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1968 年3 月生於北京。
媒體人、傳媒企業家、陽光媒體集團董事長。
1990 年至1994 年擔任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節目主持人。
之後加盟香港鳳凰衛視，開創《楊瀾訪談錄》。
1999年創辦陽光媒體集團。
出生於1968 年的楊瀾，幾乎每一步都踩在時代變革的節點上。1986年，在國內“走出去”的熱潮之下，她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希望在國際貿易或文化交流領域找到發展機會。然而1990 年中央電視臺第一次社會招聘，讓非播音專業出身的楊瀾一下踩進了媒體行業，爭取到主持《正大綜藝》的機會，並在1994 年成為中國首屆“金話筒”獎得主。
正在事業風生水起之時，楊瀾卻選擇逆流而上，1994 年她毅然離開央視的“鐵飯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並在1998 年推出中國首檔深度高端訪談節目《楊瀾訪談錄》。
比較早期的《楊瀾訪談錄》
這檔節目至今已訪問過全球近千位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精英翹楚。楊瀾同樣也是中國較早的文化企業創業者之一。1999 年她與丈夫吳徵創辦了陽光媒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在楊瀾看來，無論是《楊瀾訪談錄》的誕生，還是陽光媒體集團的建立與發展，每一次開創性的嘗試，都離不開改革開放後，時代給予個體的無限可能性，“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人能夠保證你成功，但你開始有權利去嘗試失敗。這也是一種自由。”
倒帶40年
▶ 新京報：改革開放後，哪部文藝作品對你影響很大？
楊瀾：小時候看過一部話劇叫《於無聲處》，從臺詞到各方面的設計都非常大膽，很具有突破性。當時也從海外引進了一些電視劇，《大西洋底來的人》《血疑》等。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著作，我看得津津有味。一個女記者有如此的洞見和深刻的分析能力，她犀利的採訪方式給我留下了特別的印象。還有沃爾特·克朗凱特報道的人類登月、越戰等，他們讓我感受到傳媒竟然有這麼大的力量。
▶ 新京報：什麼事情讓你意識到，改革開放真正影響到生活和家庭？
楊瀾：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中國開始恢復高考。從家長到學校都明確向我們傳達一個理念“知識改變命運”。為了通過高考這座獨木橋，大家都非常刻苦學習，因為當時高考的入學率全國平均下來只有10%左右。
▶ 新京報：在你所在的領域，哪一位是在改革開放之後開創了先河的人？
楊瀾：原中央電視臺的陳漢元先生，從《話說長江》開始，很多影響當時年輕人思維方式的大型紀錄片都出自他手。他給我們帶來了人文關切的同時，又有深度的思考和開闊的視野。這種通過電視傳達出來的人文主義薰陶，對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來說就是一個啟蒙，也讓我對做傳媒這一行有了一種崇敬感。
12寸電視彩膜
▶ 新京報：改革開放之後，家裡買到的第一件以前買不到的東西是什麼？
楊瀾：一臺九英寸黑白電視機。晚上鄰居們都拿著小板凳到我們家來看電視。當時很少有普通人家能夠買得起彩色電視，有一天我媽媽買了一張透明的，但有著紅藍綠三種顏色的塑料貼片。黑白電視機貼上三色貼片就成了彩色電視。一張人臉有三種顏色，還蠻搞笑的。
▶ 新京報：從媒體人到創業者，你希望子承母業嗎？
楊瀾：我們這一代的成長經驗就是要讓每個人去尋找和創造自身價值，同時也為社會進步做貢獻。所以我會尊重孩子們作為獨立生命個體的追求，甚至他們試錯的權利。我特別鼓勵他們去追求夢想，哪怕這個夢想在某一些階段顯得非常不實用，.讓他們勇敢地探索世界，認知自己。
思想啟蒙
《約翰·克利斯朵夫》打開青春視野
楊瀾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母為其起名為“瀾”，意在希望她能有海一樣開闊的胸襟，在社會中能夠自強、自立。那時年輕人最好的出路就是考大學，所以整個中小學時期，楊瀾和同齡人一樣，努力學習，連週末都是泡在題海里。
中學時，楊瀾看的大部分書籍是靠同學之間互相傳閱，有時遇到喜歡的書，大家不惜手抄珍藏。那時北京建立了現代大型圖書館，從前可望不可即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籍，能夠輕而易舉地被借閱。楊瀾曾囫圇吞棗地拼命啃讀國外社科類書籍和人物傳記，並和同學們展開小組討論。從薩特、尼采、歌德、笛卡爾、弗洛伊德，到著名記者法拉奇、沃爾特·克朗凱特的採訪著作。楊瀾說，那時討論人生和世界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是年輕人之間最流行的溝通方式。
其中，對楊瀾影響最大的是羅曼·羅蘭所著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由傅雷翻譯，在改革開放前曾經作為個人主義作品被批判的書籍，在上世紀80 年代被重新翻譯、出版，衝擊了一代年輕人的思想。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生命的可能性，看到人對於真理、對於愛的追求，竟然如此如火如荼。“正是這些書，讓我對青春有了完全不同的視野和想象。”
楊瀾留學存照
投身媒體
電視媒體黃金時期的幸運兒
楊瀾曾將心理學填為自己的高考志願。然而當時父母卻認為心理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才有的社會現象，中國遠沒發展到那個階段，人們能吃飽飯就很滿足了。誰會去找心理醫生呢？但是父親同時也給了她一個很好的建議，他說中國正在改革開放，所以學好一門外語會很有用，最終英美語言和文學成為楊瀾大學主修的科目。當時的大學生仍是擇校不擇業，畢業後大多按照國家分配進入機關或機構。
沒想到四年後，國家第一次不包大學生分配了。即將畢業的楊瀾，雖然十分幸運地考上了北京第一家五星級中外合資酒店，但中央電視臺的首次社會招聘卻為楊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改革開放後的電視媒體是最大的新興產業之一，以往主持人都是從播音專業定向輸送，但社會氛圍的鬆動，讓拘謹、死板的主持腔不再能滿足公眾需求。當央視導演辛少英來到北京外國語大學選人時便開門見山地說，央視急需純情的“新面孔”。
當時楊瀾被系裡推薦去面試，但自我介紹後她便耿直地發問，“為什麼電視臺找女主持人就要純情型的？我們缺少的是幹練的職業女性形象！”正是這句慷慨直言，讓楊瀾獲得了央視的入場券。經過七輪面試，1990 年，她成了央視《正大綜藝》節目的主持人之一。
與趙忠祥共同主持《正大綜藝》
90 年代初，電視機已成為80%中國家庭的必備家用電器。在楊瀾做電視主持人的前四年，《正大綜藝》的平均收視率高達20%-30%。這是十分驚人的數字。
楊瀾始終認為，自己幸運地在中國電視媒體進入黃金時期時，誤打誤撞進入到這個行業，無疑與改革開放後的自主擇業密切相關，“雖然當時的大學生們曾一度惶恐，連如何寫簡歷都搞不清楚，但這種挑戰也給了我們很多機會，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年輕人在人生選擇途徑上，已經有了前所未有的開闊。”在此之後，外語系的學生開始受到各電視臺的青睞，許戈輝、魯豫、何炅等優秀人才陸續被央視和全國各衛視挖掘。
轉身創業
不管願不願意,時代逼著你改變
1994 年到1996 年赴美留學期間，楊瀾受到美國《60 分鐘》等電視節目的影響，她開始意識到，在社會經濟進步的同時，人的改變、觀念的改變或許更加深刻。媒體可以通過記錄個人命運和思想的改變來記錄時代，並讓國人打開眼界，瞭解世界的進展和決策背後的人。
於是1998 年從美國畢業歸來的楊瀾選擇進入鳳凰衛視，“那時鳳凰衛視引潮流之先，給華人提供了更加開放的媒體環境。”隨即楊瀾創辦了楊瀾工作室（後更名《楊瀾訪談錄》），成為繼敬一丹之後，第二個以個人名字命名節目的主持人，也是國內首檔高端訪談節目。從幾十位國家元首，到數百位世界級學者、藝術家、商界精英、體育名人，楊瀾試圖通過媒體來見證時代的改變，也努力改變世界對中國媒體的刻板印象。
《楊瀾訪談錄》採訪美國政要老布什
《楊瀾訪談錄》採訪比爾·蓋茨和巴菲特
千禧年前夕，互聯網經濟迎來第一個高峰。年輕氣盛的楊瀾為了更大的施展空間，做出品質上乘的歷史、文化節目，她與丈夫吳徵決定創辦自己的文化企業品牌“陽光媒體集團”。楊瀾開玩笑說，這是想喝一杯牛奶，卻辦了一家奶牛廠的典型。
“改革開放後，整個時代給予我們的一種可能性。媒體改革方面我們成為吃螃蟹的人，這其中有巨大的不確定性，但人們對於文化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進而也轉化為文化企業的成長動力。創業初始，我是為了做文化不得不做企業，但慢慢認識到，做一家文化企業本身就是在創造新的文化，是構建新的文化機制的一部分。”
結緣奧運
三次申奧展現了國人自信增強
1993 年，在改革開放進入第15 個年頭的時候，楊瀾參與了中國第一次奧運會申辦。那年讓很多人倍感挫敗，北京最終以2 票之差與奧運會主辦權失之交臂。次年，楊瀾辭去在央視的職務，決定出國看看。“我認識到自己還是井底之蛙。”
2001 年，中國改革開放進入第23 個年頭，楊瀾再次參與了2008年申奧。在莫斯科作申奧陳述前，楊瀾向申奧代表團領導申請，想在陳述詞里加一段話。“馬可·波羅在臨終時人們問他，關於東方那個美麗國度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馬可·波羅回答，我告訴你的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楊瀾想用這段話代表當時的中國，向世界發出邀請。“當時距離上一次申奧已經過去8 年，中國社會發展非常迅速，我們急於讓世界瞭解我們，讓大家來看看中國。”
2008 年奧運會申奧團合影
申辦2022 年冬奧會時，楊瀾作陳述
2015 年，楊瀾參與了2022 年北京冬奧會申辦，也成為唯一一位兩次代表北京作申奧陳述的人。
這一次，她是以企業家的身份，負責講述中國在奧運市場運營方面的能力。彼時中國已進入改革開放的第37 個年頭，楊瀾不僅感受到30 餘年間，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之迅猛，同時也感受到了中國在世界中的姿態轉變。
“經濟發展、文化開放，帶動了國人自信。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難免有些自卑，有些不甘，迫切地想要去了解世界；之後又痛感世界對中國瞭解的片面性，希望國際社會聽到中國的故事。那麼如今，我們已經開始試圖推動世界的發展，希望對世界有更大的貢獻。這或許就是改革開放近40 年來中國和中國人身上發生的最深刻的改變。”
攝影：新京報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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