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個崛起於黃河流域的強大帝國，文治武功彪炳於世。唐代詩人把豪邁、坦蕩、銳意進取的精神，和任性、天真、逍遙灑脫的性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渾然天成。知人論詩，唐朝詩人是文學史上最具有黃河風骨的一個團隊，更具鏗鏘神韻。
唐朝詩人處在一個雄健有為的時代。
置身於大唐帝國開拓進取的時代氛圍，唐朝詩人像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充滿獲取功名的熱望。他們在詩歌中，展示出堅韌的德行、昂揚的精神和恢弘的氣質。比如：高適在《燕歌行》中寫人們的從軍報國之志和建功立業之情；王維在《老將行》中對征戰將士的勇猛做了形象的描述；李白在《俠客行其二》中寫俠客英姿颯爽，仗劍雲遊。
身處氣吞山河的時代，唐朝詩人都像黃河一樣雄健有為。
唐朝詩人處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置身唐朝健康向上、張揚個性的社會，唐朝詩人擁有廣闊的創作空間和自由的創作環境。他們敢於突出自我、表現自我、實現自我，胸襟開放，能以一種獨立精神完成作為一名詩人的使命。《長恨歌》涉及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又涉及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能有足夠的氣魄處理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並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除了跟他“挽唐室於既衰”的政治氣概有關，更得益於自由、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氣候。白居易寫《長恨歌》，沒有受到來自政治方面或道德方面的任何約束，更沒有人因他對先皇“大不敬”而興“文字獄”。
身處開明寬鬆的社會，唐朝詩人都像黃河一樣自由奔放。唐朝詩人處在一個張揚個性的時代。
唐朝詩人個性張揚，“狂”字當是最恰當的註解。“狂”，在唐人的詞彙中似乎是個褒義語，詩人的狂氣，更能證明他們的自傲自信、熱情奔放。賀知章即自號“四明狂客”，李白說自己“我本楚狂人”（《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杜甫則自稱“狂夫”(《狂夫》說“自笑狂夫老更狂”)。
“狂”字，散發著唐朝詩人生動鮮活的人格魅力。“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齊名，人稱王、楊、盧、駱。一向恃才倨傲的楊炯對這個排名順序很不滿意，自稱“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至於對“四傑”之外的宮廷詩人，楊炯就更瞧不上眼了，他用披上麒麟皮的毛驢來比喻那些無德無才而身穿朱紫官服的人。“麒麟楦”的典故應運而生。
“詩骨”陳子昂用買琴、摔琴、分發百卷詩文的方式譽滿京都。考中進士時，武則天召見他，初時見他“貌寢寡援”，便譏諷他“柔野”。陳子昂毫不氣餒，慷慨陳辭，述說“王霸大略”。武則天遂對他刮目相看，任命為九品麟臺正字，後又升為八品右拾遺。
身處豪放不羈的社會，唐朝詩人都像黃河一樣個性張揚。
黃河風骨，詩的國度，大唐的鏗鏘神韻，難以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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