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來到了澳洲！
據報道，目前在澳洲的中國留學生數量已經超過20萬，並且近年來這一數字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
不少中國留學生把畢業後留在澳洲作為留學的終極目的。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事實上，不要說永久性居留，就連求學期間融入周邊的本土社區圈子都很難。
無論是將來打算留澳或回國發展，中國留學生都很希望更多地瞭解澳洲社會，開眼界長見識。但限於各種主觀或客觀原因，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很難融入澳洲本地社區，被視為“透明人”。
融入不到當地社會社區，最明顯的缺失就是無法擁有人脈關係。這對留學生活的影響不僅僅是沒朋友，還會滲透到留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實習。
據澳洲網報道，來自中國廣州、現就讀於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金融與會計專業二年級的林同學(Yuki Lin)，已提交了3份實習申請，但迄今無一回復，而朋友們的遭遇跟她一模一樣。她說：“她們大多數都會回中國了，趁著暑假在那裡尋找實習機會。”
林同學還表示，當她初來澳洲的時候，曾希望能留下來。但隨著越來越多留學生來到這裡，競爭也變得更加激烈。留在澳大利亞真的很難，所以打算回中國。
人在澳洲留學,看起來卻更像遊學。除了能坐在澳洲大學的教室裡學習以及四年或者更長的“日程”，他們和那些趁著假期去澳洲知名院校旅行的學生似乎並無多大的區別。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中國留學生融入難？
社交障礙 讓中國留學生難入本地“圈子”
中國留學生們來澳洲前，無不豪情萬丈，理想宏大，但來到澳洲後一些人卻漸漸沉默，心如止水。一個普遍現象是，他們無法和澳洲本土學生或者其他國留學生交往，他們更傾向於形成封閉的小圈子“抱團”,與和自己語言、生活習慣相近的人一起生活和學習。
曾在美國求學、教學並從事科研工作近20年，後來選擇了回國定居的清華大學教授魯白，這樣描述在澳中國留學生的現狀：身在澳洲，吃著中國飯、瀏覽著中文的網站、看著中國的電視節目、身邊99%的朋友是中國人，除了上課和寫作業幾乎用不到英文。
中國留學生在結交澳洲朋友上面臨了許多障礙，很難融入圈子。
據搜狐教育報道，澳洲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中國留學生文森特（Vincent）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表示，與澳洲當地的同學交朋友“的確不容易，”尤其是對於中國學生來說。對此，來自墨爾本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專門研究國際教育的特倫教授（Professor Ly Tran）表示，文森特絕對不是唯一感覺到融入澳洲社會很困難的中國留學生。
特倫在研究中發現，中國留學生更傾向於與周圍的人進行社交，許多人並不會和當地學生交朋友。她表示，雖然語言障礙常常被認為是影響社交的最主要原因，但其實它僅僅是一小部分原因。“我發現許多澳洲學生並沒有看到與中國留學生社交的價值，所以他們缺乏內在的動力。其實交流是相互學習的過程，中國留學生可以從澳洲學生身上學到很多，同時澳洲學生也可以從中國學生身上學到很多。”
對於很多中國留學生的社交而言，不是沒有熟人,只是稱不上朋友。來自悉尼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21歲中國留學生薩拉（Sarah）認為，留學生和當地學生之間確實存在著分界。雖然她已經來到澳洲4年並一直生活在校園中，但是她仍然覺得與本地學生交往的機會相當有限。“我只有1到2個本地朋友，也許他們算不上朋友，更像是熟人。能夠進一步交往確實很好，但是我知道這真的很難。我們是在一起上學，但是每到期末的時候，我們就說再見了。”
“抱團”思維 讓大部分留學生固步自封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一些剛到澳洲不久的留學生會或多或少地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文化和生活習慣的不同，可能導致他們一時找不到和當地人恰當的交往方式，再加上語言交流上存在問題，很難交到朋友，無法融入當地環境。於是便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了將自己的社交圈，他們更加傾向於和華人交流。
馮天麟是墨爾本大學的研究生。她在未適應校園環境時，去尋求了學姐的幫助。學姐也是在墨爾本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她將馮天麟帶入當地中國留學生的圈子中，使馮天麟很快融入了這個群體中。她回憶起自己剛到大學時的抱團行為說，“我在找合租舍友時，會傾向於選擇中國舍友；在學校的課堂上，我也習慣和中國人組成小組一起學習。”
對於中國留學生的“抱團”現象，2014年年6月已從悉尼大學畢業，擁有會計和金融碩士學位的小梁深有感觸，“因為我也曾經是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
小梁介紹，以他個人的經歷來看，留學生剛來的時候基本面臨幾個圈子。一是初到澳洲，與國內的眾多親友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是為中國關係圈；二是一起上課的同學圈;三是室友;四是同學和室友的朋友圈；五是工友，也就是打工的時候所認識的人以及其朋友。對於一些留學生來說，他們的交際範圍也就止於這五大圈子。
小梁表示，其實如果再向前多邁兩步，參加校內外的一些社團活動或者志願者活動，生活圈子將進一步擴大。但是不少人難以放棄自己的母語圈。而難以放棄熟人圈步入本地圈，也有多種原因。
首先是時間上的安排，作為留學生，首先要過英語關，其次要過專業關，這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其次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不少留學生除了上課還要打工，一些留學生表示就再難擠出時間去參加種種社會活動。再次是一些留學生雖有心找當地企業打工，但語言、經驗門檻比較高，也就只能到華人背景的公司。四就是沒有渠道去了解，因為周圍的圈子都是華人。
小梁表示，如果只是要一個學位，在國內一樣也可以得到，留學花了這麼多錢，到頭來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這多冤啊。
對於這樣抱團現象，有教育研究專家指出，這既有積極的作用，比如可以彼此幫助照顧，克服在異國他鄉的各種困難和挑戰，但是也有著消極的影響，不利於提高外語水平、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對留學所在地的瞭解，這也導致這些留學生們於當地保持著巨大的隔閡。
馮天麟就說：“有時候是我們自己牴觸和外國人交流。如果嘗試著主動交流，就會很快融入到他們的群體中。”馮天麟認為，在同中國人交往和同外國人交往之間，可以找到一個平衡點。有的時候，留學生可以採取抱團行為，但也不能只在華人的圈子裡打轉，畢竟出國的目的，除了學習知識，獲得文憑，還應該有了解當地文化這項內容。過於封閉自己，出國的意義也會打折扣的。
隱蔽歧視：不是不想融入，而是無法融入
不能融入，一方面是中國留學生的自身問題，而在留學生努力融入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的隱蔽歧視，也擋著了那些想主動融入者的步伐。
在眾多的當地中國留學生裡面，我算是在本地社區融入得比較好的了。我是當地帆船俱樂部的網絡管理員，還承擔了俱樂部新網站的建設工作，不僅獲得了一封充滿讚譽的推薦信，還推薦了兩個急於積累工作經驗的中國同學到這傢俱樂部工作。此外，我還在學習帆船的過程中結識了不少當地朋友，獲得了難得的歸屬感。
然而這一切並不是我最初的計劃，我本來希望在大學宿舍樓裡發展自己的社會關係。剛開始我對此很有信心，因為我自認為頗有一些關於西方國家政治正確的知識儲備，明白即使一句恭維的話也可能造成對人的歧視，也知道如何避免因為無心的玩笑而冒犯別人。然而當我搬進宿舍區之後，才發現現實遠非如此美好和簡單。
我來到澳大利亞以後第一次向別人介紹自己的經歷就讓我有點猝不及防。開學之前，學校為了幫助宿舍區的新生們（其中超過90%都是本科生）相互瞭解，組織了一個“羅馬長袍聚會”(Roman toga party)，參加者把床單披在身上模仿古代羅馬人。我也興沖沖地參加了。聚會上一個本地的白人女生問我來自哪個國家，我說我來自中國。她馬上轉頭對身邊的夥伴說：“他們中國人為什麼說‘中國’(China)這個詞的時候總是聲音特別大？哈哈！”然後她開始一遍一遍地很大聲的模仿我的口音：“China! China!”（中國！中國！）。
一箇中國人，剛到一個陌生國家不到兩天，半裸上身斜披著一條床單，站在一群本地學生中間被人嘲笑口音。那種體驗真是既尷尬又無助。但是我當時的第一反應竟然不是憤怒和反擊，而是在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把“China”這個詞說得很大聲。是不是在國內接受的多年的愛國主義教育，讓我下意識強調“中國”兩個字？因為我完全沒有預料到一個文明程度很高的國家的女大學生會如此惡意地對待一個新來的外國人。
另一個讓我難以和本地學生融為一體的原因在於我不是他們認為的很“酷”的人。我所在的大學的學生們最流行的交往方式就是喝酒聚會。經常有學生在Facebook群組裡誇耀自己如何幾周沒有做作業，如何每天喝醉，這被看作是最酷的。而像我這樣滴酒不沾的學生則被認為是無聊的。不過在我看來，這種膚淺的尋歡作樂才是真正的無聊，我也不願意改變自己的行事原則。
王峻嶺的經歷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那些試圖主動融入的留學生面臨的尷尬和無奈。
公開歧視：留學生自身無法逆轉的複雜困局
如果說隱性歧視只是造成了中國留學生融入的困難，那麼，公開的帶有明顯敵意的歧視就近乎於挑釁了，也是中國留學生自身無法逆轉的困局。
受中澳關係趨冷影響，對在澳中國留學生的歧視已從學生之間半玩笑的有意無意，演變成公開的赤裸裸的挑釁，甚至上升到暴力事件。在一些澳媒體上，有關“中國間諜滲透”“華商干擾澳外交政策”的聲音也不時出現。在墨爾本大學、莫納士大學甚至出現了“禁止中國學生進入”的海報，悉尼大學還發現“殺掉中國人”字眼的極端情景。如此種種都讓人感受到一種“異樣”氛圍。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去年7月，澳洲國立大學講師Steve在講信息科技專業的計算機課程時，放出了一張PPT，上面的英文說“I will not tolerate students who cheat.”這本來這沒什麼問題，畢竟英語是澳洲的通用語言，問題在於這位老師在這句英文的下面，再來了一箇中文的版本：“我無法容忍學生作弊。”
這句話讓澳洲國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們憤怒了，在這樣一個國際班，各國留學生眾多，為何單獨用中文警告學生？這難免讓中國留學生感到屈辱。
之後事情不斷髮酵，中國留學生在該學校的Facebook上發帖討論這件事，還被學校的管理員刪除，理由是事件失去了控制(out of control)。
當晚，這名老師給上這堂課的學生們發郵件道歉，他稱：“有幾個英語不是母語的學生告訴我，不是所有學生都能準確地理解這些句子，我又瞭解到這節課上的中國留學生佔比例較大，所以才加了一箇中文的翻譯版本，無意中傷害了一些優秀的學生，我意識到這很不妥當，希望大家能夠接受我的歉意。”
另據《新京報》報道，2017年10月23日前後，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發生多起針對中國留學生的威脅、毆打事件，其中最惡劣的一起是，兩名中國高中留學生在堪培拉沃登區巴士轉換站等車時遭到多名當地青少年“借煙”，遭拒絕後留學生被野蠻毆打圍攻，更被辱罵“滾回中國”，其中一名男生眉骨開裂、一目暫時失明。
讓人震驚的是，事發時，當事人兩次向步行距離僅一分鐘的警察局報警，結果一次被以“有重要案件處理”“對青少年無能為力”等理由拒絕，另一次姍姍來遲，最終沃登區巴士站事件受害人還是靠中餐館保安出面解圍，方能脫險。
事實上，對中國留學生的歧視態度不僅僅民間存在，一些澳洲政府官員看待中國留學生也帶著有色眼鏡。
去年10月，澳洲外交部長Bishop就曾表示，中國留學生身上帶有的中國痕跡和中國色彩，對澳洲的言論自由造成了很大的威脅。這已經不是澳洲政府第一次提起這個話題，也是10月初，澳洲外交部秘書長Frances Adamson就公開表示，讓澳洲各大大學警惕中國留學生。，澳洲外交部高官們多次在公共場合、媒體鏡頭前談論這個話題，說到中國留學生就聞聲色變，面色嚴肅，語氣沉重。
如此種種，已經搞不清楚，究竟是民間的排華騷動左右了澳洲政府的認知，還是政府的言行激勵了澳洲民間的行動。
路在何方：清除融入心路上的軟硬路障需各方共力
澳大利亞未來領袖研習所曾經在悉尼舉行過一個針對中國留學生的“青年領袖研習論壇”，其中一項培訓內容為介紹澳洲的政治經濟以及社區方面的情況，倍受中國留學生的歡迎。
由此可見，中國留學生還是很渴望深入瞭解澳洲的社交文化，風土人情，以便能為自己真正融入澳洲社會積累經驗、提升社交能力。
那麼，中國留學生如何克服融入澳洲社會過程中面臨的障礙呢?
新州華人議員、澳大利亞未來領袖研習所的創始人王國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中國留學生在澳融入本地社區所存在的困難有三大方面：一是語言，二是文化，三是價值觀念。
語言上的障礙無疑是首要的因素澳洲外交部長Bishop就曾表示，中國留學生身上帶有的中國痕跡和中國色彩，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橋樑，一些留學生自己覺得語言不好，不願意主動開口和接觸，以致與其他背景的學生和本地人交流減少，結果圈子更加固化。
其次是文化上的差異。一些留學生對於本地風土人情、歷史地理的瞭解不深或者根本沒有興趣，看的是中國的電視，聽的是中國的歌，關注的是中國的流行文化;對母語國的熱愛固然無可厚非，但是既然在澳留學，或者有打算將來留下發展，那麼對當地的瞭解和與本地人的溝通是必不可少的。這文化上的差異還包括其他各方面包括運動、生活上的細節種種。一些留學生感覺差異太大也就失去了溝通融合的動力。
再次是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為人處世方面的差異。這也是留學生在融入本地時常見也是更為深一層次的問題。對於一些留學生來說，語言可以不斷鍛鍊提高，文化方面比如興趣愛好也可以培養，但是固有的一些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不容易改變，而這裡，對留學生的跨文化溝通的能力的要求也更為之高。
這三大攔路虎無疑是客觀存在著的障礙，有待於留學生們去克服。
除了留學生的自身障礙，那些存在於教育機構或者政府官員心裡的主觀障礙危害更甚。澳洲臥龍崗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主席鄭端(Duan Chang,音譯)說：“除語言、學術困難、孤獨和經濟壓力之外，種族歧視也是我們需要面臨的問題之一。”
有教育專家表示，留學產業是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極力扶持推廣的支柱產業之一，中國學生更是澳洲留學生的主要來源。2017年11月份公佈的另一項數據顯示，澳洲32%的教育出口收益來自中國留學生，這顯示出澳洲高校越來越依賴中國留學生獲得收益。若不能為留學生們創造一個公平合理、寬鬆大度的學習、生活環境，勢必對整個澳洲留學經濟產生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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