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中国对于山水画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分歧几乎不明显。在古代，欧洲山水画就已经被艺术理论视为辅助物，而在中国，鉴于独立艺术流派极为有限的权利，山水画是传统和现代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 “Landscape painting” 在中文中被译为“山水画”，其字面意思是“山-水-画”，即三者应在固体和液体、垂直和水平、移动和静止等对比强烈的元素之间形成张力和和谐。毫无疑问，这一艺术传统影响着所有当代中国山水画家的深思范围，即使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绘画之间存在根本区别，而且常常与西方的做法相互结合。
2018年4月7日至2018年5月20日，“傅饶个展——世纪”在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举办。艺术家傅饶生在北京，在青岛长大。二十岁时，他来到德国，在德累斯顿造型艺术学院（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Dresden）学习绘画，这使他的绘画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
“傅饶个展——世纪”海报
1869年3月，曾创造“丝绸之路”这个词汇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上了中国齐鲁大地，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勘测和调查。1897年，“巨野教案”的发生成了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的借口。没过多久，在清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德国军舰从栈桥登陆，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建置不久的青岛（时称胶澳）从此沦为德国的殖民地。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取代德国占领了青岛，直到1922年，被中国北洋政府收回。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
位于欧洲东部的德累斯顿是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第二大城市。历史上，它曾是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不幸在二战期间遭到盟军大规模的轰炸，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然而，战后的几十年里，执拗的德累斯顿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依照战前的模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地恢复了整个城市的历史原貌。这一旷世之举不仅是民族认同和历史感的寄托，同时也承载着这个民族特有的自我反省精神。
累斯顿景色
艺术家傅饶
2001年，从小在青岛长大的傅饶只身来到了德累斯顿，学习、工作、生活至今。他为这里的历史和风物所吸引，也为日耳曼人身上的理性和意志所钦服。作为艺术家，傅饶更感兴趣的是这一历史悠久的城市与20世纪欧洲前卫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要知道，它还是德国新表现主义运动的据点之一。这也是他毕业后毅然选择留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主要动因。直到今天，这里的历史和风物依然是他绘画素材和风格的重要来源。
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和发生。它们看似没有任何交集，但实则隐伏着某个地理和时间线索，将三者连为一体，或者说是一同汇聚在傅饶的叙事中。无论是历史上的青岛与德国之间，还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殖民运动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抑或是全球化时代的德累斯顿与青岛之间，包括反复出现在它画面中的近代欧洲浪漫主义与北宋“帝国山水”两种语汇之间……这些不同的时空线索在此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艺术家对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想象。
◆ 艺术家作品欣赏
傅饶, Fu Rao, 玫瑰小姐, Rosa, 沥青纸本, bitumen on paper, 70 X 50 cm, 2017
傅饶, Rao Fu , 玉兰花, Magnolien, 布面油画，oil on paper，70 x 50 cm, 2017
傅饶, Rao Fu, G. 医生, Dr. G, 沥青纸本, bitumen on paper, 70 x 50 cm, 2017
傅饶, Rao Fu, 传说, Legende, 沥青纸本, bitumen on paper, 70 x 100cm, 2017
傅饶, Rao Fu, 单车, Bicycle, 沥青纸本, bitumen on paper, 50x44cm, 2017
傅饶, Rao Fu, 鸡冠花, Coxcomb, 沥青纸本, bitumen on paper, 50x70cm, 2017
傅饶, Rao Fu, 架接地 17，Chimerica 17 , 布面油画，oil on paper, 70 x 50 cm， 2017
傅饶, Rao Fu, 摩托车, Scooter, 沥青纸本, bitumen on paper, 70 x 50 cm, 2017
傅饶，Rao Fu, 随风, Follow Wind, 纸本沥青和油画, bitumen and oil on paper, 153 x 118cm, 2014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全球性殖民运动不仅将中国卷入了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同时也标志着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诞生。历史学家们发现，19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分期概念，而是像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等范畴一样，是一个“独立而难以命名”的时代。对于中国而言，19世纪90年代产生的变革思想毋宁是下一个时代的序曲。20世纪现代中国的一系列蜕变就是从此开始的。在汪晖教授看来，19世纪作为历史叙述轴心的意义也在这里。它标志着一个世界性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全球化的降临，都可以追溯至19世纪或所谓“世纪”的诞生之时。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非但没有终止、反而加剧了战争、贸易、革命，以及技术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正是“世纪”将中国与西方以及整个世界连在了一起，或者说是被“世纪”化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历史的零星片段常常是傅饶绘画的素材和起点，但他并非止于图像的再现，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经验的偶然带入，延展出更为复杂的叙事，这种叙事并没有预设任何线索和框架，很多时候他连腹稿都没有，而习惯于边画边想、边想边画。其中不乏意识形态的隐喻和象征，包括身份的自觉和认同的焦虑，但其整体逻辑似乎更接近无目的的“意识流”或是超经验的“穿越剧”。诚如保罗·维利里奥所说的，一旦离开了“穿越性”，我们将永远无法对感知世界的种种方法有深入的理解。而这一“穿越性”毋宁说是一种行动的情境理论。在此，艺术家的实践针对的不是历史是如何发生的，无论是图像素材的构成，还是多种表现手法的集合，几乎每个要素和环节都植根于不同的历史与现实情境，内涵着不同的政治所指，而所有这些透过艺术家的“重组”与“虚构”，则更像是一个未来“世纪”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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