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創新是技術創新的基礎，是新技術和新發明的源泉，是促進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的革命性力量。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跨越這個“重要關口”，必須激發出創新這個“第一動力”，走創新驅動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如果不走創新驅動發展道路，新舊動能不能順利轉換，就不能真正強大起來”。因此，必須對知識創新的發展脈絡、內在機制、發展方向等進行深入系統研究，以知識創新的新成果引領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一、知識創新為創新驅動發展注入源動力
創新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人類社會發展史可以看作一部創新活動推進史。1912年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創新一詞，開創了創新理論研究之先河。這一時期對創新的研究，主要是從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角度，探討技術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創新就是要將生產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將過去從未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中，這種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即為創新。當整個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並且因為這種“新組合”獲得潛在的利潤時，經濟得以發展。
知識創新的概念最早出現在美國著名戰略專家艾米頓1913年出版的專著《面向知識經濟的創新戰略》中，這一概念的出現自然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知識創新是對新思想的創造、演化、交換和應用，並使新思想轉變成市場化的商品和服務，其目的是為了組織和國家的活力與進步。這一思想的積極意義在於極大地拓展了創新的內涵，從技術層面拓展到知識層面，使人們意識到創新不簡單等同於技術創新，還有管理創新、知識創新等多種形式。但這一思想還是停留在較為宏觀的層面，尚未涉及知識創新究竟是什麼，以及知識創新發生髮展的作用機理。
知識創新真正引起組織界和學術界的關注，是隨著日本在二戰後30年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特別是汽車、電子產品等行業的崛起直接威脅美國乃至歐洲國家的產品市場，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學者的高度關注，並對日本的管理模式和組織文化進行了認真地分析總結，並以出現組織文化管理思潮為代表標誌著管理思想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特別是野中鬱次郎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了《創造知識的組織—日美組織持續創新的動力》《知識創造的螺旋—知識管理理論與案例研究》等知識管理方面的著作，系統總結了組織創新管理過程，提出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組織創新模式。這些理論為日本企業創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在湯森路透評選出的《2015全球創新企業百強》榜單裡，日本以40家居於榜首，超過美國的35家，在人們眼中“失去的二十年”裡，日本的創新方向發生了巨大變化。比如創能、蓄能領域，風靡一時的特斯拉電動汽車電池由松下提供，松下、三菱等還在研發氫燃料電池，今後一旦石油供應不足，日本的創能、蓄能技術將在全世界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機器人也是日本著力打造的新興領域，日本公司從家電業擺脫出來，在醫療、能源、機器人等領域實現突破，為下一步發展打好基礎。
近年來，我國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水平不斷攀升。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五年來，創新驅動發展成果豐碩。全社會研發投入年均增長11%，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位。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2.2%提高到57.5%，投入與產出呈現數量級增長，充分體現出中國的大國經濟優勢賦予科技創新的強大動能，我國科技創新處於由跟跑為主轉向更多領域並跑、領跑的發展階段。這主要得益於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不斷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在這個重大經濟轉型的時代，我們要立足國情韜光養晦，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就不能僅僅滿足於跟蹤模仿和外圍打工，要著眼推動建設結構合理、開放競爭的自主創新體系，必須積極推動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以知識產權制度協調創新體系中各主體間的關係，全面提高核心競爭力。
從知識創新理論研究與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實踐看，如何迴歸知識本源，深刻把握創新的本質，對知識創新做到更為精準的把握，對知識創新的體制機制有更為系統整體的設計，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是更好實現知識創新對創新驅動發展進行有力推進的重大課題。
二、知識創新為創新驅動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如上所述，要想使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效落地，使知識創新真正發揮出強大動能，就必須精準把握知識創新的內在機制。對知識創新理論的認知，可以從認識論和存在論兩個維度，深入闡釋知識創新如何產生、組織在知識創新中起什麼作用這兩大基礎問題。
一是從認識論的維度把握知識創新的產生。知識可以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正是由於兩種知識之間的相互轉換，知識創新才得以發生，創新的原動力也正源於此。這一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轉換的過程，包含四種不同的知識轉換模式。一是共同化，指的是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是個體與他人共享自身的體驗，在原有心智模式或技能的基礎上產生新的隱性知識，比如中國傳統的師徒制，徒弟可以從師父那裡通過觀察、體驗和領會習得隱性知識；二是表出化，是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化，採取比喻、假設、概念、命題等形式將已有的隱性知識外顯成為顯性知識，這一過程是知識創造的核心所在；三是聯結化，是從顯性知識轉化為另外一種顯性知識，將各種概念聯結在一起成為一個系統的整體化的知識體系，聯結的媒介多種多樣，比如文件、電話、會議、計算機等，聯結的方式包括整理、分類、合併等，總之是對已有的信息進行重新構建並促使新的知識產生；四是內在化，是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在前面三個過程之後，個體產生新的體驗，產生新的知識創新，同時知識通過共有的心智模式或技術的形式再次內化為新的隱性知識，成為隱性知識庫中的新成員，作為有價值的資源沉澱下來。
二是從存在論的維度把握知識創新中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唯有個體才能創造知識，沒有個體的組織是無法創造知識的，但組織的功能向來不是創造知識，而是對富有創造性的個體提供支持，為個體創造知識的活動提供有利情境。組織進行知識創造的過程就是調動個體內在的隱性知識的過程，組織需要不斷創造新知識，並快速地將其融進新技術、新產品、新系統中，促使組織知識創新得以實現。知識創新不是對客觀信息的簡單處理，而是需要主動挖掘人頭腦中的潛在想法、直覺和靈感，並將其綜合起來加以運用。很多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往往不是政府發現和培育的，而是“放”出來的，技術是難點，但更難的是對市場需求的理解，這是一個需要探索和試錯的過程。
三、以知識創新促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
（一）重視激發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創新實踐至少包含了兩條發展主線：一是“技術”，二是“人本主義”。圍繞這兩條主線展現出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更加體現出技術的引領，諸多領先技術的不可逆性打破了原有利益格局，重構產業範式，使得競爭格局煥然一新，可以預見，技術的破壁能力將在更多領域裡持續發酵，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二是更加回歸“人”的需求，突破技術的侷限性，人文性更為凸顯，這一點突出體現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之中。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時代轉變中，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知識、知識管理和知識創新的內涵。比如在工業社會，人們秉持的理念是“效率最大化”，而對於提高工作生產率來說，最好的方法就是分工，這就要求必須將“模糊性”根除在外，將全部過程分解為若干任務或模塊的做法是工業社會成功的要訣。隨著時代變遷，人們發現矛盾、不一致、兩難、兩極分化等都不是與知識背道而馳的事物，許多曾經被剷除或者必須避免的東西需要重新從融合的高度去看待和分析。從這個意義上看，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人本主義”在創新過程中將會更加凸顯。
在創新過程中，要高度關注如何激發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眾多實踐中都可以看到，作為創新驅動發展的主體，組織層面的知識創新有效轉化為個體在工作中的創新行為對組織來說仍然是個巨大的挑戰，同時把個體在工作中的創新意願或創意，乃至創新行為有機地整合成組織層面的創新，使組織產生更高的創新績效，也是值得人們深入探索的問題。可以說，科技創新，人才為本，人才資源是最可寶貴的戰略資源。培養造就規模宏大、結構優化、佈局合理、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選擇。在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背景下，實現創新就必須大規模培養和造就既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又深諳創新理論與方法的高級人才，同時，國家要為激發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積極創造條件，這是我國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保證。
（二）以知識創新研究指引創新發展方向
隨著大數據、雲端、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深入發展並普遍應用，組織模式將會受到更加嚴峻的挑戰，未來知識創新的發展也將隨著組織模式和組織理論的發展而發生新的變化。在這些新的組織理論中，自組織理論就是主要代表，如耗散結構論、協同理論、突變論、混沌理論等，都是自組織理論的成果。目前自組織理論已經廣泛應用於自然系統、生命系統和社會系統的研究中，強調系統的整體性、非線性、動態性和複雜性，為研究複雜系統的運動規律開闢了廣闊前景，也為進一步推動知識創新實踐提供了新空間。
在自組織理論的視角下，知識創新展現出新面貌。人的大腦及其功能—心理系統突破了傳統的“刺激—反應”等模式，作為一個開放系統，與所有的自組織系統一樣具有保持自身結構相對穩定的能力和傾向。個體在後天的各種活動中，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個性化的價值觀念、行為規範、行為策略、態度體系、認知結構和心智模式等，構成現實的心理結構。而在人的心理世界中存在一種指向未來的動力性變量，使得人在與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僅心理系統獲得了現實性發展，還從中形成了理想、願望、目標等指向未來的因素，為人的活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構成了動力性世界。這就為個體行為內在動力動機提出了新的視角和觀點，因此對知識創新究竟如何產生，知識創新的驅動力等研究極具啟發意義。
知識作為競爭性資源獲得的關注會不斷攀升，知識創新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也愈加重要，科技和以人為本的雙主線、辯證的創新思考方式、系統思考與理論構建、在自組織理論視角下深入研究是未來知識創新研究的發展方向，也是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必經之路。在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更加強調願景和核心價值的意義，辯證思考局部與整體、動態發展過程等，更好地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改善人才發展環境，努力實現優勢領域、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
（三）立足具體國情推動知識創新實踐
當前，我國知識創新的快速發展呈現出很強的非線性、非連續發展規律，高度壓縮的科技成長動態性使得我國知識創新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徵，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已成為具有獨特性的社會實驗室。因此，簡單應用西方學術理論於我國知識創新實踐，或者簡單借用西方領先技術於中國實踐，就會出現不符合甚至相互矛盾的情況。
長期以來，在知識創新乃至在各領域的理論和實踐中幾乎都存在一種明顯的偏好：從西方借用已有的理論、概念和方法來研究本土的現象，這個偏好有可能會放慢有效的全球知識管理和知識創新的發展速度，阻礙科學的進步。就知識創新而言，我國大部分知識創新研究仍然傾向於有限情境化地使用已有的理論和概念，少有進行“深度情境化”的研究來發展新理論。但是對於西方認識論的歷史可以被視為一種對究竟哪類知識更“真實”持續論戰的歷史，西方人傾向於強調顯性知識，而東方人則偏愛隱性知識，這種對知識類型的偏好決定了東西方在創新方面的差異。
推動創新驅動發展要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當前，我國許多產業仍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發達國家在科學前沿和高技術領域仍然佔據明顯領先優勢，我國支撐產業升級、引領未來發展的科學技術儲備亟待加強。適應創新驅動的體制機制亟待建立健全，企業創新動力不足，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高，激勵創新的市場環境和社會氛圍仍需進一步培育和優化。因此，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立足國情著力建設一個可以應對國內外挑戰的國家創新體系，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發揮知識創新的引領作用，構建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不斷提高我國核心競爭力。
（作者：中央黨校組織部幹部二處副處長，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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