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萬海遠
我無意為匹克迪反駁，也無意在左派和右派經濟學的道路上進行爭辯。但通過與匹克迪的接觸，我深覺他作為一個接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經濟學家的良好學術素養。2011年3月在巴黎舉行的財產差距與公共政策的討論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他，後來又在2013年10月18日在香港舉行的《財富分配與機會公平》的研討會上再次相遇。會上他對法文版的這本書以“長期不平等與資本主義”為題做了非常完整而清晰的介紹，同時他對我關於中國財產差距演變論文也表示了濃厚興趣，由此我們也討論了這個在恰當時間出現的恰當主題——貧富差距的新變化。
目前全球主要國家的貧富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這已經引起公眾對貧富分化、階級對立和社會動盪的擔憂。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權利也有利益的爭奪，有感性也有理性的判斷，有政治也有市場的各種考量等等。在這樣一項由小涉大的博弈中，我們不妨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來審視一番。
20世紀初期，很多激進的左翼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經濟充分實行個人私有制，會侵蝕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所以，很多社會主義國家都把資本主義作為洪水猛獸，拒絕引入市場經濟制度，也不承認貧富差距的存在。然而，自中國1980年代開始探討社會主義體系下的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它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私有產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相比於現當代資本主義的充分自由競爭和市場放任，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下的市場經濟制度，一方面充分發揮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而另一方面又能把政府調節市場的優勢充分利用起來。
匹克迪在分析資本主義世界300年的歷史進程後，驚人地發現貧富差距水平在持續提高，除非對資本的保有徵收高達80%的懲罰性稅收，資本主義世界已經無力對此做出任何回應。但是，這個藥方連他自己也無法信服，因為資本主義的財富精英們寧願看到這個系統走向自我崩潰，也不願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做出巨大犧牲。他略帶悲觀地認為，除非仿效中國和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對資本流動進行有效管控，強力調節資本的無序流動，從而嚴防投機性資本獲得不合理的資本回報，否則資本主義除了自尋黑暗的制度深淵之外，就不會有更好的制度選擇了。
縱觀全球貧富差距歷史和現狀，除了極偶然因為二次戰爭、饑荒而摧毀社會的資本基礎外，資本回報率始終穩定地高於經濟增長率和勞動回報率，由此可以推論資本擁有者的資本收入比會越來越高，從而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到最後窮人只能獲得極少的財富份額。事實上，匹克迪在對資本收入比的幾百年數據的分析中，也確實發現資本的回報要長期地高於勞動產出，從而導致近年來的財富集聚迅速增長。他認為資本主義難以逃脫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的悲劇事實，會造成日益嚴重的社會階層固化。
然而，我們在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數據時，卻發現資本勞動比和資本收入比不但在短期波動很大，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都能遠遠偏離均衡水平。比如，從古巴的股票市場數據中可以發現，富人的收入不僅暴漲，而且越來越起源於資本市場，古巴富人的收入中有40%來自於資本市場；同樣，在中國的富人中，有接近80%的收入來源是房產。特別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一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如中國和越南）不得不採取了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以至於樂此不疲地採用量化寬鬆策略，從而導致資本價格的飛速擴張，資本的回報比率也快速上升。
看來，資本主義的這些問題同樣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中，尤其是在採用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不僅顛覆了傳統宏觀經濟學的根本假設，而且也對微觀經濟學的立論基礎產生了衝擊。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理論需要重建，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也同樣需要進行調整，從而更好地對現實進行解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放開了對資本的管制之後，資本的活力得以充分保存和展現，從而資本的貪婪和限制性缺乏等特點再次迸發。因為缺乏財富再分配的強力調節政策，再一次導致了新時代下的財富畸形分配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收入代際流動性也再次固化。
平均來看，中國上一代遺產佔當期財產總量的比率從1990年代的5%上升到當前的8%左右，直逼19世紀中期最高的15%。這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財富代際傳遞問題也非常嚴重，當代的財產構成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上一代的繼承所得，而不是通過勞動、才能和努力正常獲得。富二代問題日益成為社會普遍存在的事實，窮人也日益缺乏社會上升的通道。如果一個社會的常態是持續穩定的世襲傳承，最終會導致社會主義體制根本無法正常運轉。所以，一個顯而易見的政策啟示就是從遺產稅、不動產轉讓稅、贈與稅等角度對社會的財富進行強力調節，嚴防下一代不勞而獲就能輕鬆地成為社會財富精英。這對當下中國出臺遺產贈與稅、房產稅等政策提出了急切呼聲。面對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存量和機會不平等，匹克迪認為資本主義無法從惡性循環的漩渦中逃出，從而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力量強制再分配社會中的財富水平。但是，他的藥方——對異常集聚的財富水平徵收高達80%以上的財富保有稅，從而使得資本和勞動的回報率保持一個穩態平衡——過於激烈，連他自己也承認，如此徹底激進的累進財富稅，會招致所有富人的強烈反對，而且也傷害了政府既得利益者的長期利益。
但是，匹克迪式的思維方式倒是可以給我們以啟發，即在初次分配領域即需對資本所得進行調節，比如對資本保有徵收一定的累進稅，對資本的增值部分徵收一定的稅收等。另外，匹克迪過於專注於分配公平，而忽略了社會財富的整體積累，比如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基礎上，也可以充分保證最貧困人群的福利得到最大化。因此，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在儘可能優先保障窮人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同時，提高窮人的收入份額，並且採取更加積極化的做法，包括對公司利潤的再分配改革、提高工人分享企業利潤比率的基本制度等，這些都可以從根本上約束資本的過度貪婪性，從而有效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資本天然的貪婪性和流動性造就了資本產出比的不斷提升，特別是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大背景下，資本回報率的變化不僅不會呈現邊際遞減的趨勢，甚至有可能持續提高，這構成匹克迪對資本主義未來悲觀預期的最根本原因。然而，從近年來的事實來看，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產出率確實呈下降趨勢，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水平卻沒有顯著增加。這表明，雖然經濟的初次分配在惡化，但由於政策調節後的再分配效果卻有顯著改善。從這個角度來說，市場是導致資本主義分配惡化的根本原因，但並非沒有政策干預與調節的空間，尤其是中國具備了大政府強力調節收入分配的一切條件。
另外，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資本管制的制度，從而為縮小資本的流動性提供了根本可能。特別是，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後蘇聯（俄羅斯）雖然極力放開各種國際貿易的政策壁壘，但是始終堅守資本的基本管制原則，資本賬戶的自由流動從來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徹底放開。可以說，這一點對當下的中國尤其重要，尤其是在市場成為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背後，保持國際資本的流動管制成為維護社會主義國家安全、保證勞動者根本權益的最後一道制度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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