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和佛教、道教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成分，並稱“三教”。在政治上，他們都是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的。“三教”各有發展，他們之間，有異有同，有矛盾鬥爭，也有聯繫合作，融匯溝通。
唐代的皇帝大多是儒、佛、道三教並用的，但也時有偏重。大體說來，歷朝都尊儒，而於佛、道則不能一視同仁。唐高祖李淵為了自高門第，和老子李聃認本家。唐太宗自稱“朕之本系，起自柱下”，以老子為始祖，當然要把道教放在佛教之上。下詔說：“自今以後，齋供行法，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高宗對佛道先後採取折中的辦法，於上元元年（674）下詔說：“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為先後。”把佛、道的地位擺平。武則天要改李唐為武周，和尚們出了一把力，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疏》四卷獻上。《大雲經》原有黑河女主之事，薛懷義、僧法明等進《大雲經》，說武則天是彌勒佛化身，“當代唐為閻浮提主”。給武則天稱帝提供了神聖的根據。武則天稱帝后，天授二年（691）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還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大雲寺一直修建到安西、疏勒等偏遠地區。武則天當政時，廣建寺院，普度僧尼，大興佛法，佛教迅速發展，地位在道教之上。中宗在位，佛教仍佔領先地位。到睿宗時，道教開始抬頭。睿宗也像他的父親高宗一樣，把佛、道兩教擺平，不過具體形式稍有不同。景雲二年（711）規定：“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並進”，不分先後，並排行走。玄宗時，道教便走在佛教之前了。玄宗對三教的基本態度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先說尊儒。
儒家學說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級觀念和忠孝節義的倫理道德觀念是維護封建統治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從西漢以來，歷代都把儒學當做正統思想，加以倡導。玄宗對儒學的“教化”作用有深刻的認識。開元十九年，吐蕃派使者至唐廷，以金城公主的名義，要求取得《毛詩》、《春秋》、《禮記》等儒家經典，引起朝臣的一場爭論。秘書省正字於休烈上疏，反對給吐蕃儒家典籍，主張愚民政策，他說：“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利也。”玄宗讓宰相們討論這一意見，侍中裴光庭等認為：“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浯，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中出也。”玄宗同意宰相們的意見，把詩書贈給吐蕃。開元二十七年，玄宗在追諡孔子為文宣王的詔書中，這樣評價孔子的學說：“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於今受其賜。”高度讚揚了儒學在化民成俗、鞏固封建倫理道德上的作用。
玄宗尊儒，表現在不斷地抬高儒家始祖孔子的地位上。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在封禪泰山之後，到曲阜致祭孔子，贈以太師的頭銜。武則天天授元年（690）封孔子為隆道公。玄宗在開元十三年泰山封禪完畢，也到曲阜孔子宅致祭。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令西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府學內，孔子均南面而坐，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端木子貢、子游、卜子夏等十哲東西侍列，都封贈公侯。西京及兗州舊宅的孔子像，由宮內出袞冕之服衣之。終唐一代，玄宗對孔子的禮遇是最高的。
玄宗很重視儒學的教育、普及工作。他在為皇太子時，曾親到國子學釋奠，並命太子侍讀、名儒褚無量講《孝經》、《禮記》，無量“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焉”。開元六年，皇太子瑛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褚無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獻上，玄宗說：“吾知無量意無量。”他深知用儒學來教育皇室子弟的重要性，選擇國子博士郗恆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學識淵博、德行高尚的學者，為太子、郯王等皇室子弟侍讀。次年，又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由褚無量登壇解說儒家經典，朝中文武百官都去聽講觀禮。
玄宗為皇太子入學舉行隆重的典禮，說明他對學校教育的重視。唐代的學校教育制度是比較完備的。中央的教育機構主要是國子監。門下省的弘文館，東宮的崇文館及開元時期設置的崇玄館等，都是官辦學校。國子監所領官學有國子學、太學、四門館、律學、書學、算學。律、書、算是培養法律、文字訓詁、算術等專門人才的學校。國子學、太學、四門館的學生則主要研讀儒家經典，“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兼習之”。各州縣也有學校，以學習儒家經典為主，各級各類學校根據不同的條件招收學生。國子學招收三品以上的貴族子弟，太學招收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四門學招收一般官僚子弟及有才能的平民子弟。國家設立的各級各類學校，既有傳授文化知識的任務，也是用儒家思想教育和訓練官僚後備隊伍的地方。
開元二十一年，玄宗下敕“許百姓任立私學”。在中央、州縣的官學之外，允許私人辦學。五年之後，即開元二十六年正月，玄宗又下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民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玄宗命各鄉各里都要辦學，這就把學校教育普及社會的最基層。教育的普及，意味著“宏長儒教”，“化成民俗”。
玄宗特別重視《孝經》。開元十年六月二日，玄宗把自己親自注解的《孝經》頒於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二日，玄宗又把重注的《孝經》頒行於天下。天寶三載十二月敕令：“自今日後，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學校之中，倍加傳授。州縣官長，明申勸課焉。”玄宗為《孝經》作序、註釋並親自書寫刻碑，這通碑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碑林，就是著名的“石臺孝經碑”。玄宗深知唐廷中央政局的不穩定，問題主要出在皇室的父子兄弟的矛盾之中，所以，他特別重視《孝經》，他要利用儒家思想，大講孝道，以調節人與人的關係，維護自己的地位，鞏固尊卑長幼各安其位的社會秩序。
總的來說，唐代尊儒有自己的特點，不同於兩漢，也有別於宋明。唐人務實的風氣濃厚，理論色彩較為淡薄，唐代沒有出過像董仲舒、二程、朱熹那樣的儒學大師，也不大講“天人感應”之類的高深儒學理論。但對於像《孝經》這樣於治世安民有用的典籍，則頗為重視。玄宗把尊儒和普及教育結合起來，也主要是著眼於儒學的社會效益。
再說崇道。
玄宗崇道在歷史上是著名的，他把道教的地位放在儒、佛之上。玄宗給老子加的尊號是“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比孔子的文宣王封號高出許多。老子既然稱“皇帝”，祭祀老子的玄元廟也就升格為宮，老子之後的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被封為“四真人”，其著作不再列入子書而稱“經”。開元二十五年，玄宗下令置玄學博士，在科舉中第一次出現了道舉，考試辦法依明經舉。玄宗還在中央設立崇玄學，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一百人，作為研究道學理論、培養道學人才的地方。後來，又將兩京崇玄學改為崇玄館，博士改為學士。玄宗對道學頗有研究，他曾自述：“聽政之暇，常讀《道德經》、《文》、《列》、《莊子》等書。”開元二十三年，玄宗親自注釋《道德經》，頒示天下，並令天下庶人家，每戶必備《道德經》一部。玄宗還禮尊道士。鄧紫陽、司馬承禎、趙法師、薛季昌等著名道士，都是他的座上賓。玄宗所作詩歌贈送道士者頗多。玄宗與道士談論神仙方藥，也談治國之道，在追贈道士葉法善越州都督的詔中就曾寫道：“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宣弘益。”天寶之後，玄宗崇道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年舉行郊祀典禮，首先到太清宮朝拜老子。次日，享太廟，祭祀李唐王室列祖列宗。次日，合祀天地於南郊。
玄宗崇道，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玄宗的父親睿宗，在政治鬥爭中成功地運用了道家的主張，很尊崇道教，這無疑會對玄宗發生影響。玄宗的個性豪爽樂觀，積極奮進，多情多欲，多才多藝。他身為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又生當盛世，國力富強，天下太平，府庫豐盈，人間的一切享受他幾乎都可以得到。道教宣揚的那套化金銷玉，行符敕水，奇妙方術，羽化飛天的光怪陸離的神仙境界和延年益壽的長生術。就對他具有格外強烈的刺激性和誘惑力。
在客觀上，玄宗崇道是政治鬥爭的需要。一方面，武則天革唐命而建武周時，也革掉了老子“玄元皇帝”的稱號，把佛教置於道教之上。在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下，佛、道高下實際反映了李武鬥爭。玄宗要振興李唐，改革武週末年以來的弊政。但又不能直接指責祖母武則天。多年來，李武兩家交錯的血緣親族關係，使李唐與武周的政治關係異常錯綜複雜，稍有不慎，就會發生錯誤。在這種情況下，玄宗選擇崇道的旗號，用來掩飾政治上對武周的某些清算，是極其高明的政治鬥爭方式。另一方面，對醫治武週末年以來久經動亂的社會，玄宗認為，道家思想是有效的救世良方。
在玄宗看來，道家學說的重要性在於理身理國，理國的核心則是“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說明玄宗是深知道家治國之要的。所以，開元前期，撥亂反正的一些措施、政策，如節慾戒奢、重本務農、廢除煩苛、行寬簡之政、與民休息等，都是在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影響下實施的。這些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為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學派和以神仙方術，爐鼎丹藥為特徵的道教是既有區別、又互相融合，很難分開的。玄宗的崇道，既有對道家治國救世思想的尊重和運用，也有對道教神仙丹藥的嚮往和追求。前者，運用適當，對社會國家會發生有益的影響，故名之“崇道”，後者，追求過分，則會帶來巨大的消極作用，故名之“佞道”。玄宗自身有一個從崇道向佞道轉化的過程。
最後說不抑佛。
開元初年，玄宗曾下令沙汰僧尼，限制興建佛寺，禁止鑄像寫經。這些抑佛措施，是在武則天末年以來，佛教勢力過分膨脹，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危及李唐王室，損害國家利益的特定情況下實施的。從玄宗當政期間的全面情況看，道教地位在佛教之上，但玄宗並不抑佛。
玄宗對佛法也頗有研究。開元二十四年繼頒佈御注《道德經》後，又把《御注金剛般若經》頒行天下。玄宗經常誦讀、研習佛經，頒行這部御注的《金剛經》是應僧徒的請求，對興教表示支持。事實上，除開元初期極短暫的“抑佛”外，玄宗並不限制佛教的發展。開元二十六年（738）曾詔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兩寺。次年，又敕天下僧尼遇國忌日就龍興寺行香、散齋，千秋節就開元寺祝壽。
在僧道之間，玄宗也不特別歧視僧尼，往往一視同仁。開元二十七年正月，根據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的奏請，玄宗批准僧尼、道士、女冠等犯有罪行的，應按教規處理，“所由縣官，不得擅行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天寶三載夏四月，玄宗令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和開元寺。可見，玄宗是把佛、道兩教擺平的。在開元時期，佛教中的密宗傳入，並得到極大的發展。這期間，先後從印度來了三位梵僧，即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也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開元三大士”，中國的密宗就是由他們開創的。
善無畏（637—735）曾於那爛陀寺學習密教。開元四年來到長安，深受玄宗禮遇，被尊之為“教主”，居住在長安、洛陽兩地寺院。在一行的協助下，翻譯經典，譯出密教經典多部，其中《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即有名的《大日經》，是密宗最重要的經典。善無畏在死後被追贈為鴻臚卿。金剛智（669—741）是開元八年到長安的，他先後譯出密宗經典多部。金剛智死後，玄宗敕賜“國師”稱號。不空（705—774）自幼隨父來中國，15歲時，拜金剛智為師，從學密教，協助譯經，曾於開元二十五年赴五印度和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尋求密藏梵本，天寶五載（746）返回中國。玄宗請不空住進鴻臚寺，優禮有加，並親從不空受“五部灌頂法”。不空一生共譯出密教經典110部，143卷。他和羅什、真諦、玄奘並稱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譯師”。
密宗在開元年間的傳入和發展，是和玄宗的支持分不開的。玄宗對密宗有興趣，主要是因為密宗和佛教的其他派別不同，傳統的佛教是禁慾的，講究不近女色，刻苦修行。密宗則不然，它公開宣稱：“隨諸眾生種種性慾，令得歡喜”，把女性當做“修學密法”的必要條件和不可缺少的伴侶。因而有佛母、明妃、歡喜金剛、各種“天女”等不同名目，這些做法使封建統治階級找到了追求現世享樂、縱情聲色的藉口，給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披上一件神聖的外衣，當然也就會得到他們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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