本刊记者在去年对话中医文献学家柳长华等人，探讨了“中医药需要怎样的衡量标准”这一课题，特在此时发出，希望能帮助读者做出理性判断。（本文首发于中国药店杂志2016年7月刊，本次推送对文章受访者现今可能的职务变化未做核实，特此说明） 中医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本是无可争议的瑰宝，但是近百年来，其存废之争不断，发展方向迷茫。 究竟是该以继承为主，还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究竟古籍是标准，还是成分、含量才是金科玉律？ 传统文化的失落导致标准迷失 目前，我国的药典、部颁标准等对中成药、饮片的质量是否合格都是以某种或某几种成分的含量来判定的，对此，部分老字号厂家深感无奈。 那为什么人们总希望用科学的、量化的标准去“规范”中医？ “中医学所使用的是传统的语言和文字，这些语言和中医知识是密切相关的。民国以前，蒙童都十分了解这种语言，了解这些文化，所以他们长大以后对中医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更不会去想用科学的语言来解释中医。”柳长华说，“民国以来，现代思潮和观念使得民众对传统不信任、质疑，觉得中医要发展的话应该像现代医学那样有标准、有规范，这话听起来十分有道理，很能迷惑人。一种学问、一个门类的知识，从创造、发生、发展以至于被记载下来，记载它的语言和这种知识是有内在联系的，比如说，中医用英语永远理解不了。在我们的汉语言都被质疑的大环境下，中医文化自然就会被认为是说不清的，是不科学的。” 标准应该由传统文化来制定 那么，传统中医药就是无标准的吗？非也。要想搞清楚标准问题，先要探究一下中医药的生产力问题。 中医药生产力的核心是中医药的生命观、疾病观、药物观等与之相关的各种诊疗技术，这些东西是文化层面的东西，它不可能形成科技生产力。而这种文化生产力是最根本的，是最值得关注的。“我们不能把成分作为衡量饮片和成药的标准，我们一旦不用成分作标准，那就有文化的标准、传统的标准，这个标准只有我国能够制定。”柳长华说，“这些年，国际社会上推动非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知识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这些和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密切相关，都是很核心、要害的问题。非遗保护的宗旨就一句话：体现尊重。你不是我这个民族的，就不要对我们指手画脚，如果总是说中药成分不明确，说中药有毒，那就是不尊重，就是一种贬损，是非遗保护所不允许的。” 传承就是标准，继承就是创新 众所周知，中国的中药老字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果说它没有标准，没有规范，不安全，无效，它能活三百年、五百年吗？柳长华指出，历代官修的本草著作，都是中药的标准。“我们一代代通过师傅带徒弟，爸爸教儿子，传承着这种绝活，这些传承就是标准。因为中医药文化是究天人之际的文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历史，天不变道亦不变，两千年前的经方现在依然非常有效。” 虽然缺乏条文来规范、保障，但是在各个老字号中成药厂以及一些饮片厂，药工一辈辈的传承仍在默默地延续着。据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那春生介绍，在广誉远的药工拜师仪式上，师傅会问这样一句话：“炮制熟地要九蒸九晒，少一道工序折寿十年，你还愿意拜师吗？”“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性味反失”，古法炮制可谓精益求精。 柳长华说：“以前总说在继承基础上创新，但是一年年下来，大家还是觉得继承不足，还是在讲中医西化。现在我想通了，并非在继承基础上创新，而是继承就是创新，只要继承了，创新也就在其中了。为什么呢？这又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特有的文化形态上来，回到它文化传承的固有需求上来，核心问题是什么？人。人是中医药创新的核心元素和核心动力，一旦知识和文化被一群人继承下来的时候，创新也就在其中了，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祥刚举了一个例子：某中成药按照组方要求，应该投料3克香附，但是这样做的话，成分含量无法达到标准。如果想达到成分含量标准，至少要投料10克香附，但这样做出来的药应以假药论处，因为它没有按照组方来投料。这就是成分含量标准所带来的尴尬，同时也反映出目前中药饮片种植、炮制等环节可能存在问题。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原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华国医药文化合作组织主席柳长华指出，这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失落造成的。
换句话说，大的文化环境和哲学根基决定了民众对中医的接受程度。
既然从民国以来，由于民众对传统文化了解不足导致了中医出现存废之争、科学与否之辩论，那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小学入手为民众补课呢？中医药文化能否写入中小学教材呢？
“能否写入中小学教材的问题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认识问题。”柳长华说，“写入肯定是好事，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推不动？实话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中医药文化还没有真正理解。”
柳长华指出，政府提倡繁荣和发展文化指的是什么文化？文化是多样性的，是意识形态的，是上层建筑，是信仰，是世界观和价值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文化问题很尖锐，不是一个温和的话题。”柳长华直言，“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教材的问题实际上是文化冲突的问题。近百年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始终在走下坡路，西方的科技把他们的文化带了过来，无孔不入。”
柳长华指出，中医药具有生产力，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生产力，比如医院、药厂等等，这些都离不开科技；另外一种生产力是本身中医药文化所具有的生产力，这种本真的、原生的、文化的、内在的东西具有生产性，这种文化的生产力与医学的特性密切相关。文化生产力才是我们的长项，是我们有的别人没有的，科技带来的中医药的生产力，国外也可以做，而且还容易比我们做得好。
“为什么政府提出要繁荣和发展文化？因为文化具有生产力，文化不是软实力，是硬实力。创新的知识具有生产力，传统的知识同样具有生产力。传统的知识没有知识产权去保护，所以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柳长华说。
柳长华认为，文化是中医药的第一生产力。“关于中医走向国际，过去有个误区，认为制度和标准上要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没法接轨。”柳长华说，“外国人说，中国的中药凭什么让我们给制定标准，他们说可以贸易自由，只要有人买，我们就进口，我们就执行你们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回归自己的传统标准，制定传统标准，只有这样的标准才能体现中医中药真实、可靠、原本的一面。而且，只有这样的标准才是只有我们能制定的，其他国家是不能制定的。只有制定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形成我们国家的利益保障。让别的国家立法来承认中医中药有些强人所难，一定要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确保我们的利益。”
柳长华表示，我们面临着如何解放中医药文化生产力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一些标准、制度、法律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钟祥刚指出，目前中医的师承已经有了条文来保障和规范，但是药工的师承还缺乏制度保障。这可以说就是制度没有匹配上发展的一个例子。 
柳长华认为，师带徒是一个表面现象，师带徒的合理性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固有方式，这种以耳提面命为主、读书自学为辅的方式是不可能被取代的，是所有传统文化通用的传承方式。“文献一词现在用窄了，文乃文章、典籍，献是有才学的人，也就是说传承一方面需要文章，另外还需要有才学的人。中国人有强烈的师徒授受的观念，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把自己全部的学问教给学生。为什么中国人会不遗余力地把知识记载下来、传授下去？因为中国人认为学问乃天下之公器。”
近日莎普爱思火了，但是不知道为何火又烧到了中医药身上。以“丁香园”、“欧茜医生”为代表的知名微信公众号开始公然诋毁中医药，一时间，仿佛大战将至。本刊记者在去年对话中医文献学家柳长华等人，探讨了“中医药需要怎样的衡量标准”这一课题，特在此时发出，希望能帮助读者做出理性判断。（本文首发于中国药店杂志2016年7月刊，本次推送对文章受访者现今可能的职务变化未做核实，特此说明）
中医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本是无可争议的瑰宝，但是近百年来，其存废之争不断，发展方向迷茫。
究竟是该以继承为主，还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究竟古籍是标准，还是成分、含量才是金科玉律？
传统文化的失落导致标准迷失
目前，我国的药典、部颁标准等对中成药、饮片的质量是否合格都是以某种或某几种成分的含量来判定的，对此，部分老字号厂家深感无奈。
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祥刚举了一个例子：某中成药按照组方要求，应该投料3克香附，但是这样做的话，成分含量无法达到标准。如果想达到成分含量标准，至少要投料10克香附，但这样做出来的药应以假药论处，因为它没有按照组方来投料。这就是成分含量标准所带来的尴尬，同时也反映出目前中药饮片种植、炮制等环节可能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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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人们总希望用科学的、量化的标准去“规范”中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原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华国医药文化合作组织主席柳长华指出，这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失落造成的。
“中医学所使用的是传统的语言和文字，这些语言和中医知识是密切相关的。民国以前，蒙童都十分了解这种语言，了解这些文化，所以他们长大以后对中医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更不会去想用科学的语言来解释中医。”柳长华说，“民国以来，现代思潮和观念使得民众对传统不信任、质疑，觉得中医要发展的话应该像现代医学那样有标准、有规范，这话听起来十分有道理，很能迷惑人。一种学问、一个门类的知识，从创造、发生、发展以至于被记载下来，记载它的语言和这种知识是有内在联系的，比如说，中医用英语永远理解不了。在我们的汉语言都被质疑的大环境下，中医文化自然就会被认为是说不清的，是不科学的。”
换句话说，大的文化环境和哲学根基决定了民众对中医的接受程度。
既然从民国以来，由于民众对传统文化了解不足导致了中医出现存废之争、科学与否之辩论，那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小学入手为民众补课呢？中医药文化能否写入中小学教材呢？
“能否写入中小学教材的问题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认识问题。”柳长华说，“写入肯定是好事，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推不动？实话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中医药文化还没有真正理解。”
柳长华指出，政府提倡繁荣和发展文化指的是什么文化？文化是多样性的，是意识形态的，是上层建筑，是信仰，是世界观和价值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文化问题很尖锐，不是一个温和的话题。”柳长华直言，“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教材的问题实际上是文化冲突的问题。近百年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始终在走下坡路，西方的科技把他们的文化带了过来，无孔不入。”
标准应该由传统文化来制定
那么，传统中医药就是无标准的吗？非也。要想搞清楚标准问题，先要探究一下中医药的生产力问题。
柳长华指出，中医药具有生产力，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生产力，比如医院、药厂等等，这些都离不开科技；另外一种生产力是本身中医药文化所具有的生产力，这种本真的、原生的、文化的、内在的东西具有生产性，这种文化的生产力与医学的特性密切相关。文化生产力才是我们的长项，是我们有的别人没有的，科技带来的中医药的生产力，国外也可以做，而且还容易比我们做得好。
“为什么政府提出要繁荣和发展文化？因为文化具有生产力，文化不是软实力，是硬实力。创新的知识具有生产力，传统的知识同样具有生产力。传统的知识没有知识产权去保护，所以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柳长华说。
中医药生产力的核心是中医药的生命观、疾病观、药物观等与之相关的各种诊疗技术，这些东西是文化层面的东西，它不可能形成科技生产力。而这种文化生产力是最根本的，是最值得关注的。“我们不能把成分作为衡量饮片和成药的标准，我们一旦不用成分作标准，那就有文化的标准、传统的标准，这个标准只有我国能够制定。”柳长华说，“这些年，国际社会上推动非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知识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这些和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密切相关，都是很核心、要害的问题。非遗保护的宗旨就一句话：体现尊重。你不是我这个民族的，就不要对我们指手画脚，如果总是说中药成分不明确，说中药有毒，那就是不尊重，就是一种贬损，是非遗保护所不允许的。”
柳长华认为，文化是中医药的第一生产力。“关于中医走向国际，过去有个误区，认为制度和标准上要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没法接轨。”柳长华说，“外国人说，中国的中药凭什么让我们给制定标准，他们说可以贸易自由，只要有人买，我们就进口，我们就执行你们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回归自己的传统标准，制定传统标准，只有这样的标准才能体现中医中药真实、可靠、原本的一面。而且，只有这样的标准才是只有我们能制定的，其他国家是不能制定的。只有制定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形成我们国家的利益保障。让别的国家立法来承认中医中药有些强人所难，一定要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确保我们的利益。”
传承就是标准，继承就是创新
众所周知，中国的中药老字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果说它没有标准，没有规范，不安全，无效，它能活三百年、五百年吗？柳长华指出，历代官修的本草著作，都是中药的标准。“我们一代代通过师傅带徒弟，爸爸教儿子，传承着这种绝活，这些传承就是标准。因为中医药文化是究天人之际的文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历史，天不变道亦不变，两千年前的经方现在依然非常有效。”
柳长华表示，我们面临着如何解放中医药文化生产力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一些标准、制度、法律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钟祥刚指出，目前中医的师承已经有了条文来保障和规范，但是药工的师承还缺乏制度保障。这可以说就是制度没有匹配上发展的一个例子。
虽然缺乏条文来规范、保障，但是在各个老字号中成药厂以及一些饮片厂，药工一辈辈的传承仍在默默地延续着。据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那春生介绍，在广誉远的药工拜师仪式上，师傅会问这样一句话：“炮制熟地要九蒸九晒，少一道工序折寿十年，你还愿意拜师吗？”“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性味反失”，古法炮制可谓精益求精。
柳长华认为，师带徒是一个表面现象，师带徒的合理性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固有方式，这种以耳提面命为主、读书自学为辅的方式是不可能被取代的，是所有传统文化通用的传承方式。“文献一词现在用窄了，文乃文章、典籍，献是有才学的人，也就是说传承一方面需要文章，另外还需要有才学的人。中国人有强烈的师徒授受的观念，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把自己全部的学问教给学生。为什么中国人会不遗余力地把知识记载下来、传授下去？因为中国人认为学问乃天下之公器。”
柳长华说：“以前总说在继承基础上创新，但是一年年下来，大家还是觉得继承不足，还是在讲中医西化。现在我想通了，并非在继承基础上创新，而是继承就是创新，只要继承了，创新也就在其中了。为什么呢？这又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特有的文化形态上来，回到它文化传承的固有需求上来，核心问题是什么？人。人是中医药创新的核心元素和核心动力，一旦知识和文化被一群人继承下来的时候，创新也就在其中了，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来自中国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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