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氣讀完了楊絳的《我們仨》。
通過楊絳的敘述，看到一個心裡只有妻與女的錢鍾書。這個在外部世界偉岸的學人，更真實的狀態只是一個諾諾聽命的兒子，一個笨手笨腳卻有無限情趣的丈夫，一個完全融入幼童世界，跟女兒一同遊戲人生的父親。
才高八斗，帥哥一枚
女兒錢瑗生命中有許多波折坎坷，像愛人自殺，本人身患絕症，但是，她始終能保有生命熱情，不失幽默風趣，助人的柔腸，事業的熱心始終沒有缺失，這些稟賦與素養，顯然來自一對達觀智慧的學人父母。自幼，在一個書香濃郁的門第，她便學會以書紙為伴，而從淘氣的父親那裡，她更是承襲了樂觀心態，看她在人過中年後給父親畫的像，你可以看到滿滿的愛意與風趣，正是這種稟賦，使得生活中的坎坷與苦難都化作可以靜讀的內容，一一走過，始終淡定。
這個說好了“只死別，不生離”的一家三口，最後的死別竟然開始於白髮人送黑髮人，然而，彷彿有傷情，無傷痛，從錢瑗臨行前幾天的文字，以及楊絳夢境的回放，不難感受到迎來送往的安詳，面對生死的自在。靠人生智慧和達觀，這一家人姿態優美地走過人生長河。
楊絳講了一個生動有趣的故事，1941年，錢鍾書經歷數年離散，回到妻女身邊，四歲的女兒對這個陌生男人闖入，摻和進她們母女生活，明顯不適，尤其是對他大咧咧要分享“媽媽”的姿態不適，忍過一頓晚飯，她終於說話：“這是我的媽媽，你的媽媽在那邊，”錢鍾書愕然，他窩囊地回嘴：“我倒問問你，是我先認識你媽媽，還是你先認識?"”當然是我先認識，我一生下來就認識，你是長大了才認識。“錢鍾書對女兒附耳說了一句話，頓時讓女兒開顏，並從此成為好玩伴。楊絳一直好奇始終未得知的那一句話，我猜，錢鍾書大概是告訴女兒：我是來跟你好的，不是來跟你搶媽媽的。
跟孩子好，成為錢鍾書的家庭信條，為此，他不惜作牛馬豬狗，與孺子同聲同氣，狼狽為奸，這種姿態成為錢家家庭歡樂源源不斷的活水，錢瑗的人生姿態也就此養成，據她繼子回憶，繼母錢瑗彷彿他們生活中的好兄弟，總能跟他們玩到一起，打成一片，並常年不辭勞苦，輾轉奔波大半個北京給他們找好吃的，帶給他們莫大快樂；而錢瑗的同事同窗和學生也在追憶中畫出一個熱心助人，孜孜不倦的錢瑗，這便是家傳。
世人賞識錢鍾書伉儷的文采人情，而他們夫妻賞識的作品是女兒和相互，這個美滿家庭打造完成的過程，值得世人好好品咂。
《我們仨》開始即點題：這是記載一個萬里長夢，一個送別的夢，三個生動人生的尾聲，難免傷感卻韻味無窮。
楊絳把錢鍾書最後抱病在床，看做是一個久久的等待與告別儀式，正好讓她能一程一程地從容話別，只是這期間，女兒錢瑗的搶先辭世，讓老兩口失去了乖巧伶俐的依靠，也使他們的從容的告別添加了離恨——這於常人應是心靈重創和巨痛，但錢楊夫婦勉力把它只作別愁。於是，書一開始，楊絳就給人看了一個父女倆活潑遊戲的場景，這場景是最後別離的映照與回光，也是毫不做作的錢家既往生活畫像。
乖巧無害，只求活得自在。
淡泊明志，與世無爭，卻往往遭受冷眼與排擠，而冷眼與排擠也讓錢鍾書及早洞悉世態炎涼，終能遠離名利場，得以全身而退，安身而終，盡享自己人生趣味。
寵辱不驚，錢鍾書可謂典範。以其才學，能做南書房的活，受“娘娘”青睞，但他非但不趨炎，反而遠避恩寵，終能如願不在政治漩渦的中心站臺，而與此同時，那些位高權重聲名煊赫的文人正賣力地表演，察言觀色，朝南夕北地調整風向，以求得恩寵，還有不少文人為求自保落井下石。錢鍾書因為無慾無求，終能恬靜淡然。據他人回憶，文革正熾時，錢鍾書戴高帽從容過街還巢，對他人側目與嘲笑充耳不聞，奇恥大辱面前，能從容淡定，得自一份自來的清醒。
這份篤定非常人能持，進退有據的基礎是洞穿世事。1957年，當許多知識分子被鼓動著紛紛出籠，上臺表現時，錢鍾書拒不“起鬨”，不參加“大鳴大放”。世事洞察保佑了他的人生安定。
有其父必有其女，運動高潮，父母被打倒在地時，錢瑗回家，先在樓下貼一張父親大字報，“劃清界限”，然後回屋依偎身旁，為父母做一針一線，這種有條不紊，斯文節制，完全是錢式姿態，在瘋狂年代，動亂漩渦裡，能如此有條有理，保持定力，得益於錢家家傳。
淘氣，是楊絳屢次提到的錢式個性，這是他可愛可貴之處，楊絳也提到能把錢鍾書的淘氣呵護好，使其終生完好，是她的一項義務和成就。此言不虛。
錢鍾書的淘，也會讓人想到高爾泰，這類天賦異稟的人，往往不乏天真趣味。
而錢鍾書個性中的自負，孤傲，甚至尖刻，或許是他不為周圍人喜歡的，也是他不知由的遭受排擠的緣由，但是，哪個天才沒有讓周圍人難忍的個性？尼采，梵高，徐渭，不都是這樣？要說尖刻，偉大的魯迅也一樣不比他人少，只是他的尖刻體現在社會洞察和階級立場比對具體人更突出，不像錢鍾書更多針對個人，才少為人詬病。其實，錢鍾書的“酸”更多體現在他的洋洋自得上，比如他說楊絳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情人，這評價太高，這麼抬高自己老婆的，天底下少有。
什麼都是自家的好，這在錢鍾書那裡已經達到偏執的地步，所以，當夫人跟人打架，他也顧不得斯文，赤膊上陣。不但家人凜然不可侵，連自家的貓也凜然不可犯，根據楊絳回憶，當錢鍾書與林徽因做鄰居時，每次看到自家貓與林家貓掐架，他總要持杆上陣，給自己貓助陣。
上蒼從來公平，不把好處都給一個人，當給了一個人卓絕的才華，總會搭一些毛病給他。
名人有些毛病，總比高大上得不近煙火更可信，也可親——若不是非要成天跟他近身的話。
對錢鍾書最大的非議是他沒在顛倒的年月以其思想光芒申明大義，有所表現，做一個思想燈塔。
責備一個學人在動輒得咎的年代和局勢裡有所表現，跟慫恿一個人往已經赤紅的火山坑裡跳沒什麼區別。那個年月有無畏的犧牲，但也不能責備有畏的保全。趨利避害，避禍求安是人類本性，並無失德。
終其一生，錢家人活得精緻，有趣，謹小慎微，偃旗息鼓，有驚無險。在一個叵測的“大時代”，做一個卑微的小人物，這已經是生命的最低姿態，沒有什麼可非議。而即使在最低的姿態下，仍然呈現生命的光華，又非凡人能及。
當然，若從一個思想大家、精神領袖的要求來看，錢鍾書未免過於自我，缺乏擔當，問題是，錢鍾書從來沒有舔個臉去充大家，也從沒有以精神領袖自居，他只想做一個自我嚴謹的學人，一個充分享受生命、愛情、家庭之樂的常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因此，這種高大上的苛求對他來說就很無理。
能在一個詭譎的年代裡保持無害便是道德，活得無險，已是智慧。“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沒有錯，但想想那時的“臭老九”都什麼境地？那是一個不容迴旋的大時代。那些在一線的人，在一方疆土呼風喚雨的人，或者說那些處在舞臺中央的“大家”，是不是更該把擔子挑起來？想想他們的操性，就更沒有理由指責一個學人。
其實，在那種情勢下，不做無恥、下流、構陷傷害，落井下石已是守住了底線，因為，很多文化人已經肆無忌憚地跨過了這個底線，並藉此飛黃騰達，恩寵無限。
論人說事，只能基於當時。
生命從來也沒怎麼高貴，高貴生命是奢侈品，只有那些有非凡使命和大運的人才擁有，剩下的，都是卑微。即使聲名遠揚像錢鍾書類的，基本的姿態也是卑微。
如果生命無害，乖巧些又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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