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徽州这片土地上以及从古徽州走出去的人之中，曾有非常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徽州私人藏书之所以丰富，一是因为这块土地上文风昌盛，二是因为有经济基础。丰富的私人藏书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称，这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明清时从这里走出去的徽商富甲天下。在这块土地上有历史上著名的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剧等学术艺术流派。徽州的刻书业曾在明代盛极一时，万历年间达到鼎盛。这里生养了一大批读书爱书之人，他们对书爱读也爱藏，见到好书不惜重金购买收藏。古徽州的藏书有3种情况：府、县两级儒学藏书、书院藏书和私人藏书，其中私人藏书最为著名，影响深远。
古徽州私人藏书概貌
徽州私人藏书始于南唐。南唐时休宁人查文徽，官至工部尚书，他在青年时代曾手抄书数百卷之多。休宁洪庆之在南唐后主李煜征集天下遗书时，因为献书有功，授奉礼部郎、新喻令。这是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徽州私人藏书。徽州私人藏书大兴于两宋。其中有代表性的藏书家就有24人，他们分别是：歙县的闵景芬、黄宣、祝穆、汪杲、潘纶、吴豫；休宁的程大昌、金青松、吴瓘、宋松年、汪一龙、程珌、程卓、程明；婺源的汪藻、朱熹、詹廷坚、许大宁、王舟、胡霖、胡博、游克敬、汪杞、滕璘。
元代徽州私人藏书，相对于其它地方是比较集中的。元代徽州私人藏书家有代表性的是：歙县的吴以宁、鲍深；祁门的李伟、李与廉；黟县的汪泰初、王仲祥；婺源的程直方、戴焴；休宁的程文海。另外，元代的徽州私人书院、书塾远比两宋时兴盛，这可能与高压的时局与徽州人的个性有关。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取得较长期统一稳定的时期，经济的发展促使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私人藏书在数量上、规模上都超过了宋元时期。有史可查的共39人：歙县20人，休宁7人，祁门2人，黟县3人，婺源7人。与前面几个朝代不同的是，明代出现了一些专门藏书读书之人，而在以前，大多是为官一方，有奉禄，又看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就开始收书藏书，罢官以后带回家乡，修藏书楼藏之，以给后代子孙看。到了明代，藏书的功用性减弱，娱乐性增强。比如说歙县的吕旭，他就在先世的祖墓之侧，修瓦屋十几间，蓄书史图集，并取室名苞雪轩。歙县的吴希元时而挟书试南都，时而持算客广陵，后筑室溪上，鼎彝在陈，图书在壁，如身在三湘五岳、商周秦汉间。歙县的吴守淮常自言：“摩挲彝鼎，亲见商周，虽南面王乐不易此”。清代的私人藏书最兴盛，主要是因为刻书业发达，书籍产生广而且多，清政府大规模地编刊图书及创建藏书阁，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徽州私人藏书家数量远远超过宋元明藏书家总和，其中本地的共有63人：歙县25人，休宁10人，祁门1人，绩溪5人，黟县8人，婺源14人。另外，旅外的徽州籍藏书家有54人：歙县32人，休宁18人，祁门2人，婺源2人。这种鼎盛与徽商鼎盛是有关系的，徽商经营的成功，为私人藏书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徽商促成私人藏书鼎盛
徽州的私人藏书之所以如此众多，名闻天下，其初始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是北方迁来的达官贵族，他们大多有着很好的家学底蕴。徽州的私人藏书始兴于宋朝。史书上说：“宋代，徽州学风日益昌盛，徽州人大兴藏书。”宋朝，徽州是“程朱桑梓之邦”，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是徽州。朱熹曾两次回徽州省亲，每次都逗留好几个月，到处讲学，从学者无数。朱熹曾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极大地促进了徽州的读书风气，使徽州研究学问、从事著述的人极多，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徽州的私人藏书渐露头角，在宋代比较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就有：创建延芬楼的歙县人吴豫；在溪上建堂，收藏古今异书，为堂取名经畲，自号经畲居士的歙县人潘洋发；嗜好藏书，“未尝一日去书不观”的祁门人汪伯彦；藏书极为丰富，并从中采撷各家诗话，纂写了《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共100卷的绩溪人胡仔；不仅家里藏书十分丰富，而且是宋代著名的刻书家黟县人汪纲。
正像新安理学兴盛的时候，徽州也是“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徽州后来的私人藏书兴旺发达依据的也是徽州人长期经商创下非常显赫的物质财富。例如，元代，歙县的郑绍祖、黟县的汪大初和祁门的李伟，均以家富藏书著称。明代休宁县的程敏政是一个家境很富有的藏书家。随着徽州人的在外经商，清朝许多的藏书人大多寄居在苏杭江浙一带，他们即是生意人，也是著名的藏书家。比如，清代，寄籍在浙江桐乡的休宁人“汪氏三子”：汪文桂(字周士)、汪森(原名文梓，字晋贤)、汪文柏(字季青)兄弟三人，同以藏书而盛名，汪文桂和汪森共同修建了裘杼楼，聚书万卷；另外汪森还独自建有碧巢书屋；文柏家有古香楼，收藏秘籍珍本以及名书名画。与汪氏三子同时寄居在浙江桐乡的歙县人鲍延博，特别喜欢收买散佚书籍，家中收藏的古异书籍达数千种。侨居扬州的祁门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二人，酷嗜经典，常出高价购旷世奇书，家中有丛书楼，藏书甲大江南北。祁门人光绪十年在家乡渚口兴建的藏书楼就耗银万两。总之，买书藏书是要钱的，古往今来都没例外，徽州的私人藏书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是以徽商的财富为坚实基础的。
徽州私人藏书贡献文化发展
徽州丰富的私人藏书不仅荫及子孙后人，也给那些名人学者提供了读书阅览做学问的好去处。元代名儒陈定宇、倪道川、胡存庵常聚在黟县汪大初的贮书万卷的遗经楼里，观书、研讨新安理学。江永、戴震、汪肇龙、程瑶田等朴学大师经常到歙县汪梧凤家的疎园观书聚会探讨学问。海内名流黄宗羲就曾经和朱彝尊、汪纯翁等人，与世称的“汪氏三子”交往甚密，经常到裘杼楼、藻之堂观书，晚年还为搜抄稀有书籍，特地来到歙县，向丛桂堂的主人郑侠如借书抄录。著名汉学家惠栋经常到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看书。侨居淮安的歙县人，购书五万卷，曾特邀吴敬梓到其家观书数月……谁能说他们的学问和成就中没有这些徽州藏书人的心血呢？
徽州的私人藏书，给四库全书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的书源，极大地丰富了四库全书的馆藏。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库全书开馆，向民间征集书籍，流寓浙江桐乡的歙县人鲍延博献书600多种，而且大多是宋元旧版；侨居浙江钱塘的歙县人汪启淑，工诗好古，藏书甚富，向四库全书献精醇秘本500多种；侨居扬州的祁门人马曰琯，由他的儿子献出高价购来的旷世奇书776种。
徽州古籍珍本亟待收藏保护
徽州人爱书、藏书，往往是一家几代人，倾尽所有，竭尽心力。明初，歙县方富祯、方銮、方大治一门，累世积书，才有“万卷方家”；寄籍浙江海宁的休宁人吴骞，遇善本必倾囊购买；寓居江苏昆山的歙县人徐乾学，筑楼贮书数万卷，名其楼为“传是”，告诫子孙：“所传者惟是矣！”。绩溪人胡培翚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创建世泽楼，与族人购置大批图书藏之，成为有名的胡氏家族公用图书馆。可惜的是，由于战争、统治者的禁毁、火灾、子孙的不守和变卖等等，徽州的私人藏书被毁和散佚。在建国初期，有些人把古旧书籍当成封建糟粕，大量变卖焚毁。1953年，屯溪和歙县两地的私营土特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籍竟达3万多斤。1956年9月，屯溪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厂的废纸堆里，一次就抢救出比较珍贵的古籍800多斤。1956年10月，屯溪古籍书店开业，仅头4个月就收购古籍7万多册，其中有明成化刊本的《沧海遗珠》、嘉靖刊本的《新安大族志》、万历刊本的《三关图说》等珍本1000多册。现在古徽州这块土地上，保存完整的私人藏书楼已找不到一座，那些耗尽了古人心血的古籍珍本，现在也不知归于何处。古徽州这块土地上，没有了这些连名字都吐露着芬芳的私人藏书楼，这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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