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搖號”新政出臺，讓杭州酒店式公寓市場一片躁動！僅濱江熱門LOFT項目，光一個週末就賣出去了40多套；同樣的火爆，也發生在一些不知名的遠郊項目上。
“杭州濱江區的酒店式公寓，去年還是2萬多/平方米，今年已經普遍漲到三、四萬！”就在杭州資深投資人、君潤資本合夥人謝仲仕感慨杭州酒店公寓房價上漲太快之際，一則公告或將為杭城酒店式公寓房價再添一把熱火！
日前,杭州規劃局發佈《關於擬出讓商業商務用地規劃條件增加類住宅限制要求的函》。文件明確，“對規劃條件未明確允許建設酒店式公寓等類住宅的，規劃條件中增加‘不得建設公寓式辦公、酒店式辦公等帶居住功能用房，最小產權分割單元不小於300平方米。”
這並非杭州第一次出臺“限酒令”。2012年杭州首發樓市“限酒令”，對酒店式公寓戶型做出“去住宅化”的設計限制。
“按照最新這個文件執行，今後酒店式公寓勢必拿地價格更高，房價自然又得漲上去！”謝仲仕說。
”
現有存量將被瘋搶？
儘管商業用地在用地分類裡有著非常細緻的劃分，可分為商務辦公、零售或批發市場等。但開發商在實際開發過程中，則會“打擦邊球”，例如先預留管道，等交付以後再進行改造等等，將寫字樓作為酒店式公寓等“類住宅”銷售。
所以說，“類住宅”一直是房地產行業裡一個頗為微妙的存在。這類產品面積小、總價低，且易於出租，投資回報率大，頗受一部分人群追捧，開發商也可以迅速銷售回籠資金。
酒店式公寓的投資吸引力到底有多大？
目前，杭州新開樓盤限價、限購和搖號，一房難求。住宅搶不到，年輕的剛需白領、大量的投資客紛紛投向酒店式公寓。與此同時，隨著杭城的快速發展，大批高新人才流入，酒店式公寓亦成為大多高新人才入杭的落腳處。
正因如此，杭州近年來的酒店式公寓市場熱度才居高不下。尤其一些小面積、低總價的酒店公寓，搶房難度不亞於普通住宅。最典型就是濱江區，今年單價跳漲到4萬/平方米，甚至超過周邊普通二手房。
“這次規劃局發佈的文件，會讓杭州後續要出讓的地塊，在規劃要求上越來越詳細，尤其是商業用地。”在謝仲仕看來，該政策對現有的酒店式公寓有利，目前在售的以及批出規劃的小戶型酒店式公寓，賣一套少一套，毫無懸念將被瘋搶。但對於新進入者來說，開發成本大幅度提高，未必有利於行業發展。
樓市“限酒令”為何需要升級
“酒店式公寓能不能成為投資熱點，取決於投資人對市場的預判，而非供需關係，這是投資品的一大特點。”與謝仲仕的觀點不同，浙報傳媒地產研究院院長丁建剛認為，文件發佈之後，杭州酒店式公寓未必再攀投資新高點。
丁建剛表示，對於“類住宅”的管控，其實主要強調了兩點：首先，明確這是違規的；第二是不能讓炒房之風從住宅流入“類住宅”。
實際上，杭州對於“類住宅”的管控早有先例。
不過，該“限酒令”實施以來，收效甚微。據浙江在線報道，2011年的杭州市主城區共出讓56宗土地，其中商業用地達34宗，絕大部分在《意見》實施前已搶先規劃為“類住宅”項目。直至去年，寫字樓改成酒店式公寓的現象也不少。
這一次，“限酒令”升級，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呢？
“當前，‘購租並舉’‘租售同權’是建立我國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重要舉措，而長租公寓模式正是政策落地的一大抓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酒店式公寓已經成為杭州住宅供應的重要補充，成為推動杭州發展的引擎。規範房地產行業發展自然責無旁貸，但無論住宅還是公寓，如何讓老百姓住得上、住得起房子，可能是管理者制定相關政策的唯一中心目標。”丁建剛說。
全國“限酒令”大盤點
其實不只杭州，多個城市已經或正在針對酒店式公寓等“類住宅”制定有關政策措施，例如——
北京：2017年1月，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陳剛在參加豐臺區代表團審議時透露，2017年北京仍會對“商改住”進行清理整治，並已經停止對商改住性質土地的供應。此外，《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2017年工作計劃》指出，要研究清理整治存量“商改住”項目政策措施，並建立長效管控機制，嚴格控制“商改住”項目增量。
上海：2017年1月，上海128個商住項目暫停銷售。2017年2月16日，上海閔行區出臺整治類住宅方案，責令開發商15日之內整改恢復商辦用途。
天津：2017年2月，天津市規劃局、市國土房管局、市建委聯合發出關於酒店型公寓建設管理相關文件失效的通知，今後天津不再新審批酒店型公寓項目。
廈門：2018年1月，廈門公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辦公類建設項目管理若干意見》，主要意思就是禁止辦公項目做成“類住宅”，禁止辦公類項目以住宅形式銷售，不得以諸如“公寓”“×房×廳”等推介商品住宅的專屬用語或設置住宅樣板房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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