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周实
韩少功。（图片来自网络）
我一直很赞同董宇峰在《诺贝尔宣言》一文中对韩少功的评价，其文发表在《书屋》一九九六的第三期上，只有两句话：“其人的天才不止是聪明一点。他的思维不是一个加工厂而是一片农田，让读者能得到新鲜的稻米。他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不知道这件事的人去读他的小说，会误以为他只比自己聪明一点。”那么，韩少功的语言独特在什么地方呢？由于文体的限制，董宇峰没有详说，我这里来补充一下，那就理性和感性的很好结合。
韩少功的作品很多，我们不扯远了，只说他在《书屋》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短文。其实，也不用说，说起来啰嗦，还不如就摘几段我以为能表现他这个特点的句子来得直观和实在：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的状况，佛经中也有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与时下很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圣战与游戏》）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辩，总是要发现思辩的自限，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辩里安居。六祖及其以后的祥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默。（《圣战与游戏》）
我们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无须对文化的地域性积累过分地固定。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正在卷入越来越范围广阔的文化融汇，但我们无论走出多么远，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流，直到有一天突然涌上我们的心头，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回望故乡，是每一个人自我辨认的需要，也是远行的证明。（《远行者的回望》）
从根本上说，文学不是什么实用术，不是一件可以随时更换的大衣。把文学当成一件大衣暂时穿一穿的人，大衣下面必定没有文学，不会有多少人气。（《为什么写作》）
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只是一些操作感很强的卖客，文场上屡屡得手却骨血里从来没有文学，就像在情场上屡屡得手却从来没有爱情。（《为什么写作》）
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敏感，才总是力图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某一片星空。我不想说，我往后不会干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也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从事文学所需要的足够才情和功力。我与那位知青时代的朋友一样，可能一辈子也当不了作家，当不了好作家。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职业的文学可以失败，但语言是我已经找到了的皈依，是我将一次次奔赴的精神家园。因为只有美丽的语言可能做到这一点：一旦找到它，一切便正在重新开始。（《为什么写作》）
怎么样？是不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我看他的这些句子或者说他的语言真的是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这就是他的语言特点。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的这个特点也许更适合随笔一些，写随笔会更好看，也会使更多的读者受益。
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一点个人的感受而已。《书屋》关涉他的文字，我的印象还有很多，比如《齐人物论》之中，就有下面这么两段：
《马桥词典》曾经引起相当无聊的风波。博尔赫斯认为，他一生都在重写同一个故事，甚至所有的作家都在重写同一个故事。作家总是要受前辈大师的影响，无法想象不受影响的作家会是大作家。即便没有读过，但只要知道某部书存在，你就可能受影响——只有从来不写故事的“批评家”才会不受影响——但影响的焦虑并不影响有自信的作家依然可以独创，把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写出新意来。我认为韩少功做到了这一点，《马桥词典》是国内近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马桥”成了一个有自足意味的语言岛。作家借用词条分离的天然合理性，成功地打散了传统小说的完整叙事，实现了挣脱“主线专制”的初衷。但作家在借用对词条进行释义的天然合理性时，却加入了过多的议论。在引用经典时也有两个小疵：一、把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误归孔子名下。善于藏拙的当代作家则习惯于统称“古人云”。二、把“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误注为《庄子内篇第十》(实为外篇第十)，须知《庄子·内篇》仅有七篇。
为什么还没有人将韩少功称为大师？在当代中国，论综合素质，韩少功也许最为全面，单项指数也个个居高不下。能在小说、散文、评论、翻译诸领域全面出击且均有不俗斩获，中生代作家群中，正舍此不作第二人想。他是值得寄予厚望的，如果他能深得更邃，出得更来，固得更执，洒得更脱。瞎想一下，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
当然，这也只是说说而已。谁知道呢？凡事只要涉及命运，大多只能听天由命。那种所谓的掌握未来，不是盲目的骄傲自大，就是麻木的自娱自乐，只能当作一种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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