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转佳帖》翻墨本与拓本
王羲之《转佳帖》翻墨本
王羲之《转佳帖》，拓本。9行，62字。草书。
帖文大意为：您近来身体转好了吗？自立秋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欠佳，现在仍未康复。近来还很少食肉，经常吃面食，还是欠佳，仍旧疲因病苦。服散已久，如此也难以求得安泰。不能脱离世俗，却有非分的欲求，或许因此招致病苦弊害。
在王羲之诸多尺牍中，特别是问疾、自况的尺牍中，屡屡察见所陈服食之事，病害之苦。此帖所谓“不去人间，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正是王羲之所患诸多病害肇端於服食的自状。“欲求分外”是指王羲之服食以求养生长寿的欲念。
此帖亦收刻于《大观帖》、《绛帖》、《宝晋斋法帖》、《二王帖》、《澄清堂帖》。或有将此帖与乐著帖（又称《县户帖》、《乡里人乐帖》）合为一帖。据帖文文义，分作两帖为宜。
释文:
君顷就转佳不？仆自秋便不佳，今故不善差。顷还少啖脯，又时啖面，亦不以为佳，亦自劳弊。散系转久，此亦难以求泰。不去人间，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
王羲之（303-361，另说303-379、307-365、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汉族，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中国东晋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
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王羲之的书法曾被誉为“尽善尽美”和“古今之冠”。其书中的美韵，至今仍是书界努力探讨的课题之一。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位精深博大、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必有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条件；其艺术成就，亦必有后世不能重复甚至难于企及之处。
在我国历史上，就学术精神的高昂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局面，可以与其媲美的，就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诸种艺术中更能代表当时的高度成就和时代精神。
汉朝曾经有过鼎盛的时期，但至东汉末年已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到了极点，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汉王朝终于在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中瓦解了。接着是持续数10年的三国割据。司马氏用残酷的手段从曹魏手中夺取了政权，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不久就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建立自己的政权。西晋在凄惨中灭亡，晋室和部分中原大族南移，建立起东晋政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其精神支柱儒术，也走入繁琐、神秘和虚伪的谶纬经学，信其者日少，人们开始从老庄学说中去寻找解答，于是玄学成为当时哲学思想的主流。
在东汉王朝的衰亡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庄园经济和世家大族成了新的社会支柱。儒学主张“有为”，故容易为掌握了统一政权者所利用；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玄学主张“无”和“无为而治”，更容易为没有能力掌握统一政权而又颇有政治经济实力的世家大族（或称门阀世族）所接受。玄学的流行还有一个现实生活的原因，即汉末以来，连年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亦互相残杀，又曾有大的瘟疫流行，这些都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个世事变化莫测和人生无常的印象。这种情绪也更接近老庄思想和当时传入不久的佛教精神。
魏晋时期重视的是人的才能和智慧，即所谓“唯才是举”，所以人物品藻大为流行。由对人物才智的重视转而成为对人物才智乃至气质、仪表的赞赏，以致形成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政治、社会的要求转变为审美的要求，审美要求再进而成为艺术的表现。这种转化现象虽然许多社会阶段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魏晋南北朝却表现得尤为突出。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饱含各种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同时又有着昂扬的创造精神的时代，作为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王羲之正是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故他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他的艺术创造，都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内画家一丁内书黄庭经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会稽蕺山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且与许询、支遁诸名士，遍游剡地山水。自王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王羲之遗迹遍及全县各地。嵊西独秀山为王羲之读书处，山上观音殿悬有“右军旧游地”匾额；山麓建桃源乡乡主庙，奉王右军为乡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东的清隐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岭等，均为王游憩之地，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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