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攻破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3000余人北归，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这桩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就是所谓的
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乱 、靖康之难 、靖康之祸。靖康之耻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作为一个民族悲剧，也深深刺痛了当时和后世的中原人民，南宋大将岳飞在他的词作《满江红》中写道：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临安牛家村的平民家庭即将降生的儿子也以靖康为名（郭靖、杨康），虽然是小说家言，从某种程度也反映了靖康之耻被后世所铭记。
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对北宋而言很难说完全准确
靖康之耻的原因见仁见智，靖康之耻的始作俑者也众说纷纭，但是，单从事件博弈的路径，靖康之耻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海上之盟。
北宋末年北宋经由山东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莱州（今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泛海赴金，与之签订了共同灭辽复燕（今北京市一带）的军事合作盟约 。 由于双方地理上受辽国阻隔无法在陆上接触，而需要海上经渤海往来，这个军事合作盟约因此得名海上之盟。
辽、北宋、西夏并立形势图
女真人与北宋的联系，在海上之盟之前就有。比如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女真国遣使来贡名马。之后的乾德元年（963）、开宝二年（969）、开宝三年（970）、开宝五年（972），女真不断前来贡马，马是北宋急需的战略物资，所以北宋对前来贡马的女真人厚往薄来，女真也可以通过贡马夹带其他商品进行贸易。
到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北宋大臣张齐贤在上书中指出：
西北未平，战马为急。旧日女真卖马，岁不下万匹，今已为契丹所隔。
从马匹数量也可以看出，名为朝贡关系的女真北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建立在互通有无的战略物资交易基础上。
契丹绘画作品《东丹王出行图》
北宋一直缺乏战马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天禧元年（1017）、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与女真的往来联系偶见于北宋的历史记录，但是，总体来说，登莱与女真之间的航道，荒废了百年之久。
直到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重开这条航路，北宋却自此走上了不归路。
海上之盟的建言献策者和重要参与者是赵良嗣。
赵良嗣原名马植，是燕地人，史称“世为辽国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
《宋史》的《奸臣传》其中不乏取舍和评价失当之处，比如赵良嗣最后以所谓结成边患，败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祸及中国的罪名被宋朝政府在贬所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市）枭首，追溯到所谓小时候就偷了邻居家一个橘子扒女厕所（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不见得是完全公允公正的，但是赵良嗣入《奸臣传》，是不是像有些史家比如柏杨等认为的是千古奇冤呢？
先别急着判断，还是来看看赵良嗣干的一些事。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领枢密院事、掌北宋兵权的童贯出使辽国，道经卢沟，马植夜见童贯的侍者，自言有灭燕之策，因而得以拜见童贯。童贯与其一番对谈，
大奇之，载与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诸朝。李良嗣于是向宋朝方面献策说：
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
徽宗召见他的时候他又说：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徽宗嘉纳他的献策，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从此他就以赵良嗣的姓名留在史书上，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中我们也称之为赵良嗣。
史称：图燕之议自此始。
燕云十六州在北宋和辽鼎峙格局中的地理位置
燕云十六州是北宋君臣心中永远的痛，这是一个自太祖、太宗开始就念兹在兹、试图恢复的念想，也是战略上如鲠在喉的一个凌迫，这就是赵良嗣的建言献策让宋徽宗如同瞌睡遇到枕头一样的原因。
后人为赵良嗣开脱，往往指出他设想的这些“联金灭辽”“收复燕地”远交近攻的策略，要有强大的力量作后盾，
远离故国大宋在燕地出生成长的他，没有想到是北宋的军事力量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赵良嗣对大宋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国力的研判可以放一放，我们来看一下他对辽国境内政治格局和动向的判断，就可以发现他对宋徽宗所说的“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没有一句是靠谱的。
首先，辽国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法，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国的燕地部分采用南面官制，大抵沿袭唐制，后来又兼采宋制而略有变通，燕地豪强贵族都已经成为辽国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比如可能与马植同族的马人望当到天祚朝的南院枢密使，至于当地的百姓，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血统方面与契丹已经密不可分，而与南方宋朝的汉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感情。而辽的“省徭役，薄赋敛”政策使得所谓“涂炭之苦”亦无从说起。
赵良嗣的
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只要宋朝军队一出兵，燕云地区的百姓就会用壶盛着燕京啤酒——雾，但浆本身指的是低度酒——前来迎接）和所谓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何啻大旱之望云霓。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这个说法里面索性说燕云地区的百姓会扎起鲜花牌楼来迎接宋军）一样，无疑是忽悠，是拍马，从他针对宋徽宗这个北宋王朝的最高决策者做这番举动角度，他的行为无疑是阿谀奉承、扰乱视听。套句现代网络语言，燕云民心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生长于此地的你赵良嗣心里没有一点逼数吗？
宋朝军队
葛剑雄教授《“香花楼子”的神话和北宋的覆灭》中指出：
实际上，迎接宋军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宋太宗两次北伐时，还是宋徽宗时攻辽入燕的军事进程中，北宋朝廷和军队都摆出一副“代天谴责”、“吊民伐罪”，以燕云汉人拯救者自居的架势，而与此同时，各种直接把燕云汉人当作非我族类的异类的不信任态度和做法，又使得前述的高高在上的姿态都成为事实上的欺骗。
前述燕云汉人的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不仅仅基于数百年的分离，也基于北宋政府不恰当的态度和政策。回到前述赵良嗣对大宋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国力的研判，他不是平头老百姓，很多事情并非几句我图样图森破，我真傻，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就能搪塞过去的。
金辽战争形势地图
再说所谓的复中国往昔之疆，虽然被戴上了民族主义的大帽子显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是从当时宋辽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来看，宋辽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了力量的平衡，华夷之别是理想，多国体制是实际，王朝正统是理想，南北两朝是实际。
北宋的行为首先是背信弃义——后来辽国使臣求和被童贯拒绝后说“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当然，是否背信弃义对于很多服膺“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网友来说，一点也不CARE，我们也就先不说这个，那么问题或许就在于，打破这一平衡之后能否形成新的平衡，北宋君臣心里其实也是没有一点逼数的，蠢蛋是没法玩马基雅维利主义的，OVER。
相比“正牌”的北宋君臣，赵良嗣作为“世为辽国大族”，当到辽国光禄卿高官（实际辽国避太宗耶律德光名讳，光禄寺应为崇禄寺）的人士，“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金国是怎么回事，他了解得更多，掌握资讯越多，自然也责任越大。
女真人“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骑马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
岳珂《桯史》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赵良嗣既来降，颇自言能文，间以诗篇进，益简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续通鉴长编》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国朝会要》，帝系、后妃、吉礼三类赏，良嗣实窜名参详，与转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据矣。后既坐诛，其所自为集凡数十卷，时人皆唾去不视，荡毁无收拾者。余读《北辽遗事》，见良嗣与王铚使女真，随军攻辽上京城破，有诗曰：“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野风乾。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上京盖今虏会宁，乃契丹所谓西楼者，实耶律氏之咸、镐、丰、沛。犬羊固不足恤，而良嗣世仕其国，身践其朝，贵为九卿，一旦决去，视宗国颠覆殊无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为人从可知也。纵有名篇，正亦不足录，况仅止尔耶！五銮乃上京殿名，保机之故巢也。
岳珂是岳飞的孙子，《桯史》以“公是公非”为写作目的，爱憎分明，在岳珂的视野和观念中，本无爱于辽国，
“犬羊固不足恤”、“（耶律阿）保机之故巢也”这样蔑视侮辱的语言非常自然地表达出来，但是，对于赵良嗣世代在辽国为官，本人在其朝廷当到九卿之一的贵官，而对于辽国的灭亡没有黍离之悲却吟诗表达喜悦之情，岳珂严重不以为然，认为直接反映了赵良嗣人格上的问题。这充分说明，赵良嗣的行为和态度从封建纲常伦理的角度，亦是不足取的。
童贯是一个有胡子的宦官，但是胡子长到剧照这样未免就不真实了
前面说到，宋徽宗赐姓赵氏的时候，封官为秘书丞；后升迁直龙图阁，提点万寿观，加右文殿修撰；宣和二年使金国还，进徽猷阁待制，后又进龙图阁直学士，得燕地后，又加延康殿学士、提举上清宫，官至光禄大夫（一品阶官）。
此时，一路飞黄腾达的赵良嗣上奏表示：
顷在北国，与燕中豪士刘范、李奭及族兄柔吉三人结义同心，欲拔幽、蓟归朝，沥酒于北极祠下，祈天为约，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谢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贵也。赖陛下威灵，今日之事幸而集，顾前日之约岂可欺哉？愿许臣致仕，使得买田归耕，令有识者曰：“此平燕首谋之人，得请闲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则臣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
这番言辞纯从事理角度分析，当然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赵良嗣高尚其志，只要得到平燕首谋之人的历史地位，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对官爵名利无所求；
第二，赵良嗣学道谦让，避免鸟尽弓藏，打算择便好田宅市之，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第三，赵良嗣以退为进，进一步提醒皇帝注意他是平燕首谋之人；
第四，间接推荐被他称为燕中豪士的刘范、李奭及他的族兄马柔吉。
辽帝国的西迁和金国的扩张
不管怎样，这正面的说法（虽然是他自己表述的）和负面的说法（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都不能径直相信，但一般而言，一个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邦故园和自己与之建立了中古封建关系的君王和政权缺乏起码的朴素感情和基础道德，却对更为抽象的“复中国往昔之疆”充满野望，对与自己本来没有连接点的帝国皇帝更有君臣父子之情的人，其伦理和情感基点是值得深度怀疑的。
而相比之后反复无常的辽常胜军统帅郭药师认为即将到来的动荡时代是男儿取金印之时这种对功名富贵的渴望，“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谢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贵也”的动机，如果不是一种对黑若斯达特斯名声（Herostratic fame）的追求，至少也同样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当然，北宋朝廷是不是真的有政治伦理上的资格和道义上的合理性杀死赵良嗣，这是另一个问题。
海上之盟这个时间节点之后，金国崛起、辽国灭亡、西辽建立、北宋灭亡……
作为一个小人物，在他生活的那个时点，赵良嗣可以说改变了华夏民族未来的走向，也改变了东北亚、东亚、中亚等地区整体的地缘政治格局，虽然这是他并没有预期和想到的事情。閱讀更多 談古論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