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之真精神”这一说法是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撰写的审查报告中所提出的。他首先说：
“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容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所谓“道教之真精神”就是道教的“包容开放，兼收并蓄”：一方面道教能够尽量吸收外来之文化、外来之思想学说，另一个方面又能立足于本来民族之地位，两者相反相成。
所谓“新儒家的旧途径”，是指宋代新儒家学派能够继承道教的真精神，以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佛教为先导，对于其他学术流派或外来之学进行融会吸收，完成了中国文化的大改造。
陈先生说，如果只照搬外国之文化，实行“拿来主义”，则结局如同印度传来的“唯识学”。外来文化要么适应中国之文化，要么就只能绝迹于中国。
在道教的思想体系中，“三清”的混沌创世、《参同契》的易象炼丹、《抱朴子》的成仙飞升，无不显示出道教对世界的想象，故而道教对新事物和新想法更具有包容的特点。这种特点跟道教的“谈玄论道”的传统有关。“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古代的“哲学”其实就是“玄学”，但我们绝对不要轻视“玄学”大而无用的遐想。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曾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庄子也说“无用之用”方有大用。道教的玄学则是中国文化中较有形而上学气质的学问，代表了中国思想的“核心”。如果能了解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有无之辨、体用之道、心性工夫，就能抓住中国哲学的“神”。
《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从老子提出的“道”，到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再到隋唐“重玄学”，无一不带有重思辨、形而上的色彩，彰显了道教学问的超越性和终极性追求。
道教又不仅仅限于形而上的“道，更兼有“形而下”的“器术”。道教相对佛教来说，道教要多注意人与物的关系，其论多与人情日用相关，是为人情之宗教，故较易为人接受。在宗教神学方面，道教具有纷繁复杂的神灵体系、精致讲究的斋醮仪式；在养生医学方面，具有服气、食饵、房中、导引等方术；在预知人事方面，有天文历法，星象占卜、风水奇门、雷法画符等道术；在成仙得道方面，则有尸解飞升、内丹修炼、积功累德等途径。因此，道教涉及和影响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古代的医药科技等贡献颇多。
在社会层面来说，儒家偏重政治社会制度，重伦常而轻个体，重经论而轻器术，相对于思想文化的整体而言，具有严重的缺陷。佛教则倾向于背弃伦常，厌世出世，脱离现实生活，当然也不可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变革。
道教提倡“助国安民，济世度人”，积极参与社会秩序的构建。最重要的是道教能够对世俗政治提出“批判性”的意见，不断补充新的观点，适当地纠正其不足，使民族文化在构成要素上，处于相对合理完善的地步。这正在于道教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自己不脱离现实生活又具有超越现实的价值关怀。
纵观道教发展史，道教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吸收融合、革故鼎新的动态过程。殷商的鬼神崇拜、战国时期的方仙道、汉时的黄老之道、魏晋时期的佛学般若等都是构成道教的主要元素，而道教又对之综合发展，并非这些元素的简单相加。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道教也需要“随方设教”，持续不断地吸收和容纳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科学技术，同时又要继承传统、包容并蓄、开放自由、海纳百川。在继续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道教也要不断吸收外来先进之文化，与时俱进，方能彰显其“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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