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快進鍵”：新時代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最近一段時間，長三角地區真是忙得不可開交，有識之士們都在緊鑼密鼓地共謀大事。

就在六一兒童節當天，2018年度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在上海舉行，三省一市主要領導悉數參加座談會並出席成果發佈會。同時，由三省一市共同研究制定的《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內容正式發佈，其中涉及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和全國首位的新技術應用示範引領區，加快佈局城際軌道交通、優化長三角機場群，5G協同佈局先行試用等多項具體內容；圍繞著交通互聯互通、能源互保互濟、產業創新協同、信息網絡高速泛在、環境整治聯防聯控、公共服務普惠便利、市場開放有序等七個主要領域，均有具體行動計劃。

熱詞一個不落，件件關乎民生。

《行動計劃》更提出了未來三年長三角地區要實現的宏偉目標：

“到2020年，長三角地區要基本形成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建成樞紐型、功能性、網絡化的基礎設施體系，基本形成創新引領的區域產業體系和協同創新體系，綠色美麗長三角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區域公共服務供給便利化程度明顯提升，全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排頭兵地位更加凸顯，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基本建立。在此基礎上，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把長三角地區建設成為全國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引領示範區，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亞太門戶，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自從2017年底明確了“共同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理念以來，長三角各地區便開始攜手加速探索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從組建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到編制《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再到啟動各項專題合作……人們真切地感受到，“一體化”一詞從未像今天這般炙手可熱。

一體化了30多年的長三角地區，此刻已經按下了“快進鍵”，讓所有人無比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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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地區是“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點，包括上海、浙江、江蘇和安徽四個板塊，是國內公認的最具經濟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自上世紀80年代起，國家就開始了對長三角區域實施城市群發展機制的探索。隨著時間的推移，以上海這個中心城市為依託，長三角其他各省市、地區之間的聯繫和交流變得愈發密切，城市群的合作發展機制也不斷進入新的領域，並跟同我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滾輪持續提速。現今，長三角城市群已經躋身於“全球六大城市群”的行列之中。

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長三角地區取得的成就令人讚歎不已。據統計，2017年全國GDP為827122億元，而長三角地區以佔全國2.2%的土地面積和全國11%左右的人口，貢獻了全國GDP的20%，佔比還比上年提升了0.2個百分點。

從城市來看，除了上海外，蘇州、杭州、南京、無錫的經濟總量都已經陸續邁入“萬億俱樂部”（詳見圖1），而杭州更是憑藉自身經濟、環境、就業、宜居等諸多方面的優勢，正在逐漸成為“新一線城市”。

另外，從收入增幅來看，2017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3%。上海增長8.5%；江蘇省轄九市多居於8.5%~8.9%，浙江省轄八市多居於8.2%~8.8%，安徽省轄板塊增幅多居8.6%~8.9%區間，幾乎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然而，雖說經濟總量與居民生活水平都在不斷走高，但長三角地區仍有很多深層次的瓶頸問題尚未得到很好的解決，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政府與市場的不協調。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開啟可以說是政治動員的產物，因此政府在長三角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少地方仍是“強政府、弱市場”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不僅會在一定程度上讓長三角一體化偏離最佳路徑，還會因各地區尚未達成一致的利益協調機制，在非合作博弈中為了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而損傷整體發展效率，即所謂的“諸侯經濟”（詳見下表）。政府與市場間的矛盾，正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面臨的最大阻礙和桎梏。

第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雖然長三角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位居全國前列，但區域間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嚴峻，對長三角一體化的良好發展造成了制約。除政治和制度因素影響外，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在內的要素差異。事實上，上海、蘇南、浙北地區的要素資源比較豐富，而蘇北和浙南的資源相對匱乏，安徽更是整體落後。要素差異直接導致了產業差異，要素資源豐富的地區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而不具備優勢產業的地區發展則相對落後和被動，久而久之便拉開了差距。

第三，各地產業同構，集聚水平不足。根據相關的調查報告，長三角核心區各個城市中，超過半數都將汽車、石化、通信作為重點發展產業。需知，產業集聚不是簡單的重複和集中，而是產業的銜接與產城的融合，其目的則是要實現資源集約利用和產業功能整合，要求企業之間加強信息交流和合作，達到優勢互補、錯位競爭、鏈接發展，進而提升整體競爭力。然而，目前長三角地區的產業重複建設較為嚴重，難免造成資源的浪費與集聚水平的不足。

第四，城市間協調聯動性不夠。從長三角城市群發展現狀來看，合理的城市層級和分工體系未能形成，“簡單均衡”或“一城獨大”現象明顯，城市間協調聯動性不足，難以發揮城市群效應，影響一體化發展。

在這樣的背景下，長三角一體化的進程得以提速，意味著國家正著手對其高質量發展做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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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按下“快進鍵”，其背後有哪些深意？我們不妨從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講起。

早在1776年的經典鉅著《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就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源泉進行了探討。他不僅論證了分工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效應，還從商品交易角度出發系統分析了市場規模與勞動分工的關係，即“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而後人對其加以提煉，總結出了一條名曰“斯密定理”的規律（詳見圖2）。

基於此，不少學者做出了創造性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馬歇爾的觀點，即市場規模的擴大，可以使廠商從兩個方面受益：一來，勞動分工會進一步細化，企業的生產成本相應會降低，使得更高的產量可以更低的成本獲得；二來，隨著市場容量的增加，企業的聯合或者擴張加快，促使廠商規模擴大，與此同時，企業的競爭對手也會相應減少，從而為廠商帶來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

不難看出，“斯密定理”最關鍵的環節便是市場規模的擴大，而這當中又隱含著兩層意思：市場範圍“量”的擴大與市場深度“質”的增加。前者側重於空間地理的概念維度，包括地區市場、國內市場乃至全球市場範圍的擴張，而後者則側重於市場化程度的深入，即有利於市場交易發生的因素不斷增多，使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更小，從而讓勞動分工更加專業細緻，生產效率得以提高。只有如此，該地區的經濟才會獲得源源不斷的更高質量增長動力。

瞭解這些信息，回過頭再來看長三角一體化的提速，答案便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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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當然是從空間地理層面擴張了市場的範圍，這個自然不必多說。不過，市場範圍的擴大會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而市場深度的增加則是無窮無盡。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深度的增加對於區域生產效率的提升以及經濟的增長更為重要。

對於長三角地區來說，一體化的提速可以進一步降低區域間要素流動的障礙，深化區域內分工，為產業集聚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前提條件。

我們知道，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分工日益細化，讓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職能趨於專業化，進而成為專用性資產，要素之間彼此替代的難度大大增加。而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能夠減少要素的流動費用，降低交易成本，這便拓寬了受專用性約束的生產要素的流動空間，為要素流動帶來的產業集聚提供了空間載體，從而將外部經濟內部化，促成區域經濟的更高質量增長。

這一過程中，至少會催生“四個有利於”來予以助力：

第一，有利於資源更好地配置。經濟一體化的本質是按照地區分工的要求，調整區域內的經濟結構，從而使市場供給的商品、服務、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和產品能夠充分流動並獲得無差別待遇，實現更加合理的資源配置。

第二，有利於創新活動的產生。一方面，在區域集聚體內，高度專業化的技術和人才在地理上得以集中，會擦出知識儲備與信息積累的火花，為企業提供實現創新所需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在市場環境下，當同行企業集聚在同一區域，會讓彼此的競爭趨於表面化，迫使他們不斷改進技術，積極參加創新活動，從而獲得足夠的市場競爭力，並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而這些過程都會讓更多的新產品與新業態不斷問世，進而在擴大市場範圍的同時反哺勞動分工，使其得到進一步細化，形成良性循環。

第三，有利於形成協同與互補。

第四，有利於降低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的核心在於地方行政壁壘。按照經濟學的一般邏輯，地方行政壁壘越高，要素流動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動就會更加順暢。而長三角一體化的提速則會進一步降低三省一市內各個地區之間的行政壁壘，並弱化要素流動的制度成本，從而為區域經濟發展賦能。

以上種種，均離不開政府和市場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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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區域一體化都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而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加速，更加迎合了當前時代的主流。

縱觀世界發展史，已有美國的紐約灣區、日本東京灣區、英國倫敦的大都市圈等城市群為我們做出了榜樣，那裡雲集著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優質資源，無論是企業、科研機構還是人才。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地球上1.5%的土地上聚集著全世界一半的生產活動。在日本，3500萬人擁擠在東京這塊不足日本總面積4%的土地上，實現超過日本60%的經濟總量；在美國，2.43億人集中在僅佔全國總面積3%的城市群，成為世界生產率最高的城市區域。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正如在前不久剛剛結束的第十一屆“中華學人與21世紀上海發展”研討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教授所呼籲：

“單打獨鬥的城市沒有未來。”

今時不同往日。現在的長三角地區，早已具備了相當的經濟規模和產業實力，並告別了過去一味追求高速增長的階段，發展理念理應有所轉變。就像健身房裡的我們一樣，當練到一定瓶頸時，唯有不斷加碼進階、改進思路方能有所突破。而今，在我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的要求下，長三角一體化的提速也擁有了更新的內涵和更深的寓意。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前進的腳步也從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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