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后金(清)政权存在的基础，这一制度本是努尔哈赤在民族统一过程中,在女真人传统狩猎组织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创建的。其基本结构是以300男丁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就是“旗”。1601年先建立四旗(固山),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为标志。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1615年又扩建为八旗,在原有四色旗周围加不同颜色的边(黄、白、蓝旗加红边,红旗加白边),称呼原有四纯色旗为整黄旗、整白旗、整红旗、整蓝旗,新加镶边旗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后来“整”字在汉字中也常作“正”因此便有了八旗“四正四镶”之说。
八旗是一种集军事、行政、生产职能为一体的组织。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所有女真(满族)人都被纳入八旗组织之中,即所谓“以旗统兵,即以旗统人”。八旗男丁遇有战事即是军人,平时则是从事生产的百姓,故称“出则为兵,人则为民”，“上马为军,下马为民”。清入关前政权无论是在赫图阿拉时期或进入辽沈地区后都没有设立府、州、县一类的地方行政建置,其统治区域内的人民和土地等不动产分归八旗各旗,可以说当时的国家就是由八旗组合而成。
除“正身旗人”外,八旗中还包括大量的旗下奴仆(满语称“包衣阿哈”,即家奴”),内有许多是从辽东地区掠获的汉人。后金迁都辽阳后,虽然对新征服地区汉人单独编户,但仍有许多人被编入八旗，从努尔哈赤晚年起,已开始利用一些投降的汉人为官,如抚顺守将李永芳,就被努尔哈赤招为额驸(驸马),任用其统领汉人,但如此者数量不多,而且分散附属于满族八旗之下,得不到充分信任。到皇太极时期,逐渐重视汉人作用,开始在八旗中专门设置由汉官统率汉兵组成的军队，发挥独特作用。
天聪五年(1631)正月,汉人官兵在首领佟养性统领下,试制红衣大炮成功,皇太极随即传令,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节制所有汉官,并以所属六甲喇近三干名汉军官兵编练使用大炮的火器营。一年后，佟养性报告以汉军充当炮兵的火器营编练完成,皇太极亲临检阅,大加赏识,厚赐佟养性及属下官兵,并于次年以海城地方汉人增编二千名汉兵。
天聪八年(1634)，根据其以使用红衣大炮为主的特点,将汉兵以满语正式定名为“乌真超哈”(重军),成为后金军队中一个特殊兵种。改国号为清以后,崇德二年(1637),正式成立汉军二旗,建置与满洲各旗相同,只是旗帜用元青(黑)色。两年后,扩充为四旗,崇德七年(1642)六月再扩充为八旗,旗帜颜色也与满洲八旗相同,也就是一般所称之“八旗汉军”。不过,到清代中期以后,这部分在入关前加入八旗的汉人常被称为“旧汉军”或“陈汉军”,因为他们来自辽东,有定鼎中原的“开国之功”，总体地位高于入关后入旗的“新汉军”。
汉八旗建立与汉官参政,使辽东地区以往的满汉矛盾对立进一步缓和,也为明朝一些官兵归附清政权创造了合适空间。为了给辽东汉族人以更大的自由度,减少其与满族人的矛盾冲突,皇太极时期还以过去汉族人口最集中的辽阳地区,作为汉军八旗和归降的孔有德等明朝将领及其部属的集中居住地,虽然并未放松对其监督掌控,但敢于让数以万计的汉人军队驻于距沈阳百余里,且直接连通辽西、辽南的辽阳,也体现出皇太极信任当地汉人的政治家胸怀。
由于辽阳成为皇太极时期汉族官员的集中居住地,此后的很多汉军旗人都以辽阳为籍贯。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先世,其至辽东始祖曹俊本居沈阳,后代中有数人任明代沈阳中卫指挥使,努尔哈赤夺取辽沈后归降后金,人满洲正白旗包衣佐领,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时已迁居辽阳,并任汉军炮兵教官，今存辽阳市博物馆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便镌有曹振彦等许多辽阳汉官的名字。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有很多蒙古人被编入八旗,他们来自东部蒙古的不同部落,有的是主动归附后金,如喀尔喀蒙古巴岳特部的恩格德里,即是最早归附后金的蒙古贵族之一。努尔哈赤为了表彰其归顺,特意将女儿嫁给他,使之成为大清国第一位蒙古驸马,并将其编入满洲正黄旗,赐封沈阳西郊的一片土地。恩格德里和公主去世后,就葬在这里,至今其墓碑尚存原地,即沈阳市于洪区平罗乡壕上村。该墓已列入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还有许多蒙古人,是因在与后金的战争中被俘获或被迁移至辽东地区而编入八旗。至皇太极天聪初年,就已有40个牛录,但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
天聪九年(1635),后金彻底击败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部,于是正式编立蒙古八旗,每旗都有原属满洲牛录下的“旧蒙古牛录”为骨干,连同新入旗的蒙古人,参照满洲八旗固山、甲喇、牛录组织结构编立,成为八旗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编入八旗的蒙古族人,与结盟关系的“外藩”蒙古有显著不同,他们已是清入关前后金(清)国的组成部分,在此后也与满洲、汉军/八旗有着基本相同的社会地位,并且彼此通婚,风俗习惯也逐渐接近,成为清代“旗人”群体中的成员。备注：欢迎转发，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更多精彩，与您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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