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思想】
“智慧城市”即通過信息和通訊技術在城市中的廣泛應用來增加城市管理的效率，推動城市可持續和公平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其主要強調兩點，第一是有智能和信息城市，第二是智慧增長，智慧城市著力於通過信息和通訊技術在城市中的應用來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一般包括智慧技術、智慧人民、智慧制度、智慧設施、智慧經濟、智慧環境等要素。
【規劃評論】
1、文章可取之處
文章梳理了智慧城市中包含的智慧技術、智慧設施、智慧人民、智慧制度、智慧經濟、智慧環境等六方面的內容，並且以案例的形式進行詮釋，最後提出智慧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對我國城市規劃和管理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包括對傳統城市規劃和管理對象的時空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戰，對傳統城市規劃和管理決策過程提出了新的挑戰，對城市規劃教育的體系和理念以及相關工作人員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新的挑戰等建議，內容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
2、文章不足之處
城市是較為複雜的系統，城市規劃內容涉及土地、交通、環境、產業、空間等各個方面，智慧城市的建設也要同時兼顧這些複雜系統中的重要因素。文章是通過相關文獻的梳理對目前智慧城市建設中的典型案例提出建議，但是對於在構建智慧城市的目標下建設城市系統、城市空間體系新形勢下如何構建等問題沒有給出具體技術路徑，為其不足之處。
【規劃借鑑】
洋與中用：智慧城市較為側重於運用高科技技術並通過較為數據化、可視化等手段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在新時代的城市規劃中，需要利用較為先進的技術手段來達到準確解決城市問題的目的。同時，對於跨學科之間的融合也要求規劃師具有較為宏觀的思路去解決問題。
【正文內容】
1、文章背景
19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普及，許多歐美城市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近些年，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漸引起國內城市規劃研究和管理者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城市也在引進智慧城市的發展思路，積極地進行實踐探索。
2、批判與質疑
智慧城市近些年在歐美成為一個城市發展的新潮流，有些城市只是把智慧城市作為城市營銷的一個手段，在實質性的投入和建設方面蜻蜓點水，或者把傳統發展思路用智慧城市的概念重新包裝。針對這個現象，學者羅伯特·賀蘭(Hollands, R.)在檢討智慧城市建設背後的邏輯和矛盾的同時，對智慧城市的概念，特別是很多城市把智慧城市標籤化(urban labelling)的現象，提出了批判和質疑。
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一是對智慧城市概念的質疑。現有的智慧城市概念依然模糊不清，並與其他已有的類似概念(比如智能城市、信息城市、數字城市 等)重疊，很難將它們嚴格區分開來。他認為，要使智慧城市區別於其他類似的概念，就必須強調人作為智慧城市的起點，把人的發展和智慧技術的發展平衡起來。
二是對智慧城市背後隱藏的邏輯，特別是它的技術決定論傾向和對資本依賴的批判。技術決定論的傾向：即認為只要擁有了相關技術和設備，智慧城市的建設就可以大功告成。雖然不能否認信息技術對城市發展的重大影響，但智慧城市很可能被技術和信息資本所利用，成為它們從中獲利的工具。很多地方政府提出建設智慧城市口號，表面上看是想讓居民和社會有機會使用新的技術，但是實質上是將智慧城市作為招牌來吸引高科技公司的投資。其結果就是智慧城市的發展只是讓科技資本和一部分所謂創新階層受益，而城市中的低收入階層和不具備信息技術手段的人則被排除在外，造成收入上的兩極分化，甚至是社會和文化上的分化和更加不平等。如果智慧城市的建設由大的跨國信息技術公司主導，必然會強調商業利益，而忽略智慧城市的社會價值。更嚴重的問題是，智慧城市的建設如果一開始就被商業公司主導，很容易產生對該公司技術的依賴性，因為更換技術平臺的成本是非常昂貴的。
第三，智慧城市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於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疑問。通過新技術的發展，城市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減少汙染，這都有利於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但人們一直期望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能讓更多人的可以在家裡工作，減少交通出行，以此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但統計數字表明，目前在家工作的人依然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包括信息技術行業的人，依然要每天去辦公室。
3、國外的實踐
3.1 智慧技術和智慧設施：以新加坡的大數據平臺為例
在智慧城市的幾個主要內涵中，智慧技術和智慧設施分別是技術和物質基礎。2005年，新加坡制定了一個信息通訊行業的10年發展規劃(iN2015)，希望通過這個規劃來
進一步增加新加坡信息產業的全球競爭力，促進經濟創新，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把新加坡建成一個智能國家和全球城市。作為建設智能國家的一部分，新加坡與美國麻省理工的SENSEableCity Lab合作，建設一個叫做實時新加坡(LiveSingapore!)的大數據平臺。該項目受美國聯邦政府data.gov動議的啟發，主要目的就是建設一個收集、處理和發佈城市實時數據，供軟件應用開發者和普通市民免費下載的平臺。把未來可通過該平臺分享的數據分為三類：城市運行的副產品數據、通過分佈於城市中的感應器主動收集的數據以及公眾主動分享的數據。他們認為，作為數據源與用戶之間的一個媒介，城市大數據平臺需要在如下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在儘量減少數據源和數據提供者處理數據的負擔，維持他們提供數據的積極性的同時，為用戶提供格式較為一致的各類數據，使數據的使用和合並簡單方便。為了實現這個目的，該項目的研究人員為新加坡的大數據平臺開發瞭如下幾個功能：
一是數據的接收。一個大數據平臺，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數據平臺接收的信息量可能會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因此，數據平臺的靈活性和可拓展性至關重要。他們強調，在數據分享的過程中，為了規避數據所有權、安全性和隱私等諸多問題，數據平臺只是將數據源和用戶聯繫起來，其本身不應該存儲任何數據。第二，基本的數據結構和格式處理。為了保證數據的結構和格式基本一致，數據平臺需要對數據源提供的數據進行格式和結構方面的處理。在可能的情況下，數據平臺還可以把相關數據聯繫起來。在這方面，他們的做法是先讓用戶來決定怎樣把相關數據聯繫整合起來，數據平臺對用戶的做法進行記錄和總結，以此逐漸瞭解學習數據之間的內在聯繫，為以後的數據處理打下基礎。第三，數據的檢索和選取。為了方便用戶準確的下載他們需要的數據，該數據平臺給用戶提供數據檢索、過濾和選取功能。這樣，用戶可以選擇特定邏輯和時空範圍內他們感興趣的數據，而不需要把整個數據全部下載。
目前，實時新加坡的項目已經有了初步成果，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如何把實時出租車數據和降雨數據相結合來提高出租車管理效率。這個項目主要涉及兩個數據，一個是出租車公司收集的關於每輛出租車地理位置、載客狀態、出發地、行駛速度等實時信息；一個是環境部門收集的整個城市範圍內局部地區降雨量和降雨的強度的數據。把這兩個數據結合起來，就可以開發各種應用，讓出租車和要打車的乘客實時瞭解各個地點出租車的實時供求情況，促進供求平衡。
3.2 智慧經濟：以智慧城市中的經濟發展為例
研究表明，城市財富的增長與城市中創新階層的比例、市民受教育程度、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普及以及這些技術在政府公務中的應用，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性。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聯合會在2014年出版的關於智慧城市的報告中 ，從多個方面對如何促進智慧經濟的發展進行了描述。歸納起來，大致是4個方面。一是信息和通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普及和應用，比如計算機、互聯網以及電子商務在企業經營中的應用。二是城市政府對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中小企業創新活動的支持。這種支持既可以通過優化政府對企業的服務實現，也可以通過政府特定的項目來實現。比如，巴塞羅那在1986年就成了一個名為巴塞羅那阿克帝瓦(BarcelonaActiva)的市屬公司，簡化行政程序，為企業提供各種政策諮詢，促進經濟發展、企業創業和市民就業，同時提升巴塞羅那市的國際形象，吸引外國投資。僅在2011年一年中，該公司就支持了2400個新項目，他們的企業孵化器和科技園誕生了139家新公司，服務人數超過1.4萬人。三是對企業吸納創新人才的支持。比如，臺北市政府就通過給予中小企業研發方面的政府資助，來鼓勵他們吸納更多的高科技人才進行科技創新。四是為知識和創新經濟的發展提供空間保證。比如通過高科技園區和商業孵化器鼓勵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鼓勵科研人員創業，為他們提供起步階段的空間和基本設施的支持。
其實，智慧城市建設本身也會帶動經濟發展和創新。比如政府大數據平臺的建設，就為相關應用開發提供了難得的市場機遇。政府公共部門以及私人公司在智慧基礎設施上的投入，也會為相關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提供廣泛的市場機遇。
3.3 智慧制度：以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為例
智慧城市中的智慧制度主要是強調通過信息和通訊技術在政府管理和決策過程中的應用來增加政府效率，增加政府透明度，鼓勵公眾參與決策，從而促進民主政治。智慧制度的建設至少包括4個方面：(1)電子化政府，主要是信息網絡技術在政府辦公系統中的應用；(2)應用新的網絡和社交媒體增加政府透明度；(3)以實時大數據分析為基礎的城市問題分析和決策；(4) 信息和網絡社會背景下的公眾參與。
根據公眾參與中互動方式的不同，學者將其分為4個類型。一是單向溝通，比如以網頁的方式公佈規劃數據、方案、會議紀要和決策結果。這種方式下，公眾只能被動獲取信息。二是反饋式溝通。這種模式下，公眾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者網絡留言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但是無法控制相關部門是否回應。三是回應式溝通。這個模式下，公共可以通過網絡提交自己的申請而相關部門有義務和責任回應每個申請。比如規劃部門如果允許建築商或者個人在網上提交土地開發或者裝修申請表格，則該部門有義務就每個申請在規定期限內作出回應。四是交互式對話，即規劃部門、公眾以及利益相關方在網上通過論壇、社交媒體等形式進行互動式對話，共同制定規劃方案。
信息和通訊技術給公眾參與提供了很多新手段，但這些網絡參與手段會取代傳統的公眾參與方式嗎？還是隻能作為後者的補充？針對這個問題，通過一個社區重建項目，對兩種公眾參與方式進行了比較研究。在這個規劃項目中，根據參與方式的不同，將參與者分為3個類別：
傳統方式參與者、網絡方式參與者和混合方式參與者。衡量的標準即不同參與方式對參與者參與積極性(involvement)、對規劃工作的信任(trust)以及對公眾賦權(empowerment)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相比傳統方式參與者，網絡方式參與者通常是那些年輕且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但是和傳統參與方式比，純粹的網絡參與方式在3個衡量指標上都沒有明顯優勢，傳統參與方式甚至比單純網絡參與方式更有利於公眾賦權。但他們同時發現混合參與方式在3個指標上都明顯強於另外兩個。從這個研究結果看，網絡參與方式還只是傳統參與方式的補充，尚不能替代後者。當然，網絡參與方式的前提是參與者有網絡可用且有能力使用。
3.4 智慧環境: 以眾源信息在環境監測中的作用為例
智慧城市把建設一個清潔、健康、綠色、環保的城市作為重要發展目標，更加強調信息與網絡技術在促進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中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除了物質環境和自然環境，智慧城市還強調社會環境的重要性——一個公平、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是城市創新的重要前提。
以眾源地理信息(volunteered geographicinformation)在環境監測中的作用為例。該案例的緣由，是在美國加州沿海和俄勒岡州南部地區出現的一種叫做橡樹突然死亡(sudden oak death)的疾病。加州成立了包括政府工作人員、大學研究人員和普通民眾在內的工作小組來收集該疾病的空間分佈信息。為了方便各方上傳和共享信息，他們開發了一個網站(oakmapper.org)和手機應用。該網站和應用在谷歌地圖的基礎上，採用網絡GIS技術，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看到染病樹木，在簡單註冊之後都可以通過網頁和手機應用上傳有關信息，如染病樹木的地址位置、症狀以及周邊環境等。該網站和應用要求用戶在註冊個人信息時說明自己的身份(在政府工作人員、研究人員、普通公眾中選擇一個)。考慮到普通公眾通常不具備相關專業知識，他們提供的信息在地圖上顯示為黃色，而具備專業鑑定能力的政府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提供的信息則顯示為紅色。如有必要，政府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可以根據公眾用戶提供的地址對相關信息進行核實。此外，研究人員還通過關鍵詞在社交媒體和網絡相冊搜索有關該疾病的信息，並根據用戶自願提供的地理位置對他們進行空間定位。
該網站和應用收集的有關該樹木疾病的信息實時更新，對公眾開放，可以免費下載。在這個項目中，由於公眾的廣泛參與，信息收集和環境監控的成本大大降低。與此同時，公眾的環保意識和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的積極性也得到了提升。但是研究人員也意識到，相比傳統的環境信息收集和監測方式，公眾提供的地理和環境信息也存在很多問題，特別是它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這也是研究者有意將公眾提供的信息與政府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提供的信息相區別的主要原因。另外，如何最大程度的吸引公眾參與到項目中來，也是一個挑戰。
4、結論和建議
智慧城市理念至少在3個主要方面對中國城市規劃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首先，智慧城市對傳統城市規劃和管理對象的時空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時間上，智慧城市對傳統城市規劃和理論的影響，為兩個方面。
一個是時間區間的大幅縮短。傳統城市規劃的時間區間，通常是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側重前瞻性。但是信息技術和實時大數據的應用，把城市規劃和管理的可能反應時間縮短到幾天，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大量的實時數據也為預測和應對城市中的突發事件提供了更好的工具。二是從靜態規劃到動態規劃的轉變。傳統的城市規劃和管理主要依賴於靜態數據。但是大量實時數據的應用，可以方便地讓城市規劃和管理人員隨時掌握城市的動態變化以及人和物在其中的流動。在新的城市模型中，城市體系將不再是一個靜態平衡的體系，動態和不平衡將是常態。從空間上看，大量高精度空間數據的採集，極大的提高了城市規劃和管理的精度，使精細地塊層面的規劃和管理成為可能。大數據的應用，可以讓規劃管理人員方便地把高精度的用地數據與其他數據，比如交通、房價、地價、環境等數據整合起來，提高用地預測精準度和用地效率。其次，智慧城市對傳統城市規劃和管理決策過程提出了新的挑戰。 相比傳統規劃，智慧城市概念下的城市規劃和管理將較少地依賴經驗和直覺，更多地依賴對實時數據的分析和判斷。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大數據平臺的開放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各類網絡應用的開發，將使更多的利益主體和公民個人更加方便地掌握城市中的各類信息，讓他們有更多的動力和信心參與到規劃決策中來。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市規劃和管理過程，將更加扁平化，公民參與將更加方便，城市規劃編制和管理者與市民的互動將更加頻繁。除了傳統的意見反饋渠道，智慧城市中的市民可以依靠其個人電子設備上的網絡應用，隨時掌握應對城市中的各種情況變化，而這種應對又可以實時反饋到城市信息系統上來。規劃師在與公眾溝通的過程中，可以考慮使用傳統和現代手段結合的方式，使不同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人都能有機會參與規劃，成為智慧城市發展的受益者。
再次，智慧城市對城市規劃教育的體系和理念，以及相關工作人員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新的挑戰。從
技術層面上看，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市規劃和管理工作需要相關人員熟悉一些新的技術，比如編程，數據處理、分析和建模，地理信息系統和遙感技術，空間數據可視化等等。從另一方面講，將會有其他專業的人員廣泛參與到規劃工作中來。比如城市大數據平臺的發展要求很多軟件應用開發人員參與進來，把城市數據以軟件應用的形式傳遞給市民使用。由於信息技術把海量的城市信息帶入到城市規劃工作中來，而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相關技術知識，這就要求規劃師要和各種不同知識和工作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大數據的開放和公民參與程度的逐漸提高，也要求規劃師逐漸學會與公眾交流和協調各種利益衝突。閱讀更多 國脈智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