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將在中國武漢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此觀點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並延續至今。圍繞“軸心時代”話題研究和討論的專家、學者眾多，為了讓社會各界人士更深入地瞭解軸心時代，把握論壇主旨，現將“軸心時代”相關文章輯錄，發佈在本頭條號，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劉然，男，遼寧省瀋陽市人，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摘要】軸心時代百家爭鳴背景下的儒道釋三教合流與新軸心時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西馬綜合創新在核心要素的文化淵源、力量對比、演進過程、基本結構和社會功能等方面具有很強的歷史相似性,同時又存在重大的差異。在當代中國文化轉型和建構的過程中,比較兩者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獲得很好的啟示。當代中國文化建構的主要任務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中西文化互補結構的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經典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為內容的馬克思主義自身建設。
筆者曾經向同行和學生問過同樣一個問題：當代中國最大的文化現象是什麼？同行的回答,大多是文化轉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而學生的回答，最多的是文化多元化。筆者覺得他們說的都有道理。今天中國的文化格局，恰似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間的軸心時代。當時如今還影響世界的主要文化的雛形都已形成，中國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現象；現在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在內的各個文化圈自身的文化融合已經各具特色地完成，它們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一起呈現給世界人們。所以對於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來說，當代文化格局都是多元化的，世界歷史進入新的軸心時代。當代中國文化格局的具體現狀是什麼？面對多元文化如何選擇和建構？是未來幾百年中國人需要研究和實踐的事情，決定著未來中國文化的走向。同時，世界人們也都在做著類似的工作。任繼愈先生說，三教關係是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宗教史上的“頭等大事”。同理，在當代中國文化建構中，我們也能尋到這個“頭等大事”，那就是大家基本公認的在中國多元文化格局中突顯出來的三個文化元素，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既然軸心時代和新軸心時代，或者古代中國和當代中國文化格局有如此的相似性，我們一定可以從歷史中獲得啟示，並結合時代特點，找到適合當代中國文化建構的路徑。
一、儒道釋三教合流的基本演進過程和路徑分析
中國傳統文化軸心時代的基本現象是百家爭鳴。西漢司馬談作《論六家要旨》，確定其中最重要的六家，即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後劉歆作《七略》又附四家，他們分別是縱橫家、雜家、農家和小說家。不論其中地位和爭議，中國文化雛形基本清晰呈現。佛學此時在古印度也已產生，但並未傳於中土。因此，儒道釋三教的合流首先是儒道合流，而儒道合流的早期背景是十家的相與激盪。
孔老所承載的都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但是路向殊異。馮友蘭先生說:“儒家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道家強調人內心自然自動的秉性。……孔子重‘名教’，（把各種社會關係規範化）老莊貴‘自然’（順事物和人的本性）。”黑格爾在研究中國哲學之時也指出:“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當我們說中國哲學，說孔子的哲學，並加以誇羨時，則我們須瞭解所說的和所誇羨的只是這種道德。但中國人尚另有一特異的宗派，這派叫做道家。……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這就是‘理性’。概而言之，孔子重倫理，主張德治主義，是個倫理學家；老子重本體和宇宙，主張自然主義，是個哲學家。儒道兩家思想在先秦的合流互補，是指戰國中後期，孟子和荀子儒家與稷下黃老道家之間的交流。道家接受了儒家的仁學和禮制文化，主要表現在黃老之學的代表作品《黃帝四經》《慎子》《管子》等著作中；儒家吸收了道家的宇宙論、自然觀和理論思維，主要表現在《孟子》《荀子》《易傳》《大學》《中庸》等著作中。
東漢年間，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儒道釋三教合流拉開序幕。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官方儒學在西漢後期和東漢年間逐漸走向保守，加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鬥爭和戰火頻仍，官方和民間都在尋找新的精神支柱。魏晉南北朝興起的玄學，實為道家文化與官方儒學的理論攜手，援儒道釋佛，尤其是援道釋佛成為重要補充。佛學還處於侍從地位，不能與儒道相較。
儒道釋三教合流肇始於南北朝後期，標誌事件是北周武帝組織的三教講論，儘管這次活動以佛家法難收尾，但是說明當時儒道釋已經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三種文化勢力。唐代儒、佛、道三教名流論難蔚然成風，並漸由論難而趨於融合。甚至有人說，宋明理學以唐朝三教講論為先緒，不無道理。
宋明是儒道釋三教合流的完成時期，宋明理學是其理論形態。宋明理學在學派歸屬上自稱儒家，甚至闢道闢佛，但是這個新儒學大規模吸取道、佛兩家的思想，是不爭的事實。佛道兩家對於新儒學的出現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奠定宋明理學本體論基礎的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實為援引道家的本體論；朱熹“月印萬川”之理，與禪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的提法直接相通；王陽明的心學更是暗通佛道，“二氏之學，其妙與吾人只有毫釐之間。”但是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說:“宋明理學表現了儒、道、釋的交光互映，其中儒、道思想的交融更為顯著。”儒道本來同宗，更易結合，早在戰國中後期就已開始融合，早期儒學吸收的主要是黃老之學，後期儒家接受的則主要是老莊之學。正如林語堂所言:“道家及儒家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入世出世相反相成，形成一個整體。佛學傳入中國早期藉助道家接引之功，後逐漸成為獨立的文化力量，並對中國文化多有裨益。
在梳理了儒道釋三教合流的基本演進歷程的基礎上，我們重點分析三教合流的路徑，以資當代中國文化建構。
儒道釋三教合流，這個主題本身就說明三者存在分合的辯證關係。既然是三教，那麼一定有三個相對獨立的因素；既然是合流，那麼三者又形成為一個整體。北京大學李四龍先生說：“儒釋道三家的會通融合，形成‘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體系。這種現象，在世界文明史上實屬罕見。三教合流，並沒有消除儒釋道自身的特點，三教相似的對話策略，保留各自的主體性，體上會通，用上合流，體現了中國社會協調不同宗教關係的高超智慧。”這段話很好地概括了三教合流的基本狀況和路徑特點。一方面，儒道釋並非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它們相對獨立，各有特點；另一方面，儒道釋三教合流的路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體上會通，用上合流。
我們先看“體上會通”。體上會通主要是指儒道釋在學說內容上的相互借鑑和補充。儒家重倫理道德，在體察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法精神和專制制度方面頗有建樹；道家重自然思辨，在本體論、宇宙論和思維方法方面略勝一籌；佛家重覺悟關愛，教義深刻，提供終極關懷。因此，三個各有所長，在歷史上，無論出於政治功用，還是出於學派自身發展的目的，都需要取長補短，融會貫通。
從儒道關係來看，早期儒道是互補關係，後來則主要是以道補儒。如前所述，早期儒道關係平等，儒家吸取道家之本體論、宇宙論和辯證思維方法；道家接受儒家仁義文化和禮樂制度。後來儒家取得統治地位，道家就成為儒家的重要支撐力量，不但繼續在自然觀、宇宙論、辯證法等方面啟蒙儒家，而且兩者形成入世與出世的張力結構，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從儒釋關係來看，早期佛家侍從儒家，後期儒佛互相補充，佛家聯儒闢道。佛學初來中土，主要走的是上層路線，積極靠近官方儒學。正如東晉道安所言：“不依國主，法事難立”。官方雖然不準民間信仰，但是本身卻對佛學禮遇有加，而且最終佛學也是走了一條自上而下的道路。後期佛學逐漸實現了中國化，並且在隋唐時期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開始在相對平等的意義上與儒學對話，甚至出現“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的慨嘆。所以儒學為了收拾殘局，必須向佛學借鑑。王陽明認為:“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採取的策略就是“陽抑而陰扶也。使陽明不借言闢佛，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當然慨嘆歸慨嘆，佛學總體來說，還是處於從屬地位，而且接受了儒家的倫理觀念。在與道教的矛盾中，佛教往往採取“聯儒闢道”的策略。
從道釋關係來看，早期道釋互用，後期道釋爭寵。魏晉時期，佛教的中國化不甚成熟，主要靠“格義”的法子，即借道家思想去類比，以說明佛教概念。到東晉末年，佛教才形成自身獨特的解釋體系。同時，佛教對於道家的最大影響就是加速了道家的宗教化的進程，道教自下而上得以確立，並仿效佛家立言造經。東晉以後，佛家地位確立，造成對道家尤其是道教的威脅，雙方開始互相論爭。佛教笑道，指責道教淺薄；道教則指責佛家是胡說，並杜撰老子化胡的說法。宋元之後，雙方爭論才得以漸趨平息。
我們再看“用上合流”。相對於“體上會通”的複雜性而言，“用上合流”就比較好理解。其核心意思就是儒釋道三教雖然在社會功能上各有所長，但是終極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治世和榮世。南宋孝宗皇帝在《原道論》中說:“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這說明三教各有所長。但是它們的社會功能卻指向同一目標。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論》裡說:“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唯常是吉。 ……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博學儒士、方士散人、高德大僧也為了各自學說的昌明，明相往來，暗通款曲。
依據以上“體上會通”和“用上合流”兩方面來看，儒家的價值信念顯然是處於核心地位。因此，儒釋道的平等地位是相對，儒家處於核心地位，儒道的相反相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佛家是至關重要的內容，與儒道暗合。
二、中西馬相與激盪的基本歷史過程和特徵分析
當代中國新軸心時代的基本現象是文化多元化，也可以說是世界範圍的百家爭鳴。馬克思主義19世紀中葉誕生於西歐，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傳入中國，因此，中、西、馬相互激盪首先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其背景是世界歷史的展開。
中國和西方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儘管在古代歷史上，由於民族大遷移、海陸絲綢之路和宗教傳播，曾經有過一些往來，但是其聯繫並不緊密，而且往往是間接交往。中西文化的真正交流是晚近的事情。根據彼此交流的局面和深度，中西文化的交流史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從13世紀到18世紀是中西文化初識時期，以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和中學西傳為主要特徵。這個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指13、14世紀，蒙元帝國的擴張創造了一個橫跨亞歐的大帝國，這一方面引起了歐洲各國的恐慌，另一方面也成為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契機，歐洲的旅行家、使節和傳教士可以通過西亞直接來華。但是這個階段的來訪者還比較零星，而且大多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區，無奈時間不長，且在此工作的歐洲人也很少。這些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和商人寫了一定數量的中國報告，向西方介紹了中國。在這些報告中最著名的就是《馬可波羅遊記》。第二階段主要是指16—18世紀，明朝後期和清朝雍正之前。14—16世紀西方發生了三件大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航海大發現。這成為16—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背景。文藝復興發生在中世紀的末期，標誌著封建王朝的衰落，基督教必須迎合時代的變化進行改革。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正統的天主教的地位發生了動搖。為了保持和擴大勢力和影響，天主教會採取了向海外傳教的方式。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也為海外傳教和海外擴張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這個階段，來華傳教士、商人和使者人數眾多，活動範圍和時間遠超從前，他們生活在中國朝廷和民間，得以親身體悟中國文化氛圍。中學西傳時期以這個階段為主，主要內容是“禮儀之爭”，即中國儒學和祭孔祭祖有沒有宗教性。基督教是一神教，羅馬教廷對於祭祖祭孔是否具有宗教性的判斷，直接決定他們的傳教原則和策略，同時也決定著中國皇帝和士大夫們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兩個階段之間的空白是由於元明王朝的更替造成的。1368年，元朝滅亡，明朝初期採取了閉關政策，外國人被驅逐，基督徒被放逐。直到16世紀中葉，中西交流才得以接續。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當時西方正在經歷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但是這個時期和中國傳統文化遭遇的並不是西方的近代文化，而是以傳教士為主要載體的中世紀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實質是中西傳統文化的接觸。中國的古代文化較之西方古代文化是先進的，中國人向來具有天朝上國的心理優勢，而且這次交流又是西方主動進行的，中國對西方正在經歷的近代化一無所知，因此文化的流向以中學西傳為主。“當先進的地區一旦步入近代化之後，對於其餘一切文明來說，最根本的問題無非就是怎樣也儘快步入近代化的問題。這一場歷史性的轉化，恰好正肇端於晚明中國與西方世界開始接觸之際。而恰好在這一歷史轉折的關頭，中西雙方都沒有能提供這樁歷史性轉化的條件。”從13世紀到18世紀中西文化初始時期，西方傳入中國的主要是基督教思想和部分西方科技、古代哲學，傳出的是大量的中國報告。
從18世紀末19世紀初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西文化的碰撞時期，以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西學東漸為主要特徵。這次交流是西方近代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對話，兩者在形態上的優劣表現得非常明顯，因此不可能採取平等的方式，歷史事實呈現為戰爭和不平等條約。中國人開始真正審視西方文化，反思自己的文化。文化流向以西學東漸為主，中國文化面臨從傳統走向近代的任務。
這個時期中國人的心裡充滿矛盾：一方面是中世紀的心理優勢，另一方面是經歷近代化之後的西方對手強大的事實。因此，這個時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中西交流的主導方向從中學西傳轉變為西學東漸，西學東漸的道路艱難曲折，表現為一系列的爭論；二是中國人救亡圖存的迫切歷史任務賦予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和哲學交流明顯的實踐色彩，文化爭論往往和黨派、政治糾結在一起，並最終導致政治結果。西學東漸分為三個階段：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別對應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
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指1919年前後，大致是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到1923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這是西學東漸的第三個階段，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三個階段的開始。新文化運動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期主要是在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下，用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學說和進化論哲學反對綱常名教所維護的封建專制制度，用資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反對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舊思想、舊文化和舊道德；後期由於十月革命的影響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傳入，賦予了新文化運動以新的內容，中西文化論戰中的“西”包括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而且馬克思主義逐漸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
從20世紀初到現在是中西文化的交融時期，中、西、馬相與激盪的時代也終於到來。以中國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積極借鑑西方文化，並確立馬克思主義文化主導地位，西方反思理性危機，積極汲取中國文化營養為主要特徵。中國當代文化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馬克思主義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1949年，特點是在三足鼎立的文化背景下，通過實踐檢驗理論，實現新舊文化更替。在當時的中國主要有三大文化派別：以現代新儒家思潮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以中國實用主義思潮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和馬克思主義文化派。中國文化的近代化和現代化是通過中西文化的全面接觸，比較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各種文化實現的。比較的標準側重於實踐對理論的檢驗，即中西文化不同的實踐結果。這個時期中國人接觸到的外來思潮很多，比如達爾文主義、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尼采的唯意志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和馬列主義等。它們和中國傳統文化哪一個能夠在挽救中國命運的實踐中得到成功的檢驗呢？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十月革命中的成功實踐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參考，結合中國社會思想的特點，中國人終於作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抉擇。而且“在新哲學尚未在全局確立的新舊交替階段，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是在政治實踐中出現了新哲學的排他性，既排斥本國的傳統哲學，也排斥外來的非馬列哲學的‘矯枉過正’傾向。”這種傾向在民族危亡的緊急時刻和文化創新的初始階段往往是必經的。
第二個階段從1949年到1978年，特點是通過理論指導實踐，鞏固馬克思主義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取得了全局性地位，成為我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指導思想，人們往往以新文化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理解和闡釋實踐的結果，以成功的實踐鞏固其地位。“但需明確，這時排他性的基礎已從以實踐檢驗哲學轉為以哲學指導實踐，因此如果不同時堅持對哲學的實踐檢驗，即把哲學指導實踐與接受實踐檢驗結合起來，那麼就會使馬列主義的新哲學脫離實踐從而把自己封閉起來，堵塞其繼續變革與創新的道路。”
第三個階段，從1978年到現在，特點是通過理論指導實踐和接受實踐檢驗的自覺統一，積極進行文化的綜合創新。馬克思主義雖然在中國的現代實踐中處於指導地位，但是它不是中國，更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形態，馬克思主義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它們在指導實踐的同時，都應該接受實踐的檢驗，並在現代實踐的基礎上匯合和交融。中國當代文化仍然由三個核心要素構成：經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國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新儒家，西方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而如何完成三種因素合理成分的有機統一，是當代中國文化建構的歷史任務。“張岱年先生指出，應該拋棄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固思維模式，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下，在社會主義原則的基礎上，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對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統的組成要素和結構形式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審慎的篩選，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發揚民族的主體意識，創造出一種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文化。”這是一種辯證的綜合創新的思路。
綜上所述，中、西、馬相與激盪的主幹是中西文化的關係，馬克思主義是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由現實問題而突顯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當代文化的根基；西方文化是“他山之玉”，也是當代的強勢文化，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主要參考系統、借鑑對象和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文化是中國當代文化的主導文化，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橋樑。
三、綜合創新與三教合流的比較和啟示
軸心時代百家爭鳴背景下的儒道釋三教合流與新軸心時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西、馬綜合創新具有很強的歷史相似性。在當代中國文化轉型和建構的過程中，比較兩者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獲得很好的啟示。
首先，三教合流與綜合創新都包含中外三個核心要素，但是它們在文化淵源配比和力量對比上存在重要差別。三教合流的核心要素是儒道釋，綜合創新的核心要素是中西馬，他們在基本要素的構成上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在相互融合的過程中涉及的都是三者之間的關係。但是三教合流的三個核心要素中儒道都是本土要素，只有佛學是外來要素，儘管印度佛學是一種成熟的宗教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其地位不亞於儒家文化，但是就中國而言，儒道一方顯然處於優勢地位。綜合創新的三個要素中只有中國傳統文化是本土文化，其餘兩者都是外來文化，而且在力量對比上顯然外來文化處於優勢地位。
其次，三教合流與綜合創新的三個要素的交流過程都表現出明顯的時序性，而且具有相似的基本結構，但是由於文化淵源和力量對比等原因，兩者的結構性質存在基本區別。三教合流首先是在儒道之間展開，然後匯入佛學；綜合創新首先是在中西之間開始，五四之後馬克思主義才參與其中。作為中國本土文化的儒道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結構，它們相反相成，互相補充，作為外來文化要素的佛學彌補和提升了這個結構。綜合創新的基本結構卻是由中西兩種不同文化淵源的因素構成，它們在眾多方面形成互補和協調關係，同時也存在激烈的矛盾，馬克思主義文化不僅起著彌補和提升的作用，而且已經成為主導性或指導性的因素，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和過濾器。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文化與中西文化都存在極為密切的關係，中馬關係的集中表現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西馬同宗同源，馬克思主義不僅和西方傳統文化形成批判性的縱向關係，而且與西方現代文化形成批判性的對比關係。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文化作為當代最為先進的文化，在中國當代文化綜合創新的過程中批判性地選擇中西文化內容，從而保證這種融合的進步意義。
最後，三教合流和綜合創新在功能上相似，但是在時代性上差別很大。三教合流和綜合創新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都是治世和榮世，即穩定和發展。但是不同時代和不同時代中國的境遇卻是存在差異的。在三教合流中，儒道釋都是古代文化要素，時代性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功能上比較容易達成合力；在綜合創新中，西方文化已經實現了現代化，馬克思主義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現代化過程中湧現出來的極具批判性和先進性的文化，而中國文化基本上還是傳統文化，還沒有實現現代化，因此三者的融合就存在時代的錯位，在功能上也會出現滯礙。中國傳統文化由於沒有實現現代化，因此在當代中國建設中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是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和西方文化唱主角。三教合流功能上的時代特色是維護傳統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繁榮，綜合創新則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依據以上關於三教合流和綜合創新的比較，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啟示。其一，避免歷史虛無主義，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如前所述，綜合創新不同於三教合流的是，中國本土文化要素，不僅數量少，而且力量弱，在時代性上還存在差異。張岱年先生甚至說：“儒家第一期發展是作為百家之一而存在的（儒、道、墨、法、名）。第二期從漢代到辛亥革命，作為正統思想而存在。如果儒學有第三期發展的話，那它只能作為眾多學派中的一個學派，而不能作為統治思想而存在了。”但是，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也是綜合創新的土壤和基礎，放棄和忽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得不償失。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和建構必須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石。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不僅僅是尊重和繼承，而且還需要創新和現代化，從而保證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文化建構中充分體現自身功能。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包含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一是自身的現代化，二是與西、馬的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即中國傳統文化的揚棄，除了需要當代實踐的篩選，而且也需要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現代文化作為參考，需要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引導。
其二，中西文化互動是綜合創新的主幹，我們不僅要將西方文化作為主要參考系統，進行中西文化的對比，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借鑑和吸納西方文化，使其中積極互補的成份，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補充，使其中積極先進的成份，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提升力量，並在總體上形成中西互補的基本態勢。
張岱年和方克立在其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中總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七大特點：“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重實際求穩定的農業文化心態”“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集體主義文化”“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擺脫神學獨斷的生活信念”“重人倫輕自然的學術傾向”和“經學優先並籠罩一切文化領域”。這些特點筆者是基本認同的，但是認為不乏遺漏和需要補充說明的內容，比如中國人注重直覺綜合的思維方式，與此相關的經典表述方式上的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特色，以人性本善為主流的人性假設導致的人治文化等。
需要指出的是，現實生活的同構性是不同文化可以對話的根本依據，也就是說，這些所謂的文化特點都是相對的，我們在西方文化等其它文化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現象和內容，但是這不妨礙它們在某種文化中的突顯，並形成相對的特點。以上我們所列舉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在很多方面和西方文化形成可以互補的關係。（1）在文化總體上，西方文化屬於理性宗教型文化，中國文化屬於政治倫理型文化；（2）在哲學超越方式上，西方文化重本體追求，中國文化重境界體驗；（3）在宗教信仰上，西方文化單一信仰基督教，而且基督教是可以和政權抗衡的力量，中國文化多元信仰，而且擺脫了神學獨斷；（4）在思維方式上，西方文化重邏輯分析，善於理論抽象，中國文化重直覺綜合，善於經驗總結；（5）在文化心態或者民族性格上，西方人具有農工商並舉的開放進取心態，中國人懷揣穩定保守的農業文化心態；（6）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西方文化主客二分，中國文化天人合一；（7）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西方文化是個體本位的民主文化，中國文化是家族本位的專制文化；（8）在制度文化上，西方文化是人性本惡基礎上的法治文化，中國文化是人性本善基礎上的人治文化；（9）在學術傾向上，西方文化重自然，中國文化重人倫；（10）在文化態度上，西方文化重批判，中國文化重繼承。這些互補的方方面面恰似儒道之間的關係，有利於它們之間形成相反相成的基本結構。
當然由於歐洲中心主義的盛行、中國民族主義的存在、中西方意識形態的差別等各種原因，這種結合困難重重。克服這些困難最根本的是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並在實踐層面取得成果，從而有力地回擊歐洲中心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還有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從而避免在意識形態問題上過界。
其三，進行馬克思主義文化自身建設，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化是中西文化結合的橋樑、過濾器，在綜合創新中處於主導地位。中西文化交流是中馬交流的背景和前提，但是馬克思主義文化是唯一被中國真正全面系統徹底接受的西方文化內容，因此它是中西文化溝通的真正橋樑。同時西方文化的中國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都需要充滿批判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過濾性選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這種結合的成功。
馬克思主義文化自身建設的重要，正是由其在綜合創新中的重要地位決定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自身建設的任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走近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理解經典作家的精神實質，並積極挖掘經典作家的思想寶庫，提煉各種精神成果。第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目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已經取得了兩個階段性成果，一是毛澤東思想，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是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我們需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大眾化結合起來，吸取歷史經驗，考察時代特徵，在國家、社會和個體三個層面形成立體結構，進行兩個文化體系全方位的結合。正如郭建寧教授所說：“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目標而言，要建構並不斷豐富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必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目標，是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要具有中國的民族形式，更為根本的還必須在根本的理論關節點上體現中國式的智慧精神。”第三，應該借鑑國外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成果。馬克思主義是對西方文化批判繼承的現代成果，是西方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又和西方現代文化其它內容形成橫向的對應關係。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現代文化多有微詞，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卻普遍地與西方現代文化結合。無形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幫助我們做了中西文化結合的前提工作。儘管我們還要從自身立場重新審視所有內容，但是其工作的意義是必須肯定的。在世界範圍內多元文化相與激盪的歷史背景下，中西馬成為中國當代文化建構的核心內容。它們在未來的中國文化舞臺上必然圓融通達，交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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