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國內幾家摩企曾聯合上書，要求提高東南亞進口摩托車關稅，以封堵以川崎為首日本摩托車借道東南亞，利用關稅漏洞，享受東南亞零關稅的進口優惠。
很多用戶對國內摩企這些做法嗤之以鼻，認為自己不長進卻要靠政府。然而你知道嗎？一直自詡為硬漢的哈雷，也曾有過一段時間，不得不依靠高關稅來與日本抗衡。
20世紀下半葉，日本摩托車大舉進入美國市場，哈雷公司一度岌岌可危。
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的“叛逆文化”促成哈雷摩托車風靡一時。1953年電影《飛車黨》被認為喊出了美國青年一代的心聲，烙上反叛文化的標記。與此同時，哈雷公司利用不當商業行為和霸道手段推銷質量不過關的產品。這也讓哈雷公司走上一條經濟災難之路，並使公司瀕臨破產。日本摩托車從60年代起大舉進入美國市場，本田公司在美國投放的廣告將該公司摩托車描繪成一種乾淨的、良好的產品，是具有“社會危害的”哈雷摩托車很好的替代的。1959年，本田在美國售出1700輛摩托車，11年後，在哈雷摩托車變成公路“壞小子”之後，本田摩托車的銷量達到50萬輛。此外，其他海外競爭者也紛紛湧入美國市場。
面對巨大的競爭壓力，哈雷公司總裁威廉·戴維森譴責本田等公司向美國傾銷產品。但事實上，哈雷自己的管理不善影響了其業務發展。後來出任哈雷首席執行官的沃恩·比爾斯透露：“我們被日本人擊敗是因為他們是更好的經理人，他們是職業經理人，他們瞭解自己的業務並注重細節。”
1969年，哈雷公司在家族運營62年之後接近破產，美國機械製造公司收購了哈雷。然而，在機械製造公司管理下，哈雷的業績更加糟糕，無法同日本對手競爭。新老闆竭力排斥哈雷品牌，將旗下所有產品都冠上機械製造公司的牌子，此舉對哈雷品牌來說無疑雪上加霜。1911年時，美國已有超過150家不同的摩托車製造企業，到1978年，美國境內只剩下三家大型摩托車製造企業，其中兩家是日本企業。美國本土產的哈雷摩托車無法在美國獲得利潤，哈雷面臨著國內市場份額迅速下滑的困境。1980年，進口摩托車佔重型摩托車市場份額60%。
更為嚴重的是，哈雷內部勞工和管理團隊互相爭鬥，導致生產出來的摩托車質量越來越低劣。1981年，包括威利·戴維森(原哈雷公司總裁威廉·戴維森之子)在內的13名私人投資者以低價購回哈雷公司，之後哈雷的業績仍沒有起色。到1982年，這個重量級市場出現國內市場增長率為零，而進口市場份額為69%的局面，哈雷到了倒閉邊緣。但哈雷不是尋求在質量、價格和性能方面同日本摩托車一爭高下，而是再度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投訴。1982年9月1日，哈雷公司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交一份呈請書，請求使其從美國進口重量級摩托車的破壞性措施中解脫出來。這場法律行動被普遍認為是美國摩托車產業“最後一次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隨之出現，甚至催生了現在被稱為“哈雷法”的法律。哈雷公司的請願促使國際貿易委員會向里根總統提議，將摩托車進口稅提高5年。然而也有組織和個人強烈反對提高關稅。美國自由主義智庫卡託研究所發表文章警告說，新關稅無疑將使美國經濟遭受挫折。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官員承認，即使提高了關稅，哈雷公司仍然很有可能倒閉。
1983年，里根政府對哈雷的競爭對手日本摩托車生產商加徵關稅，關稅從4.4%提高到49.4%，這幫助哈雷的管理層重組公司。除了依靠政府幫助之外，哈雷公司進行了大規模改革，包括改造工廠、引進創新型的1340ccV2引擎以及推行實時庫存管理系統等。高關稅導致日本進口摩托車價格大幅上漲，加上哈雷大力提高質量及革命性創新，僅僅4年時間，哈雷就奪回美國摩托車界的老大地位。1987年，哈雷公司主動請求里根政府取消對日本進口摩托車加徵關稅，哈雷稱自己不再需要保護。同年5月，里根總統前往哈雷生產工廠參觀，里根告訴流水線工人們：“我們正在走向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繁榮之路，我們會乘坐哈雷(摩托車)到那裡!”
我們不怕國內摩企要求政府提高關稅，我們怕的是他們躲在高關稅後面不思進取。希望有一天，中國的摩托車企業，能夠主要請求政府取消進口摩托車加徵關稅，然後堂堂正正地說：
我不再需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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