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際教育全是外國人在教學生,培訓班出來的真的是精英嗎

世界 100 強企業,如果不算中國國企,中國大陸教育背景的CEO,也是個大寫的零。所以你說我們講國際教育,不是自嗨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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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回國,最讓我驚訝的事情之一,就是全國上下對所謂的“國際教育”和“雙語教育”的狂熱。不管什麼培訓班、營地,加個雙語,價格就可以漲個 50%。很多經驗有限的年輕老外,因為看上去金髮碧眼就可以在教育機構裡做到很高的職位,而且自然也會吸引到很多顧客。

我也看不懂“國際教育”這個大市場,有各種論壇、大會、專家,有垂直媒體、深入市場調研報告,有各種中介和“價值鏈”上的生意模式,後面還有各種投資機構和投資人,好不熱鬧。

我看了這麼多國家,只有中國有這麼一個奇葩的“大市場”。(其實也不完全對,其它亞非拉欠發達國家也有,但沒這麼高級)。有意思的是,中國這個獨特的巨大需求,在北美英國和澳洲這些英語國家,也催生出了一個接待此大需求的“大行業”,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海外的同胞(當然一般會拉上一些撐門面的老外)。

因為只有中國人才能深入理解這個需求,也能花式滿足這些需求。大家如果夏天去美國英國牛津劍橋看看,會感覺根本沒有出國,摩肩接踵的都是同胞,中國人大概貢獻了這些夏校(開放暑假讓中國學生上課的國外學校)至少 50% 左右的收入,有意思吧?

表面上看,國際教育是送孩子出國的教育,學英語當然有用。但如果深入探究,你就會發現這熱鬧錶面下的深刻悲涼。

第一,我不是反對學英語和留學,我自己過去 18 年有一半時間在美國學習、工作和生活,受益良多。我當然更不是反對外國人,美國有大量值得尊敬的思考者、學者和實踐者,我也有很多美國同事、老師和朋友。我更不是反對開放和交流,相反,我是其中的積極倡導者。

第二,我不是反對中國的國際學校。我覺得國際學校,特別是真的優質的國際學校,給中國帶來了很多好的教育理念和做法。好的教育,一定是多元的,這些國際學校提供了這樣一個窗口和多元性,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三,我也不是反對把孩子送去接受“國際教育”的家長,包括為了孩子教育把自己變成“假外國人”的家長。因為對於單個家庭來講,不管個人事業有多成功,大家都是幾乎沒有能力和教育大體系、以及環境抗衡的,所以如果不想走“主流”應試教育的道路,就只有想辦法走“其它道路”。

國際學校和國際教育,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大環境,成為了一個大市場。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不是取締國際學校,或者把國際學校變成另一類“公立學校”。而是把我們自己的教育真正地做好,讓我們自己的人民滿意,讓大家願意選擇把孩子留在國內受教育。

那為什麼說悲涼?因為我們離這個“好”,還很遠。

1

對中國孩子最好的教育,應該在哪裡?

在很多教育論壇我都問過有多少人打算送自己孩子出國,在場舉手人數都是超過 50% 的。我接觸過很多社會精英和優秀的人,有大學教授、學者、醫院院長、科技公司創始人、投資人,幾乎 100% 孩子不是已經在國外,就是準備送出去。

而且我們體制內的很多教育專家,包括高考改革的專家、大學老師、教務長,孩子也都在國外。知識精英里,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最好的教育在國外。

中國的國際教育全是外國人在教學生,培訓班出來的真的是精英嗎

▲ 數據來源: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我講這個不是批判,也不涉及意識形態。因為回到我上面的聲明二:個人再有能力,在教育上也是無力和體系抗衡的,只能選擇用腳投票。

只是如果退一步看,我們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但我們的社會精英普遍認為最好的教育是在和我們語言、文化、價值體系都不相同的國家。

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假想類比一下,你能想象英國的社會精英(大學教授,醫生,科學家,創業者)認為對他們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嗎?

中華的文化,只有我們自己能教育、傳承,所以對中國孩子最好的教育應該在中國。這看似是個非常淺顯的道理,但現實離這還很遠。

2

我們送出去的孩子,怎麼樣了?

也許“最好的教育”這個願景還遠,那講講現實。對美國來講,中國是第一大留學生生源國,我們每年有三十多萬學生去美國(這裡對比一下,每年美國來中國的留學生,大概一萬五千人,是我們的 5%)。

中國的國際教育全是外國人在教學生,培訓班出來的真的是精英嗎

這裡的大部分學生,是中國家長付全額學費出去的,對美國貢獻了大量的 GDP(每年 420 億美金),而且這裡還沒有算一個更大的數字,就是孩子小,夫人帶孩子在美國居住陪讀的花費。

這在中國的海歸家庭,或者中國企業家家庭裡是非常普遍的,都有專門的詞叫做“月父”和“季父”,就是爸爸一個月飛一趟美國,或者一個季度飛一趟美國去看一下孩子。為了孩子教育付出家庭異地的代價,這在中國的科技創業者裡是很普遍的。

而孩子在這樣不完整的家庭中長大,也是另一種代價。同樣,我完全沒有批判這些家庭選擇的意思,對每一個家庭這都是不得已的,是在可選的不完美方案中選一個相對好一點的而已。

那我們中國人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咱們送出去的孩子,怎麼樣了呢?答案是,不怎麼樣,至少和我們的投入相比,不值。

且不說中國富二代在美國揮霍父母財富的孩子,就算是靠自己努力去了名校的孩子,情況也不容樂觀。我和一位在美國的心理醫生聊過,提到在藤校裡,華裔孩子抑鬱的比例高達 40%。最近清華附中原副校長辛穎有一個分享,在耶魯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完成學業的中國學生有將近 1/3。

我們只看到各個高中和留學輔導機構宣傳有多少孩子去名校,但是送出去後出問題的孩子,大家要麼不知道問題,如果知道,也因社會壓力和其它各種原因而噤若寒蟬的。最後其中的苦,只有孩子自己和父母知道。

3

那畢業以後呢?

我們自嗨的國際教育,又是強調國際視野,又是強調領導力,那結果呢?恕我直言,無非是向國外輸送了一些合格的打工者而已。

北美是麥肯錫最大的市場,2015 年我從 Palo Alto 辦公室離職加入蓋茨基金會的時候,北美有 600 多個合夥人,但其中和我一樣在大陸接受本科教育的只有兩個人。

而我只算半個,因為我是在北京選上合夥人又轉去美國的。後來我和她都離開了,那一段時間,中國人的數量就到了刺眼的零。

你可能會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們沒有歐美人有實力,英語不是母語。但是北美的中國人肯定也熟悉印度的例子。同是“發展中國家”,同樣母語不是英語(認為印度人母語是英語,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同樣是大部分在本國接受完本科教育以後赴美的印度人,他們什麼情況呢?

我在麥肯錫的同時期,印度裔的合夥人有 15%,就是近 100 人! 其中很多是資深合夥人(Senior Partner 是合夥人做到六年以上再選拔出來的),包括若干個重要行業的大頭和和區域辦公室的負責人(從醫藥,科技,到政府服務 — 以美國政府為客戶),更不用說曾經做了麥肯錫三屆(9年)的全球總裁也是印度人,而且本科是在印度理工學院畢業再到美國的印度人。

但是真是感覺 Rajesh、Sandeep、Shantanu(印度人常用名)們無處不在啊!

麥肯錫之外是同樣的大圖景。CEO 和一把手是在印度出生,在印度接受基礎教育直至本科教育的印度人,遍地是例子,下面這一張圖,僅僅是一部分。

中國的國際教育全是外國人在教學生,培訓班出來的真的是精英嗎

科技公司裡:谷歌的 Sundar Pichai,微軟的 Satya Nadella,Adobe 的 Shantanu Narayen,Global Foundries 的 Sanjay Jha (之前做過摩托羅拉 Mobility 和 Qualcomm 的 CEO),Softbank 的 Nikesh Arora,Cisco 的 CTO,Padmasree Warrior(印度女性,之前她是 Motorola 的CTO),Sun Microsystems 的聯合創始人,Vinod Khosla 是著名的硅谷大佬,也是印度本科畢業後到美國來的。

消費品行業百事可樂的主席 — 印度女性 Indra Nooyi 掌舵多年了。金融行業裡,Mastercard 的CEO,Ajay Banga;花旗銀行的前 CEO ,Vikram Pandit;還有 Berkshire Hathaway Insurance 的 CEO,Ajit Jain。

在主流商學院和大學的院長裡,也遍地是印度人的影子。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院長,從 2010 年起,就是印度裔的 Rakesh Khurana,同年,印度裔的 Nitin Nohria 成為哈佛商學院的院長。

也是同年,時任斯坦福商學院教授的 Sunil Kumar 被任命為芝加哥大學 Booth 商學院的院長,2011年 Dipak Jain 成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院長,他之前是西北大學的凱洛格管理學院 8 年的院長。2012 年印度理工(IIT)的畢業生成為康奈爾大學商學院的院長。

在上面所有的細分領域裡,可比的中國人的數量,都是零 。

世界最大的“國際教育市場”和全軍覆沒的精英職場之間,到底缺了什麼?

我寫印度人,不是為了挑起我們和他們的矛盾或者競爭,因為你知道嗎?我也喜歡印度人!

我在 Palo Alto 辦公室的兩年,和所有合夥人一樣,要做諮詢師的職業發展和業績評估。因為 Palo Alto 主要服務於科技企業,所以我們的諮詢師裡印度人的比例就更高了。我那一年負責評估的有四個印度人。

我們做評估的方法,是和他們工作過的每個人聊對 TA 的反饋,TA 的長處,和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且要有實例有證據,還要相互印證,最後我作為合夥人形成一個評估意見和對 TA 下一步職業發展的建議。

那時候我聊完了一圈的強烈感受,就是我也喜歡這些印度小朋友,如果我有項目,也希望讓他們上我的項目。他們有主觀能動性,有想法,分析能力強,情商高,主動為客戶考慮,有創造性的想法,還能用客戶可以接受的形式提出來,團結客戶一起做,這樣的員工,哪個領導不喜歡?

所以要問的問題是,我們究竟差在哪裡?在美華人經常有幾個遮羞布:我們英語不好,印度人會拍馬屁和華裔前輩不給力。鐵木在文章《三塊遮羞布》裡寫過:

1)不是我們“英語”不好,而是我們“沒見地,沒邏輯,沒激情,沒膽識”;

2)不是”印度人會拉關係拍馬屁”,是他們願意思考公司的大事,願意參與討論貢獻力量,而我們上來就把自己定位為“技術工”,拿多少錢做多少事;

3)不是“華裔前輩不給力”,而是我們自己不注意建構和維護導師和同伴的關係。

具備這些,就是“領導力”。領導力的核心,不是技術技巧,是思辨能力,思維方式,團結協作的能力,膽識,勇氣,愛。領導力的基礎,是個人層面的通透。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印度的教育,教出來了比較通透的人,這個是核心。

大家看看谷歌 CEO “劈柴”和微軟 CEO 薩蒂亞·納德拉的歷程,都是非常讓人敬重和欽佩的。

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時候,有巨大的優越感,和中國相比真的是髒亂差啊。印度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確有很大的問題,但是印度文化裡的多元,和對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普適的 。所以喬布斯才去印度進行對內心的探究。

而我們呢,自己的文化就沒學好,根基不深厚,又加上各種讓人眼花繚亂的國際體驗和英語教育。向外而不是向內看的教育導向,讓我們離通透越來越遠了。

4

最後,什麼是國際化?

國際化不是外語好,不是能出國,這些都太表面了。最終,是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和邏輯,講自己的故事。(這是曾國俊老師說的,我非常同意)。這裡談幾個更本質的問題。

1. 國際教育到底是教什麼?

需要學英語,但是又遠遠不止學英語。

“國際教育”的起源,其實是西方國家的人到欠發達國家甚至殖民地國家,為了在當地為自己的孩子上學辦的教育。這當然有價值,讓我們看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進的做法。但是這樣的學校本身,不會是適合大量中國孩子的“國際教育”。

論英語,中國已經有世界上最大的學英語的人口了(嗯,3 億人,比美國人口還多)。但是我們離培養出世界舞臺的領導者,還是差得很遠。因為國際教育不只是學好英語(當然這很重要),除了語言好,還要有觀點,有見解,能瞭解聽眾,會講故事,能形成 “narrative”。(可譯為“敘事方式”,說實話這個詞本身就有深意,以後有機會再寫。)

在能力上,不僅是要有技術能力,而是要能關注大問題,有領導力,有同理心。如果不關注這些大問題,英語好無非是有了一個打工的能力。

最近清華成立了學生全球勝任力發展指導中心(Center for Global Competence)我有幸被邀請成為顧問委員會成員。中心的一個核心思想,是“本土國際化培養”,我非常認同。

那到底什麼是全球勝任力?中心有下面這樣一個模型。分了三個方面,一個是個人層面,包括道德與責任,自覺與自信。一個是人際層面,包括開放與尊重,溝通與協作。最後一個才是認知層面,包括世界文化與全球議題,和語言。核心其實是前兩個方面,語言和議題是外殼,沒有前兩個,那無非是語言花哨,誇誇其談,是無源之水。

中國的國際教育全是外國人在教學生,培訓班出來的真的是精英嗎

我們當天在清華討論的問題,就是這三個方面,都是應該在 K12 基礎教育階段就開始培養的。這就是教育的本質,而不僅僅是國際教育需要做的。如果到了大學還沒有的話,很多方面其實就很難被影響了。我們在一土希望做的事,就是希望能讓我們的孩子,早一點開始這個歷程。看看我們的課程體系,其實和清華提的不謀而合。

中國的國際教育全是外國人在教學生,培訓班出來的真的是精英嗎

2. 我們自我認知的偏差

一定程度上,所有的限制都是我們內心給自己的限制。一個自己不想當領導的人,不可能某一天“天降大任”讓你當領導。我們教育裡“實用化”、“標籤化”的導向,在深層上傷害的其實是我們每個人進行自我認知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如果覺得考慮公司戰略是“分外的事”,覺得和人談話是“浪費時間”,覺得替領導想問題是“拍馬屁”。

有了這樣的自我認知,我們就應該轉換思路,不僅是我能夠在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還要給外國朋友講好我們自己。其實論全球勝任力,美國主流教育裡也非常缺失,特別是對中國的理解。

中國的國際教育全是外國人在教學生,培訓班出來的真的是精英嗎

3. 國際教育不是“高大上”,反而是關注邊緣

我們一提到“國際”,就想到是西裝革履,鎂光燈,高大上。但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國際化”,反而是關注邊緣問題,邊緣群體。

我們中國的課堂,老師大都喜歡舉手最快的學生,但是好的老師,要關注到班裡每一個學生,特別是“後進”的學生。因為學習是每一個學生的權利。如何關注呢?不是對所謂的後進生耳提面命,用佐藤學老師的話講,是“漫不經心的關心”,用溫暖的眼神不斷讓孩子知道,老師在乎你。這“漫不經心”裡面透著深厚的人文關懷,對孩子的尊重,怎不讓人動容。

除了邊緣的“人”,還有邊緣的議題。牛津的羅德獎學金,是西方世界最負盛名的獎學金,它核心的一個價值觀,是"Fight the world's fight",羅德畢業生最大的去向,是新聞界,做“吃力不討好”的無冕之王。這種關注,其實和我們儒家思想裡的擔當和理想主義情懷,是一致的。這才是真正的“國際教育”應該有的底色。

最後,在中國國際教育的狂熱裡,我做一土學校是有點唐吉訶德的行為。我不是沒有能力讓自己孩子出國,甚至上名校,我要是想掙錢,搞英語培訓,出國指導,“容易”的路子多的是。

但我們在這裡生這裡長,見了世界,希望我們在有生之年,不只是給自己孩子謀個出路,總覺得應該多做點什麼,開始這樣一個探索。雖然困難重重,但希望終究有一天,我們的後輩們能說,他們在中國接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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